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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31002 定公九年,阳虎不胜,奔于齐,是时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费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弥久,温温无所试,莫能己用,曰:“盖周文武起丰镐而王,今费虽小,倘庶几乎?”欲住,子路不说,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岂徒哉?如用我,其为东周乎?”然亦卒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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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31004 《索隐》上说:周文武起丰镐而王,“检《家语》及孔氏之书,并无此言,故桓谭亦以为诬”。其实太史公所写的是艺术的真,是一种心灵的记录,原不必拘拘于出处。“温温无所试”,是孔子的热心和寂寞;“然亦卒不行”,就是孔子的不苟。又如《史记》写孔子(六十八岁了!)归鲁的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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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31006 冉求将行(先是,在孔子六十岁时,康子召冉求),孔子曰:“鲁人召求,非小用之,将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归乎! 归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子贡知孔子思归,送冉求,因诫曰:“即用,以孔子为招”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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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31008 把孔子的渴望返鲁,与其对于自己手底下人才的满意,先作一番烘托,于是写孔子一直过了八年,果然可以返鲁时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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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31010 会季康子逐公华、公宾、公林,以币迎孔子,孔子归鲁……凡十四岁而反乎鲁。鲁哀公问政,对曰:“政在选臣。”季康子问政,曰:“举直错诸枉,财枉者直。”康子患盗,孔子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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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31012 眼看孔子实现政治理想的机会要到了,可是下面紧接着说:“然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终于把一个倔强而自重的老人之命运和骨格合盘托出!孔子是失败了,但孔子的失败是伟大而富有悲剧感的失败。《孔子世家》便是要传达这种悲剧于永久的。司马迁在比较驺衍和孔子的遭遇时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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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31014 王公大人初见其术,惧然顾化,其后不能行之。是以驺子重于齐。适梁,梁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适赵,平原君侧行襒席。如燕,昭王拥彗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作《主运》。其游诸侯,见尊礼如此,岂与仲尼菜色陈蔡,孟轲困于齐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义伐纣而王,伯夷饿不食周粟;卫灵公问陈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谋欲攻赵,孟轲称太王去邠:此岂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内圜凿,其能入乎?——《孟子荀卿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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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31016 不阿世苟合以实现其主张,这就是孔子(孟子亦然)人格的硬朗处。荀子只讲究“固宠无患,崇美讳败”(夏曾佑《中国古代史》,页三三八,《大学丛书》本),品格就较差了。司马迁对于荀子并无什么赞语,可见司马迁是有眼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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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31018 孔子的事业在礼,礼是“群”对于“个人”所加的正当的制裁,已如上述,所以如果礼行,孔子的理想政治便可实现了。孔子为说明他的理想政治起见,于是作《春秋》。《春秋》不仅记“已然”,且标明“当然”,而其根据就是“礼”。司马迁很懂得这个道理,所以说“《春秋》者,礼义之大宗”。司马迁甚至以为《春秋》一书等于一种政变和革命,所以有“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自序》)的话。因此孔子不唯是一个帝王,教主了,而且是一个革命领袖。《史记》就是想继承《春秋》的,这也可见出司马迁自负之重来;至于他对于《春秋》之了解,则多半近于公羊家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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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31020 二、对于老庄申韩之批评 司马迁所处的时代,正是“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的时代,却难得司马迁给孔子写了那样向往的传记以后,却又分出篇幅来写了老庄申韩。他说老子是:“无为自化,清静自正。”说庄子是:“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说申子是:“本于黄、老而主刑名。”说韩非是:“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他又加以总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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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31022 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故著书辞,称微妙难识。庄子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于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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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31024 在那一个混乱的思想斗争中,司马迁独能超出儒道之上,作如此精确而公允的批评;两千载之下独感到他的目光如炬,令人震慑,诚不愧为一伟大的批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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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31026 他说韩非“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少恩”,是颇有微词的;但他并不因此减却对韩非的同情。他一则说:“韩非知说之难,为《说难》书甚具,终死于秦,不能自脱。”二则说:“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有人以为批评家不能带情感,怕影响他的识力,其实不然,情感与识力原可并存不悖,大批评家且必须兼具此二者,吾于司马迁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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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31028 三、对屈原之了解 司马迁所写的传记有时不是纯粹的记叙,而是论文或随笔。就像培忒(Walter Pater)的名著《文艺复兴》一样,论到达文西和温克耳曼,到底是论文还是传记?实在没法说清。《史记》中尤其表现了这种体裁的是《屈原贾生列传》。这是理想的批评文章,也是完整的文艺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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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31030 他为了要描写一个正直忠贞的人的真面貌,于是先写下周围那群小人的姿态以作衬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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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31032 屈原……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乎属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秦割汉中地与楚以和,楚王曰:“不愿得地,愿得张仪而甘心焉。”张仪闻,乃曰:“以一仪而当汉中地,臣请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币用事者臣靳尚,而设诡辩于怀王之宠姬郑袖,怀王竟听郑袖,复释去张仪。……时秦昭王与楚婚,欲与怀王会,怀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毋行。”怀王稚子子兰劝王行:“奈何绝秦欢?”怀王卒行……竟死于秦而归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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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31034 结果正直忠贞的人失败,只好去作他的《离骚》了。在这里又用得着司马迁那发愤著书说了。所以说:“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又说:“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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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31036 屈原的真价值到底何在?有的人以为他是忠君爱国,又有的人以为他不过作一姓的奴才,殊不知屈原的真价值却在“与愚妄战”!他明知自己的力量不大;但他以正义和光明来与一切不可计量的恶势力战斗,他虽然是孤军,但“终刚强兮不可陵”。司马迁了解这一点,所以不侧重屈原之忠君爱国,而侧重“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邪曲害公,方正不容,就是中国整个社会上下五千年的总罪状,屈原的价值乃是在对这种社会作战士,后人只能见其小,司马迁独能见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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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31038 在太理智的人看来,也许觉得《离骚》,词句太重复杂沓,甚而不合逻辑,(逻辑伤害了多少生命和创造力!)《天问》更凌乱,简直有不知所云之感。可是司马迁却认为这是可珍的文艺创作,是痛苦至极的呼号,所以他从人性的深处去了解屈原为什么问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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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31040 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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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31042 “人穷则反本”,这是何等深刻的体会!和那“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同让人吟味无穷。他在这里提到“正道直行”;这正是屈原碰壁的根本原因,却也是屈原人格的永不可磨灭处!一个社会而不容一个正道直行的人存在,这是这个社会最大的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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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31044 司马迁更从屈原的人格而谈到了他的风格,他说:“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4)屈原的人格固高,文字固美,而司马迁的评传也真够艺术,他是那样说到人底心里,让人读了感到熨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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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31047 最后,司马迁之写屈原,始终为深挚而沈痛的同情所浸润着,他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沈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才,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读《鸟赋》,同生死,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粗看起来,好像司马迁没有坚持的主张或见地一样,一会儿垂涕,一会儿又怪屈原,一会儿又爽然自失了。其实不然,这不过是表示他在丰盛的情感之下,感受力特别强些而已。批评家须有跃入作者精神世界里的本领,以作者之忧喜为忧喜,这一点,司马迁正是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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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31049 司马迁既深切地了解孔子而加以礼赞过,现在又深切地了解屈原而加以礼赞着,孔子和屈原乃是中国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两个极峰,他们可以不朽,司马迁也可以不朽了。但司马迁的根性自是浪漫的,所以他对孔子有欣羡而不可企及之感;对于屈原,他们的精神交流却更直接些。至于宋玉、唐勒、景差之徒,因为“终莫敢直谏”,缺少屈原之“正道直行”的精神,这是司马迁所不重视的。就是司马相如也不过是一个长于堆垛的辞匠,司马迁虽为之立传,但什么向往礼赞的话也没有(只是他说明《子虚赋》是藉三人为词,以推苑囿之大,而归于节俭以讽,却颇能举出赋体的文章之典型的结构所在),我们更不能不佩服他的卓识和分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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