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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7日为《中国文学史略稿》的再版写《新版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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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7日写《谈选本》，《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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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日在老舍骨灰安放仪式的前夕，写《忆老舍》，发表在《新文学史料》1978年创刊号上，为生前最后发表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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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中旬因病住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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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3日病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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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年表由于天池、李书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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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鲁迅批判》后记将此文的创作时间误记为1931年6月23日，兹据其落款时间系于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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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鲁迅批判》后记将题目误记为“鲁迅文艺中表现之人生观”或“鲁迅在文艺创作中表现之人生观”，后因于《鲁迅批判》全书“整个文章不衔接”，在编辑《鲁迅批判》一书时被删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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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据天津《益世报·文学副刊》要目预告，《鲁迅著译工作的总检讨》尚有“鲁迅翻译的剧本和小说”、“鲁迅翻译的散文随笔”、“鲁迅翻译的童话”、“鲁迅对旧籍之整理著作”、“鲁迅之杂译与杂著”，后因该刊停办，中途辍笔。李长之在编辑《鲁迅批判》一书时因“它不全，而且究竟是鲁迅的‘身外之物”’未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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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创作时间据李长之1944年在独立出版社出版书籍后的标识，疑误。因李长之日后在所谓的“交待材料”中都谈到是文写于1936年春，并且以它作为中国美术史课补交的作业，于是年秋天得以从清华大学毕业，因此该文的创作时间应为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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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此处创作时间依据《苦雾集》所录，《星的颂歌》则将创作时间记为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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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此刊将写作时间误排为“1948年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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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光明日报·学园》第9期发表李蕤文章《保卫鲁迅先生——李长之的〈鲁迅批判的自我批判〉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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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 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 了解一种文化，价值在被了解者，也在了解者——谈李长之的《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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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天池 李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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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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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一书，是当今学界研究司马迁和《史记》的重要参考书，也被视为李长之先生传记批评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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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之先生的传记批评专著中，《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写作时间最长。此前的《鲁迅批判》写了七八个月的时间，《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陆续写了不到两年。几乎同时开工的《韩愈》只用了十四天。此后的《李白》、《陶渊明传论》写了一个月，《孔子的故事》连写带改用了一年半，而《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从酝酿到完成竟然用了十年左右的时间(1)！写作时间的长短固然不能决定作品品质的高下，但对于一位下笔千言、倚马可待的多产作家而言，其写作时间如此之长，确实令人感到他用心之深，用力之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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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之先生的传记批评专著中，大概没有比《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在创作生活环境方面更为恶劣的了：长之先生的《鲁迅批判》、《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创作于他在清华大学即将毕业之际，虽然生活清贫，但衣食无忧；他的《李白》、《陶渊明传论》创作于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前期，生活更是安定了很多。可《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就不同了。这本书的创作始于1938年，正是中国抗战最为艰苦的时候。而长之先生在父亲病逝后，身为长子，负担着全家的生活重担，在四川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不遑宁处、瓶无储粟。在中央大学和编译馆工作期间，每当日机轰炸，他都要拉着甚至背着母亲躲进防空洞。长期的艰苦生活，使他得了肺结核。结婚后，夫妻双方处于磨合期，龃龉时有发生，以至于他说那段时间是他“健康上和心情上最恶劣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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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长之先生的传记批评专著中，大概也没有比《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在创作的文化和思想条件上更为优越的了。在此之前，尽管他学识已相当深厚，但毕竟生活阅历有限，挥洒之际显得才气大于学识。而且，那时他的德文和德国文艺美学理论刚刚登堂入室，像他的《鲁迅批判》对鲁迅的分析就明显见出弗洛伊德的影响，《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对于李白人格精神的分析也依稀露出尼采“超人”理论的痕迹。而其后写《李白》、《陶渊明传论》时，生活倒是安定了，但是在批评的自由度和思想方法的运用上似乎受到了较大的挤压，他自觉不自觉地抛却了原所服膺也颇娴熟的美学利器，尝试运用新的文艺理论工具。尽管在同行中，他对马列主义文艺批评方法的运用颇为出色，但有时仍显得生硬牵强，政治风云所造成的心理阴影更使他力不从心。写作《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时则不然。在学术道路上，长之先生任中央大学讲师、副教授期间，通过讲授文艺理论、中国古代小说史、中国文学批评史等课程，对于中国文化有了更系统地把握和研究，写有《从孔子到孟轲》、《积极的儒家精神》、《孔子与屈原》、《韩愈》、《古代的审美教育》、《秦汉之际之儒家美学之继续发展与结束》、《中国画论体系及其批评》等论文；在西方文化研究方面，他系统地阅读了古希腊思想家的著作，还译有玛尔霍兹的《文艺史学与文艺科学》、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出版了《德国兴亡鉴》、《西洋哲学史》、《德国的古典精神》等系列专著。此时长之先生的学养、阅历，与十年之前在清华大学时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不仅广博、成熟、深厚、自如，其思辨力和判断力均超迈从前，与日俱进。他不再对德国古典美学盲目崇拜，而是有了理性认识。对于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也不像从前那样简单地加以排斥，而是有了理性的吸收。此时批判的武器在他可谓得心应手，如同庖丁解牛那样奏刀豁然。如果说，我们在阅读《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时依然感到长之先生作品中那种热情、浪漫、鲜活，那种特有的青年气息的话，那么在奔腾澎湃的笔触之中显然又增加了纯净而沉着的成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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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在创作《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时，正是长之先生鉴于抗日战争爆发，开始全面思考世界文化和中国文化的问题之时，他由国防文化，想到了文化的国防；由战前的“五四”运动想到了战后中国的文艺复兴。他断言“在一个民族的政治的压迫解除了以后，难道文化上还不能蓬勃、深入、自主，和从前的光荣相衔接吗？现在我们应该给他喝路”。这时他曾经向许多青年热切地说过这一愿望，认为自己所指出的这文艺复兴的征兆终于不虚。他在《新世界新文化新中国》一文中满怀深情地放言：“就中国说，我愿意在战后做一个胜利巡礼，重温一温我们的锦绣山河，并在新世界、新文化中，看新中国！”这使他在研究司马迁的时候具有一种开阔的文化视野，具有一种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更具有一种难得的文化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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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写作《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相颉颃，长之先生这时还写有一部论文集《迎中国的文艺复兴》，这部书充满热情地探讨中国在抗战中，尤其是抗战胜利后的文化走向，预言“胜利既然在望，我们好的传统之更加发挥也一定在望。”“我们现在业已走上民族的解放之途了，随着应该是文化的解放。从偏枯的理智变而为情感理智同样发展，从清浅鄙近变而为深厚远大，从移殖的变而为本土的，从截取的变而为根本的，从单单是自然科学的进步变而为各方面的进步，尤其是思想和精神上的，这应该是新的文化运动的姿态。这不是启蒙运动了，这是真正的中国的文艺复兴！” (2)表面上看，这是两部不相干的书，一个是就当前的文化发展谈自己的看法，一个是就历史上的巨著进行研究，但实际上两书是互为表里的姊妹篇。《迎中国的文艺复兴》阐述的是长之先生关于中国文化研究的态度方法，是宏观的鸟瞰；《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是就对中国文化影响甚大的一部巨著所进行的研究，是具体而微的解析。前者是对后者形而上的阐释；后者是对前者理论上的具体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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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成功的专著的出现，除去作者的才华学养外，同他的生活环境和思想文化环境，乃至时代精神都有着密切的关系，都是不可或缺的。但如果生活环境是从创作意义上说的，那么它并不是很重要，一般来说，只要能生存就能创作。有时恶劣的生活环境反而能达到“贫穷出诗人”，“愤怒出诗人”的效果。相对来说，思想文化环境反而更重要些，因为思想和艺术的创作只能靠思想和艺术本身来滋养。思想和文化环境可以优化或劣化学者的创作氛围，限制或者发展学者的思维想象空间，推动或者阻滞学者的逻辑思维，它对于学者能否创作出质量高或者质量低的学术著作关系甚大。当然，时代精神和时代呼唤对于学者的作品在最高层面上的意义更为重要，它决定着能否产生更高层次更伟大的作品，这是个人才情和时代激情的结合，而这又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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