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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艺术之节制作用 艺术是人类情感的宣泄，其作用是节制而非激动，所以说：“凡作乐者，所以节乐。”（《乐书》）(2)《正义》对这话的解释是：“不乐至荒淫也。”正说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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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幽默解 幽默（Humour）是人生和文艺里很重要的一个成分，在西洋的美学家或批评家都有很多学说去讨论它。在中国有与之略略相当的一个名词，就是所谓“滑稽”。滑稽和幽默当然有距离，这距离越到后来越大，但在司马迁所解释下的滑稽则与幽默的真解不相远。他曾说：‘不流世俗，不争势利，上下无所凝滞，人莫之害。”（《太史公自序》）又说：“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滑稽列传》）凝滞和纠缠的确是幽默的反对物，凡是“化不开”的人物不会懂得幽默。功利观点也是凝滞和纠缠的一种，所以懂得幽默的人或者在某一刹那而处在幽默空气中的人，他一定持有一种超功利的态度。所谓“不流世俗，不争势利”，正是指此。幽默是不伤害人的，否则变成冷讽；因此人类对于幽默的反应也是没有恶意的，所谓“人莫之害”是。幽默包括智慧和超脱，而且还有一点悲悯和温暖；它是会心的微笑，但其中含有泪。我们可以这样说：高等的滑稽就进而入于幽默，低级的幽默却不免流于滑稽。太史公在七十篇列传之中，居然给滑稽留出了一个独立的节目，可知他对此道之重视。他的《滑稽列传赞》也非常幽默：“淳于仰天大笑，齐威王横行（指连赵事）；优孟摇头而歌，负薪者以封；优旃临槛疾呼，陛楯得以半更；岂不亦伟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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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司马迁在批评上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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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再说司马迁在批评上的实践。司马迁是富有天才、识力和同情的大批评家，他具备着所有伟大批评家所应当有的条件。虽然他不曾写什么条分理析的批评论文，但他用叙述的方法把他那深刻而中肯的了解织入他的创作中。他像近代欧洲文艺传记家一样，描写就是批评。因为他观察深入和清楚，能够见到一个人的底蕴（包括好和坏），而出之以赞美或憎恶的浓烈情感；且即使是憎恶，却又不失其对书中人物的同情，所以他的书富有无限的魔力，我们可以说，他的书是时时在创造着，也时时在批评着。所以我们假如要在其中找出几段纯粹的批评文字是不可能的。下面也不过是一点“样本”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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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于孔子之礼赞 批评孔子，是一大难题，因为孔子的地位太重要，方面也太多，价值更是太大。如何称誉才能不失分寸？这应该是使太史公棘手的事。然而他却轻松的写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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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馀世……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孔子世家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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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清楚地指出孔子的整个价值在对于六艺的贡献，尤其是礼。言简意赅，这是何等的识力！所以他时时以六艺和孔子并称，例如：“秦缪公立三十九年而卒，其后百有馀年，而孔子论述六艺。”（《封禅书》）“周室既衰，诸侯恣行，仲尼悼礼废乐崩，追修经术，以达王道，匡乱世，反之于正，见其文辞，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太史公自序》）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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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艺中，司马迁尤其着重孔子与礼的关系。《孔子世家》可说就是以礼为线索的，从“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到“适周问礼”，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到“臣无藏甲，大夫无百雉之城”，到“与弟子习礼大树下”，到“追迹三代之礼”，到“《书传》、《礼记》自孔氏”，直到“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在太史公心目中，孔子一生是与礼结不解之缘的。孔子的伦理思想原是由群到个人的，个人与群如何相安？孔子的解答也就是“礼”。——礼是就群的立场而给予个人的一种合理的制裁。太史公是真能了解孔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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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太史公也很了解礼，所以他能够知道一生汲汲于礼的孔子的重要；但一般人常不愿受礼的约束，于是孔子就不免成为一个寂寞的失败者了。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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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洋美德乎！宰制万物，役使群众，岂人力也哉！余至大行礼官，观三代损益，乃知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其所由来尚矣。……所以防其淫侈，救其凋敝，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贵贱之序，下及黎庶、车舆、衣服、宫室、饮食、嫁娶、丧祭之分，事有宜适，物有节文。……周衰，礼废乐坏……循法守正者见侮于世，奢溢僭差者谓之显荣。自子夏，门人之高弟也，犹云“出见纷华盛丽而说，入闻夫子之道而乐，二者心战，未能自决”，而况中庸以下，渐渍于失教，被服于成俗乎？孔子曰：“必也正名”，于卫，所居不合，仲尼没后，受业之徒，沈湮而不举，或适齐、楚，或入河海，岂不痛哉！——《礼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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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是极其热心实现理想的人，但也是不轻易和现实妥协的人。例如太史公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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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公九年，阳虎不胜，奔于齐，是时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费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弥久，温温无所试，莫能己用，曰：“盖周文武起丰镐而王，今费虽小，倘庶几乎？”欲住，子路不说，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岂徒哉？如用我，其为东周乎？”然亦卒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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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隐》上说：周文武起丰镐而王，“检《家语》及孔氏之书，并无此言，故桓谭亦以为诬”。其实太史公所写的是艺术的真，是一种心灵的记录，原不必拘拘于出处。“温温无所试”，是孔子的热心和寂寞；“然亦卒不行”，就是孔子的不苟。又如《史记》写孔子（六十八岁了！）归鲁的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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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求将行（先是，在孔子六十岁时，康子召冉求），孔子曰：“鲁人召求，非小用之，将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归乎！ 归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子贡知孔子思归，送冉求，因诫曰：“即用，以孔子为招”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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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孔子的渴望返鲁，与其对于自己手底下人才的满意，先作一番烘托，于是写孔子一直过了八年，果然可以返鲁时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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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季康子逐公华、公宾、公林，以币迎孔子，孔子归鲁……凡十四岁而反乎鲁。鲁哀公问政，对曰：“政在选臣。”季康子问政，曰：“举直错诸枉，财枉者直。”康子患盗，孔子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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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孔子实现政治理想的机会要到了，可是下面紧接着说：“然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终于把一个倔强而自重的老人之命运和骨格合盘托出！孔子是失败了，但孔子的失败是伟大而富有悲剧感的失败。《孔子世家》便是要传达这种悲剧于永久的。司马迁在比较驺衍和孔子的遭遇时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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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公大人初见其术，惧然顾化，其后不能行之。是以驺子重于齐。适梁，梁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适赵，平原君侧行襒席。如燕，昭王拥彗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作《主运》。其游诸侯，见尊礼如此，岂与仲尼菜色陈蔡，孟轲困于齐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义伐纣而王，伯夷饿不食周粟；卫灵公问陈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谋欲攻赵，孟轲称太王去邠：此岂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内圜凿，其能入乎？——《孟子荀卿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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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阿世苟合以实现其主张，这就是孔子（孟子亦然）人格的硬朗处。荀子只讲究“固宠无患，崇美讳败”（夏曾佑《中国古代史》，页三三八，《大学丛书》本），品格就较差了。司马迁对于荀子并无什么赞语，可见司马迁是有眼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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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事业在礼，礼是“群”对于“个人”所加的正当的制裁，已如上述，所以如果礼行，孔子的理想政治便可实现了。孔子为说明他的理想政治起见，于是作《春秋》。《春秋》不仅记“已然”，且标明“当然”，而其根据就是“礼”。司马迁很懂得这个道理，所以说“《春秋》者，礼义之大宗”。司马迁甚至以为《春秋》一书等于一种政变和革命，所以有“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自序》）的话。因此孔子不唯是一个帝王，教主了，而且是一个革命领袖。《史记》就是想继承《春秋》的，这也可见出司马迁自负之重来；至于他对于《春秋》之了解，则多半近于公羊家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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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于老庄申韩之批评 司马迁所处的时代，正是“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的时代，却难得司马迁给孔子写了那样向往的传记以后，却又分出篇幅来写了老庄申韩。他说老子是：“无为自化，清静自正。”说庄子是：“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说申子是：“本于黄、老而主刑名。”说韩非是：“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他又加以总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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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故著书辞，称微妙难识。庄子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于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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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一个混乱的思想斗争中，司马迁独能超出儒道之上，作如此精确而公允的批评；两千载之下独感到他的目光如炬，令人震慑，诚不愧为一伟大的批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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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韩非“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少恩”，是颇有微词的；但他并不因此减却对韩非的同情。他一则说：“韩非知说之难，为《说难》书甚具，终死于秦，不能自脱。”二则说：“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有人以为批评家不能带情感，怕影响他的识力，其实不然，情感与识力原可并存不悖，大批评家且必须兼具此二者，吾于司马迁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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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屈原之了解 司马迁所写的传记有时不是纯粹的记叙，而是论文或随笔。就像培忒（Walter Pater）的名著《文艺复兴》一样，论到达文西和温克耳曼，到底是论文还是传记？实在没法说清。《史记》中尤其表现了这种体裁的是《屈原贾生列传》。这是理想的批评文章，也是完整的文艺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