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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公九年，阳虎不胜，奔于齐，是时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费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弥久，温温无所试，莫能己用，曰：“盖周文武起丰镐而王，今费虽小，倘庶几乎？”欲住，子路不说，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岂徒哉？如用我，其为东周乎？”然亦卒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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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隐》上说：周文武起丰镐而王，“检《家语》及孔氏之书，并无此言，故桓谭亦以为诬”。其实太史公所写的是艺术的真，是一种心灵的记录，原不必拘拘于出处。“温温无所试”，是孔子的热心和寂寞；“然亦卒不行”，就是孔子的不苟。又如《史记》写孔子（六十八岁了！）归鲁的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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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求将行（先是，在孔子六十岁时，康子召冉求），孔子曰：“鲁人召求，非小用之，将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归乎！ 归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子贡知孔子思归，送冉求，因诫曰：“即用，以孔子为招”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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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孔子的渴望返鲁，与其对于自己手底下人才的满意，先作一番烘托，于是写孔子一直过了八年，果然可以返鲁时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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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季康子逐公华、公宾、公林，以币迎孔子，孔子归鲁……凡十四岁而反乎鲁。鲁哀公问政，对曰：“政在选臣。”季康子问政，曰：“举直错诸枉，财枉者直。”康子患盗，孔子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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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孔子实现政治理想的机会要到了，可是下面紧接着说：“然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终于把一个倔强而自重的老人之命运和骨格合盘托出！孔子是失败了，但孔子的失败是伟大而富有悲剧感的失败。《孔子世家》便是要传达这种悲剧于永久的。司马迁在比较驺衍和孔子的遭遇时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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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公大人初见其术，惧然顾化，其后不能行之。是以驺子重于齐。适梁，梁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适赵，平原君侧行襒席。如燕，昭王拥彗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作《主运》。其游诸侯，见尊礼如此，岂与仲尼菜色陈蔡，孟轲困于齐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义伐纣而王，伯夷饿不食周粟；卫灵公问陈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谋欲攻赵，孟轲称太王去邠：此岂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内圜凿，其能入乎？——《孟子荀卿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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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阿世苟合以实现其主张，这就是孔子（孟子亦然）人格的硬朗处。荀子只讲究“固宠无患，崇美讳败”（夏曾佑《中国古代史》，页三三八，《大学丛书》本），品格就较差了。司马迁对于荀子并无什么赞语，可见司马迁是有眼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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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事业在礼，礼是“群”对于“个人”所加的正当的制裁，已如上述，所以如果礼行，孔子的理想政治便可实现了。孔子为说明他的理想政治起见，于是作《春秋》。《春秋》不仅记“已然”，且标明“当然”，而其根据就是“礼”。司马迁很懂得这个道理，所以说“《春秋》者，礼义之大宗”。司马迁甚至以为《春秋》一书等于一种政变和革命，所以有“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自序》）的话。因此孔子不唯是一个帝王，教主了，而且是一个革命领袖。《史记》就是想继承《春秋》的，这也可见出司马迁自负之重来；至于他对于《春秋》之了解，则多半近于公羊家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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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于老庄申韩之批评 司马迁所处的时代，正是“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的时代，却难得司马迁给孔子写了那样向往的传记以后，却又分出篇幅来写了老庄申韩。他说老子是：“无为自化，清静自正。”说庄子是：“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说申子是：“本于黄、老而主刑名。”说韩非是：“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他又加以总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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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故著书辞，称微妙难识。庄子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于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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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一个混乱的思想斗争中，司马迁独能超出儒道之上，作如此精确而公允的批评；两千载之下独感到他的目光如炬，令人震慑，诚不愧为一伟大的批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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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韩非“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少恩”，是颇有微词的；但他并不因此减却对韩非的同情。他一则说：“韩非知说之难，为《说难》书甚具，终死于秦，不能自脱。”二则说：“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有人以为批评家不能带情感，怕影响他的识力，其实不然，情感与识力原可并存不悖，大批评家且必须兼具此二者，吾于司马迁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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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屈原之了解 司马迁所写的传记有时不是纯粹的记叙，而是论文或随笔。就像培忒（Walter Pater）的名著《文艺复兴》一样，论到达文西和温克耳曼，到底是论文还是传记？实在没法说清。《史记》中尤其表现了这种体裁的是《屈原贾生列传》。这是理想的批评文章，也是完整的文艺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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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为了要描写一个正直忠贞的人的真面貌，于是先写下周围那群小人的姿态以作衬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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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乎属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秦割汉中地与楚以和，楚王曰：“不愿得地，愿得张仪而甘心焉。”张仪闻，乃曰：“以一仪而当汉中地，臣请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币用事者臣靳尚，而设诡辩于怀王之宠姬郑袖，怀王竟听郑袖，复释去张仪。……时秦昭王与楚婚，欲与怀王会，怀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毋行。”怀王稚子子兰劝王行：“奈何绝秦欢？”怀王卒行……竟死于秦而归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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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正直忠贞的人失败，只好去作他的《离骚》了。在这里又用得着司马迁那发愤著书说了。所以说：“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又说：“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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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的真价值到底何在？有的人以为他是忠君爱国，又有的人以为他不过作一姓的奴才，殊不知屈原的真价值却在“与愚妄战”！他明知自己的力量不大；但他以正义和光明来与一切不可计量的恶势力战斗，他虽然是孤军，但“终刚强兮不可陵”。司马迁了解这一点，所以不侧重屈原之忠君爱国，而侧重“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邪曲害公，方正不容，就是中国整个社会上下五千年的总罪状，屈原的价值乃是在对这种社会作战士，后人只能见其小，司马迁独能见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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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理智的人看来，也许觉得《离骚》，词句太重复杂沓，甚而不合逻辑，（逻辑伤害了多少生命和创造力！）《天问》更凌乱，简直有不知所云之感。可是司马迁却认为这是可珍的文艺创作，是痛苦至极的呼号，所以他从人性的深处去了解屈原为什么问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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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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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穷则反本”，这是何等深刻的体会！和那“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同让人吟味无穷。他在这里提到“正道直行”；这正是屈原碰壁的根本原因，却也是屈原人格的永不可磨灭处！一个社会而不容一个正道直行的人存在，这是这个社会最大的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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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更从屈原的人格而谈到了他的风格，他说：“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4)屈原的人格固高，文字固美，而司马迁的评传也真够艺术，他是那样说到人底心里，让人读了感到熨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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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司马迁之写屈原，始终为深挚而沈痛的同情所浸润着，他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沈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才，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读《鸟赋》，同生死，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粗看起来，好像司马迁没有坚持的主张或见地一样，一会儿垂涕，一会儿又怪屈原，一会儿又爽然自失了。其实不然，这不过是表示他在丰盛的情感之下，感受力特别强些而已。批评家须有跃入作者精神世界里的本领，以作者之忧喜为忧喜，这一点，司马迁正是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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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既深切地了解孔子而加以礼赞过，现在又深切地了解屈原而加以礼赞着，孔子和屈原乃是中国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两个极峰，他们可以不朽，司马迁也可以不朽了。但司马迁的根性自是浪漫的，所以他对孔子有欣羡而不可企及之感；对于屈原，他们的精神交流却更直接些。至于宋玉、唐勒、景差之徒，因为“终莫敢直谏”，缺少屈原之“正道直行”的精神，这是司马迁所不重视的。就是司马相如也不过是一个长于堆垛的辞匠，司马迁虽为之立传，但什么向往礼赞的话也没有（只是他说明《子虚赋》是藉三人为词，以推苑囿之大，而归于节俭以讽，却颇能举出赋体的文章之典型的结构所在），我们更不能不佩服他的卓识和分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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