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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嘲王历阳不肯饮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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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色醉远客,山花开欲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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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狂杀人,一日剧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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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韦南陵冰,余江上乘兴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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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寻颜尚书,笑有此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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恨不三五明,平湖泛澄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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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欢竟莫遂,狂杀王子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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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裴侍御先行至石头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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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书见招,期月满泛洞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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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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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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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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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袜凌波生网尘,那能得计访情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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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杯绿酒何辞醉,一面红妆恼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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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段七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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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愁杀、笑杀、狂杀、醉杀、恼杀,这些极度夸张的字眼,在别人是不常用的。这在一方面看,可以认为是像李白的一种口头禅似的了,在不经意之中,就总是这样夸大惯了罢了;然而另一方面看,却可以见出有他的性格所以使之然者在,正因为他内心里的要求往往是强烈的,所以他即使在不经意的时候也就如此流露而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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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说在屈原的诗里是表现着为理想(Ideal)而奋斗的,在陶潜的诗里是表现着为自由(Freiheit)而奋斗的,在杜甫的诗里是表现着为人性(Menschlichkeit)而奋斗的,在李商隐的诗里是表现着为爱(Liebe),为美(Schnheit)而奋斗的,那末,在李白的诗里,却也有同样表现着的奋斗的对象了,这就是生命和生活(Leb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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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表面上看,似乎李白所表现的不是人间的,杜甫所表现的才是人间的,然而倘若更进一步看,却不禁令我们惊讶地会发现出:李白诗的人间味之浓乃是在杜甫之上的。杜甫只是客观的,只是被动的,以反映那生命上的一切,当然,杜甫的成功不为不伟大,不过,李白却同样伟大,只是被铸造于不同的典型而已,在李白这里乃是,决不是客观地反映生活,而是他自己便是生活本身,更根本地说,就是生命本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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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他要求得太强烈了,幻灭、失败得也太利害了,于是各方面都像黄河的泛滥似的,冲决了堤岸,超越了常轨。因此一般人在他那里欣赏其过分夸张出奇者有之,得到一鳞一爪的解放者有之,但很少有人觉悟到他在根本上乃是与任何人的心灵深处最接近的,换言之,他是再普遍也没有了,甚而说是再平凡(倘若平凡不是一个坏意思)也没有也可以了(看本书第六章)。有一颗滚热的心,跳跃在他每一首、每一句、每一字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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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姑且这样说吧,就质论,他其实是和一般人的要求无殊的;就量论,一般人却不如他要求得那样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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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异国的精神教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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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没有他要求得那样强大,这尤其和一般的中国人的生活态度相去很远。单就这一点论,他倒有点像屈原,那精神乃是有点欧洲意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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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巧又是他从小生长在国外,这是一件颇耐人寻味的事。因此有人怀疑到他的国籍上去了,不过我看倒是没有好大问题的,关于他的籍贯的种种记载,我看除了后来太凭想象的以外,大都可信,而且没有冲突。因为现在我们所据的材料,除了他自己说过的话以外,可靠的就是李阳冰的《草堂集序》,魏颢的《李翰林集序》,刘全白的《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和范传正的《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他自己的话当然是最可信的。李阳冰和魏颢也都是和李白同时代,而且很熟悉的人,尤其李阳冰,乃是李白的族叔,到李白死时,他们还在一块。他这序文,即作于宝应元年十一月乙酉,也就是公元七六二年,这年和月就是李白死的年和月,可见是马上作的了,不会他不知道的事情,隔了多少年,后人却更能够详细起来。刘全白的《碣记》作于贞元六年(公元七九○),也相隔不久,他是为崇拜李白的当涂县令顾游秦作的,当涂这地方也就是李白死的地方,因此见闻也不会太差。范传正的碑文作得稍后,在元和十二年(公元八一七)正月,不过他也还见到过李白的孙女,他的先人和李白还是朋友,那末他的见闻也不能不算真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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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自己在《与韩荆州书》里说,“白陇西布衣”,在《上安州裴长史书》里说,“白本家金陵,世为右姓,遭沮渠蒙逊难,奔流咸秦,因官寓家”,又在《赠张相镐》的诗里说:“本家陇西人,先为汉边将。功略盖天地,名飞青云上。苦战竟不侯,当年颇惆怅。”这不但是说他的籍贯,并且还及于他的先人,看语意大概是指李广的,李广正是陇西人。他又有《送舍弟诗》:“吾家白额驹,远别临东道。他日相思一梦君,应得池塘生春草。”萧士赟关于白额驹有注,说是用凉武昭王的故事,武昭王暠,正是李广的十六世孙。金陵大概是他远祖上偶而居住的地方罢了。那末,据他自己承认的是陇西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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