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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 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 了解一种文化，价值在被了解者，也在了解者——谈李长之的《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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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天池 李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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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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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一书，是当今学界研究司马迁和《史记》的重要参考书，也被视为李长之先生传记批评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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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之先生的传记批评专著中，《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写作时间最长。此前的《鲁迅批判》写了七八个月的时间，《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陆续写了不到两年。几乎同时开工的《韩愈》只用了十四天。此后的《李白》、《陶渊明传论》写了一个月，《孔子的故事》连写带改用了一年半，而《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从酝酿到完成竟然用了十年左右的时间(1)！写作时间的长短固然不能决定作品品质的高下，但对于一位下笔千言、倚马可待的多产作家而言，其写作时间如此之长，确实令人感到他用心之深，用力之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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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之先生的传记批评专著中，大概没有比《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在创作生活环境方面更为恶劣的了：长之先生的《鲁迅批判》、《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创作于他在清华大学即将毕业之际，虽然生活清贫，但衣食无忧；他的《李白》、《陶渊明传论》创作于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前期，生活更是安定了很多。可《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就不同了。这本书的创作始于1938年，正是中国抗战最为艰苦的时候。而长之先生在父亲病逝后，身为长子，负担着全家的生活重担，在四川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不遑宁处、瓶无储粟。在中央大学和编译馆工作期间，每当日机轰炸，他都要拉着甚至背着母亲躲进防空洞。长期的艰苦生活，使他得了肺结核。结婚后，夫妻双方处于磨合期，龃龉时有发生，以至于他说那段时间是他“健康上和心情上最恶劣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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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长之先生的传记批评专著中，大概也没有比《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在创作的文化和思想条件上更为优越的了。在此之前，尽管他学识已相当深厚，但毕竟生活阅历有限，挥洒之际显得才气大于学识。而且，那时他的德文和德国文艺美学理论刚刚登堂入室，像他的《鲁迅批判》对鲁迅的分析就明显见出弗洛伊德的影响，《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对于李白人格精神的分析也依稀露出尼采“超人”理论的痕迹。而其后写《李白》、《陶渊明传论》时，生活倒是安定了，但是在批评的自由度和思想方法的运用上似乎受到了较大的挤压，他自觉不自觉地抛却了原所服膺也颇娴熟的美学利器，尝试运用新的文艺理论工具。尽管在同行中，他对马列主义文艺批评方法的运用颇为出色，但有时仍显得生硬牵强，政治风云所造成的心理阴影更使他力不从心。写作《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时则不然。在学术道路上，长之先生任中央大学讲师、副教授期间，通过讲授文艺理论、中国古代小说史、中国文学批评史等课程，对于中国文化有了更系统地把握和研究，写有《从孔子到孟轲》、《积极的儒家精神》、《孔子与屈原》、《韩愈》、《古代的审美教育》、《秦汉之际之儒家美学之继续发展与结束》、《中国画论体系及其批评》等论文；在西方文化研究方面，他系统地阅读了古希腊思想家的著作，还译有玛尔霍兹的《文艺史学与文艺科学》、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出版了《德国兴亡鉴》、《西洋哲学史》、《德国的古典精神》等系列专著。此时长之先生的学养、阅历，与十年之前在清华大学时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不仅广博、成熟、深厚、自如，其思辨力和判断力均超迈从前，与日俱进。他不再对德国古典美学盲目崇拜，而是有了理性认识。对于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也不像从前那样简单地加以排斥，而是有了理性的吸收。此时批判的武器在他可谓得心应手，如同庖丁解牛那样奏刀豁然。如果说，我们在阅读《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时依然感到长之先生作品中那种热情、浪漫、鲜活，那种特有的青年气息的话，那么在奔腾澎湃的笔触之中显然又增加了纯净而沉着的成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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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在创作《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时，正是长之先生鉴于抗日战争爆发，开始全面思考世界文化和中国文化的问题之时，他由国防文化，想到了文化的国防；由战前的“五四”运动想到了战后中国的文艺复兴。他断言“在一个民族的政治的压迫解除了以后，难道文化上还不能蓬勃、深入、自主，和从前的光荣相衔接吗？现在我们应该给他喝路”。这时他曾经向许多青年热切地说过这一愿望，认为自己所指出的这文艺复兴的征兆终于不虚。他在《新世界新文化新中国》一文中满怀深情地放言：“就中国说，我愿意在战后做一个胜利巡礼，重温一温我们的锦绣山河，并在新世界、新文化中，看新中国！”这使他在研究司马迁的时候具有一种开阔的文化视野，具有一种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更具有一种难得的文化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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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写作《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相颉颃，长之先生这时还写有一部论文集《迎中国的文艺复兴》，这部书充满热情地探讨中国在抗战中，尤其是抗战胜利后的文化走向，预言“胜利既然在望，我们好的传统之更加发挥也一定在望。”“我们现在业已走上民族的解放之途了，随着应该是文化的解放。从偏枯的理智变而为情感理智同样发展，从清浅鄙近变而为深厚远大，从移殖的变而为本土的，从截取的变而为根本的，从单单是自然科学的进步变而为各方面的进步，尤其是思想和精神上的，这应该是新的文化运动的姿态。这不是启蒙运动了，这是真正的中国的文艺复兴！” (2)表面上看，这是两部不相干的书，一个是就当前的文化发展谈自己的看法，一个是就历史上的巨著进行研究，但实际上两书是互为表里的姊妹篇。《迎中国的文艺复兴》阐述的是长之先生关于中国文化研究的态度方法，是宏观的鸟瞰；《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是就对中国文化影响甚大的一部巨著所进行的研究，是具体而微的解析。前者是对后者形而上的阐释；后者是对前者理论上的具体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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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成功的专著的出现，除去作者的才华学养外，同他的生活环境和思想文化环境，乃至时代精神都有着密切的关系，都是不可或缺的。但如果生活环境是从创作意义上说的，那么它并不是很重要，一般来说，只要能生存就能创作。有时恶劣的生活环境反而能达到“贫穷出诗人”，“愤怒出诗人”的效果。相对来说，思想文化环境反而更重要些，因为思想和艺术的创作只能靠思想和艺术本身来滋养。思想和文化环境可以优化或劣化学者的创作氛围，限制或者发展学者的思维想象空间，推动或者阻滞学者的逻辑思维，它对于学者能否创作出质量高或者质量低的学术著作关系甚大。当然，时代精神和时代呼唤对于学者的作品在最高层面上的意义更为重要，它决定着能否产生更高层次更伟大的作品，这是个人才情和时代激情的结合，而这又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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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长之先生而言，大概抗日战争所激发出来的民族精神和文化激情对于他创作《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至关重要，他对中国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文艺复兴的渴望和期盼，从某种意义上与司马迁在汉武帝时代意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产生了难得的共鸣共振，这对于他创作此书是莫大的助力，也是我们今天阅读此书最有兴味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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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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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之先生在研究文化现象时有一个鲜明的观点，那就是“谈一国的文化时，须就其最高的成就立论，而不能专就低处看。文化是人类精神活动的最高的也是最后的结晶，只有这，才是文化。”“我们所据以衡量法国文化的当然是笛卡尔与卢骚，据以衡量德国文化的当然是康德与歌德，据以衡量英国文化的就是牛顿和达尔文或者莎士比亚了。谈中国文化时又何独不然？我们不谈则已，谈就必须就孔子、屈原、司马迁、杜甫、李白、吴道子、王羲之、朱熹、倪云林、王阳明等人所成就的看，决不能就一般没有知识，没有教养的人的成就看。站在高级，可以了解低级；站在低级，却不能够了解高级。我们把最高的成就明白了，对于许多通常的平凡的现象，倒未始不可以更容易地把握其意义。”(3)这个观点，不仅贯彻于长之先生对研究对象的选择上，也贯彻于他对研究对象的分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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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史记》和司马迁的研究，长之先生首先重视的是时代，重视时代的文化环境对司马迁影响的阐释，他说：“我们说司马迁的时代伟大！我们的意思是说他那一个时代处处是新鲜丰富而且强有力！奇花异草的种子固然重要，而培养的土壤也太重要了！产生或培养司马迁的土壤也毕竟不是寻常的。”(4)但是他所说的时代是指“一民族之一般的艺术特色，以及其精神上的根本基调，还有人类的最共同最内在的心理活动与要求。”(5)所以其侧重点既不是政治，也不是经济而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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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之先生首先阐述“大可注意的是，汉的文化并不接自周、秦，而是接自楚，还有齐。原来就政治上说，打倒暴秦的是汉；但就文化上说，得到胜利乃是楚”（第8页）。接着论述“齐、楚文化是一系，都是浪漫精神的代表，那末，汉代在楚文化的胜利之馀，又加上齐，真是如虎添翼，自然可以造成浪漫文化的奇观了”（第17页）。他总结说：“驰骋，冲决，豪气，追求无限，苦闷，深情，这是那一个时代的共同情调，而作为其焦点，又留了一个永远不朽的记录的，那就是司马迁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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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他重视司马迁思想的渊源和继承处，他认为司马迁的思想同其父的思想有着重要的渊源：“司马谈的精神面貌处处范铸了他的天才爱儿司马迁。司马迁对于任何家的学问能欣赏，并能批评；他书中所记载的‘黄老派’，也都与司马谈所论的相符合；直然是司马谈的精神的副本呵！”（第36页）但“道家立场的司马谈，却多给了他儿子一种儒家的陶冶，这使他们父子之间，有了一种思想上的差异”（第42页）。长之先生尤其重视孔子对于司马迁的影响，他说：“由于孔子，司马迁的天才的翅膀被剪裁了，但剪裁得好，仿佛一个绝世美人，又披上一层华丽精美而长短适度的外衣似的；由于孔子，司马迁的趣味更淳化，司马迁的态度更严肃，司马迁的精神内容更充实而且更有蕴藏了！一个伟大的巨人，遥遥地引导着一个天才，走向不朽！”（第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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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之后，他开始深入探讨司马迁的人格，他说“孔子的精神是理性的——纵然根底上也不尽然；但司马迁终于是情感的。孔子的趣味，表现而为雅，这是古典；但司马迁的趣味，表现出来，却是奇，这却是浪漫的了。”（第96页）司马迁的“情感极浓烈，平常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极苦闷、极寂寞的郁结的烦恼在；德文所谓Leidenschaft，最足以表现他这种心情。”（第97页）他特别强调李陵一案在司马迁人格发展中的位置：“大概自从李陵案以后，司马迁特别晓得了人世的艰辛，特别有寒心的地方（如赏识韩信，劝高祖登坛拜将的是萧何，骗了韩信，使之被斩的，却也是萧何），也特别有刺心的地方（如李同告诉平原君的话：‘士方其危苦之时，易得耳’），使他对于人生可以认识得更深一层，使他的精神可以更娟洁，更峻峭，更浓烈，更郁勃，而更缠绵了！——这也就是我们在《史记》里所见的大部分的司马迁的面目。总之，这必然发生的李陵案，乃是他的生命和著述中之加味料了，他的整个性格是龙，这就是睛！”（第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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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之先生在其《批评精神》一书中盛赞德国哲学家倭铿（R. Eucken）对于歌德的传记批评，说他“从作家的世界观入手，以论及他的人生观，从他的人生观才又证之以他的作品，那路径是多么深刻和根本。”(6)可以说《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正是沿着这个路径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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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时代、世界观、人格精神这些问题的探讨，前人并非没有涉猎过，但或者语焉不详，或者三言两语缺乏联系。在《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中，长之先生把时代、思想、人物一线贯穿起来，明晰起来，用现代的文化观念给予了新的阐释和说明，并由此建立起对于《史记》的分析。就像粒粒的珍珠由于红线的贯穿而有了条理，有了造型一样，长之先生独到而有特色的对于司马迁时代、世界观、人格精神的分析使得他的《史记》研究与传统的随感札记式的研究明显地分道扬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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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以来，《史记》的研究一直在探索新的路径新的方法，不少学者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也取得了很多成绩，但是从传记文学批评的方法论上说，《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一书的出现，才真正廓清了在《史记》研究中旧路径和新方法的界石。长之先生在本书的序言中坦言“我们比以前人占便宜处，是我们懂得了体系化”（第5页）。这正是本书超迈前人最根本之处，也是他在传记文学批评方法论上最优长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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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中，长之先生不仅站得高阔，观得宏大，而且分析得也极为深细，像对于《史记》的美学风格的观照，他就专门探讨了其中的艺术形式律则，在结构方面，他认为有“统一律”、“内外和谐律”、“对照律”、“对称律”、“上升率”、“奇兵律”、“减轻律”，认为“其中除了对称律是中国人的美感所特有，奇兵律和减轻律是司马迁的艺术所独具外，也可以说是世界上任何艺术作品所共遵的律则”（第259—260页）。同时他针对《史记》句子的长短，音节，如何应付骈偶，语汇的运用等，对司马迁口语语言的能力和特点进行了更加深微仔细的探讨。他说：“凡是文学上的天才，语汇都是丰富的，这不惟见之于他们的用字之多，而且又见之于他们的用字之新。有人曾以这种用字的优长推许过莎士比亚，现在我们觉得这同样可以应用于司马迁。”（第292页）他指出司马迁代字用得好，“用字深稳而经济”，“常常对一个整个传记，因为抓到最确切的几个字，而用以显示主题”，“但司马迁尤其擅长的，却是他之运用虚字。”在详尽地分析“‘矣’字最能够代表司马迁的讽刺和抒情”之后，他断言“‘矣’字可说是司马迁运用得最灵巧的一种武器了”（第293—296页），他总结说：“一种艺术品之所以成功，必须是部分地好，合起来才能好，像大建筑一样，一砖一瓦的坚牢美观，正是整个建筑的必需条件，纵然不是充分条件。司马迁恰就是把精神能灌注在这一砖一瓦的！”（第291—292页）我们说，长之先生对于《史记》一书的分析，也恰恰做到了“把精神能灌注在这一砖一瓦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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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对《史记》文章风格的评论，真是“多极了”。长之先生超迈前人之处，不仅在于能阐幽明微，更在于其能综合。他说古文家“对于司马迁的风格的认识，他们的用语虽不同，但大致却可以得到共同或相似的看法。韩愈所谓‘雄健’，就是章学诚所谓‘质苍’；韩愈所谓‘雅’，就是章学诚所谓‘轻灵’，也就是柳宗元所谓‘洁’。苏辙所谓‘疏荡有奇气’，就是姚祖恩所谓‘逸品’，就是王懋所谓‘笔墨之外’，就是刘熙载所谓像王献之的书法那样‘逸气纵横’。其中‘逸’的一点，尤为一般人所一致感觉。究竟‘逸’是什么？用我们现在的话讲，可说就是司马迁在风格上所表现的浪漫性而已。浪漫者在追求无限，所以司马迁在用字遣词上也都努力打破有限的拘束，所谓‘疏荡有奇气’也不过是这意思的另一种说法罢了。像他的精神是在有所冲决，有所追求，有所驰骋一样，他的风格也是的。这可以说是他的风格之本质底特征。”（第301—302页）假如我们排比古文家对于司马迁文章风格的评论，确实用词各异，莫衷一是，但经过长之先生整理爬梳，以“浪漫性”统驭之后，便豁然开朗。这种综合，依然得力于他所说的“体系化”的方法，得力于他用司马迁的浪漫的自然主义的人格精神来统驭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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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史记》这部史学和文学的巨著，长之先生所论是站在文学本体论的立场，或太偏重于文学方面的研究；而且，《史记》又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巨著，长之先生所论，尽管深细，尽管触及的方面极为广泛，但挂一漏万之处似乎也颇多。但是有了长之先生对于司马迁的时代、思想和人格精神的深入探讨，有了一种体系的关联，那些疏漏和不足之处似乎都不足论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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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也不是没有其他缺点的。即使就长之先生十分得意的体系方面而言也是如此。记得历史学家陈垣先生在看了《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后对长之先生说：“你写的这部书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司马迁生年为建元六年辨》，最差的是《〈史记〉各篇著作先后之可能的推测》。好在哪？好在你言之成理，尤难能可贵的是，如果司马迁晚生了十年，生于建元六年的话，其时所作《史记》的年龄，恰恰更符合你所论的浪漫精神诸因素。差在哪呢？不是你下的功夫不够，是限于文献的不足，本来应该粗线条的地方，你一定要求明晰，搞明白，结果出力不讨好——陷于了在材料不足时的主观推测。”陈垣先生是站在一个历史学家的立场上批评《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那批评确实搔到了痒处。后来长之先生在五十年代准备将此书改为《司马迁传》的时候就在目录上删汰了《〈史记〉各篇著作先后之可能的推测》整个一章。出现这样的缺点，大概同长之先生受德国哲学体系化思维的训练有关，——他处处想形成一个系统，想做得圆满，即使在研究材料残缺破败时也不放弃补缀。因此就《〈史记〉各篇著作先后之可能的推测》一章而言，尽管主观臆测的成分较多，也还是做到了在那个时代对于这个课题所能做到的极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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