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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中，长之先生不仅站得高阔，观得宏大，而且分析得也极为深细，像对于《史记》的美学风格的观照，他就专门探讨了其中的艺术形式律则，在结构方面，他认为有“统一律”、“内外和谐律”、“对照律”、“对称律”、“上升率”、“奇兵律”、“减轻律”，认为“其中除了对称律是中国人的美感所特有，奇兵律和减轻律是司马迁的艺术所独具外，也可以说是世界上任何艺术作品所共遵的律则”（第259—260页）。同时他针对《史记》句子的长短，音节，如何应付骈偶，语汇的运用等，对司马迁口语语言的能力和特点进行了更加深微仔细的探讨。他说：“凡是文学上的天才，语汇都是丰富的，这不惟见之于他们的用字之多，而且又见之于他们的用字之新。有人曾以这种用字的优长推许过莎士比亚，现在我们觉得这同样可以应用于司马迁。”（第292页）他指出司马迁代字用得好，“用字深稳而经济”，“常常对一个整个传记，因为抓到最确切的几个字，而用以显示主题”，“但司马迁尤其擅长的，却是他之运用虚字。”在详尽地分析“‘矣’字最能够代表司马迁的讽刺和抒情”之后，他断言“‘矣’字可说是司马迁运用得最灵巧的一种武器了”（第293—296页），他总结说：“一种艺术品之所以成功，必须是部分地好，合起来才能好，像大建筑一样，一砖一瓦的坚牢美观，正是整个建筑的必需条件，纵然不是充分条件。司马迁恰就是把精神能灌注在这一砖一瓦的！”（第291—292页）我们说，长之先生对于《史记》一书的分析，也恰恰做到了“把精神能灌注在这一砖一瓦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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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对《史记》文章风格的评论，真是“多极了”。长之先生超迈前人之处，不仅在于能阐幽明微，更在于其能综合。他说古文家“对于司马迁的风格的认识，他们的用语虽不同，但大致却可以得到共同或相似的看法。韩愈所谓‘雄健’，就是章学诚所谓‘质苍’；韩愈所谓‘雅’，就是章学诚所谓‘轻灵’，也就是柳宗元所谓‘洁’。苏辙所谓‘疏荡有奇气’，就是姚祖恩所谓‘逸品’，就是王懋所谓‘笔墨之外’，就是刘熙载所谓像王献之的书法那样‘逸气纵横’。其中‘逸’的一点，尤为一般人所一致感觉。究竟‘逸’是什么？用我们现在的话讲，可说就是司马迁在风格上所表现的浪漫性而已。浪漫者在追求无限，所以司马迁在用字遣词上也都努力打破有限的拘束，所谓‘疏荡有奇气’也不过是这意思的另一种说法罢了。像他的精神是在有所冲决，有所追求，有所驰骋一样，他的风格也是的。这可以说是他的风格之本质底特征。”（第301—302页）假如我们排比古文家对于司马迁文章风格的评论，确实用词各异，莫衷一是，但经过长之先生整理爬梳，以“浪漫性”统驭之后，便豁然开朗。这种综合，依然得力于他所说的“体系化”的方法，得力于他用司马迁的浪漫的自然主义的人格精神来统驭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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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史记》这部史学和文学的巨著，长之先生所论是站在文学本体论的立场，或太偏重于文学方面的研究；而且，《史记》又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巨著，长之先生所论，尽管深细，尽管触及的方面极为广泛，但挂一漏万之处似乎也颇多。但是有了长之先生对于司马迁的时代、思想和人格精神的深入探讨，有了一种体系的关联，那些疏漏和不足之处似乎都不足论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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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也不是没有其他缺点的。即使就长之先生十分得意的体系方面而言也是如此。记得历史学家陈垣先生在看了《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后对长之先生说：“你写的这部书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司马迁生年为建元六年辨》，最差的是《〈史记〉各篇著作先后之可能的推测》。好在哪？好在你言之成理，尤难能可贵的是，如果司马迁晚生了十年，生于建元六年的话，其时所作《史记》的年龄，恰恰更符合你所论的浪漫精神诸因素。差在哪呢？不是你下的功夫不够，是限于文献的不足，本来应该粗线条的地方，你一定要求明晰，搞明白，结果出力不讨好——陷于了在材料不足时的主观推测。”陈垣先生是站在一个历史学家的立场上批评《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那批评确实搔到了痒处。后来长之先生在五十年代准备将此书改为《司马迁传》的时候就在目录上删汰了《〈史记〉各篇著作先后之可能的推测》整个一章。出现这样的缺点，大概同长之先生受德国哲学体系化思维的训练有关，——他处处想形成一个系统，想做得圆满，即使在研究材料残缺破败时也不放弃补缀。因此就《〈史记〉各篇著作先后之可能的推测》一章而言，尽管主观臆测的成分较多，也还是做到了在那个时代对于这个课题所能做到的极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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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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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之先生在《论如何谈中国文化》一文中说：“了解一种文化时，与其说价值在被了解者，不如说在了解者，所以温克耳曼、席勒、尼采所了解的希腊文化并不同，但这何碍于这些了解者的价值？真正发现一种古代文化的完全真相也许是不可能的，只是在这发现之际，就可以表现一种发现者的人格了。”“了解包含一种精神上的共鸣，了解即是创造。”(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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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之先生在《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一书中论定“情感者，才是司马迁的本质。”（第98页）“司马迁在性格上更占大量成分的乃是他的浓烈的情感，他原是像屈原样的诗人。所以结果，假若用一个名词以说明司马迁时，我们应该称他为浪漫的自然主义（romantic naturalism）。”（第199页）“他之作《史记》，也绝不像一个普通平静的学者似的，可以无动于中而下笔者……几乎没有一篇不是基于一种感情而去着手了的。”（第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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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批评家，长之先生其实也可以说是“在性格上更占大量成分的乃是他的浓烈的情感”的人。他在许多地方是与司马迁像极了的。我们经常可以看到长之先生的情感像奔涌的洪水那样。他写《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中关于李陵案的一章时就不讳言“却为这一章哭了，泪水一直模糊着我的眼”（第5页）。司马迁在枯燥冷冽的人生中渴望友谊，要求得极为急切；长之先生在自己的一生中也充溢着对于友谊的渴望——虽然在“反右”斗争后，他只能在孤寂中舔舐自己的伤口。司马迁对于孔子有纯挚的依恋，仰慕的情感；长之先生则更是说：“孔子是奠定中国儒家的思想的人，也是把中国民族所有的优长结晶为一个光芒四射的星体而照耀千秋的人。”(8)“儒家的真精神是反功利，在这点上，司马迁了解最深沉，也最有同情。”长之先生则明确宣布自己的批评的原则是“为批评而批评”，并且主张感情的批评主义，他说“我以为不用感情，意定不能客观。因为不用感情，就不能见的亲切。在我爱一个人时，我知道她的长处，在我恨一个人时，我知道她的短处，我所漠不关心的人，必也是我所茫无所知的人。……感情就是智慧，在批评一种文艺时，没有感情，是绝不能够充实，详尽，捉住要害。我明目张胆的主张感情的批评主义”。司马迁写《史记》贯彻着一种艺术精神，视《史记》为自我抒情的篇章，长之先生也视自己的批评专著如创作，他说：“我写一部东西，很少是基于外在的动机，却往往基于自己的一点创作欲求。在我创作冲动不强烈时，我不能写；在我酝酿不成熟时，我不能写；在我没感到和自己的生命有着共鸣时，我也根本不能选择了作为我写作的对象。”（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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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说长之先生在性情上像司马迁绝没有拉大旗作虎皮，认为长之先生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成就可以和司马迁相媲美，而是说性情相通的人更容易理解和沟通。因为长之先生在心灵乃至情感思想上与司马迁有着共鸣，所以在撰写《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的时候就与他的传主有了共同的命运感，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其笔锋带情感，而这情感决不是表面上字词语句的抒情，而是与传主在时代上共呼吸，在事业上共感慨，在人物上共褒贬，真正深入到传主内心去吟咏赞叹。比如，司马迁的“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对于一般人而言，不是不可以从字面上去理解，但对于同样有着天才意识，有着文化历史使命感的人，其理解的深度是绝不一样的。再比如，对于情感平淡的人，阅读《史记》中的人物是一种理解，对于与司马迁同样有着浓烈情感而感同身受的人就会更“于我心有戚戚焉”，而对于在文化历史的使命感上有着共鸣，且在艺术表现上又能深深地理解和欣赏的人，则会在其批评的文字中，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了，其间岂能仅用“笔锋带情感”数字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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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在长之先生的心目中，《史记》是浪漫的诗篇的话，那么，从某种意义上，《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作为批评著作，也具有批评的抒情性和浪漫性，那是一个文化的发现者在抒发其人格与司马迁精神上的共鸣之情，抒发对复兴中国伟大时代和伟大文化的呼唤。这是此书在众多《史记》评论的学术专著中最显著的也是最与众不同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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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之先生对司马迁的最终认识是：“因为他是抒情诗人，所以他的作品常新——情感本是常新的。因为他是抒情诗人，他的识力和哲学并没引导他走入真正理智的陷阱。他对于若干历史上的大小事件，似乎很有所理解，然而归到根底，他唱起命运感的调子来了！‘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孔子罕称命，盖难言之也！非通幽明之变，恶能识乎性命哉！’因为他有命运感，所以他有深切的悲剧意识，他赞赏那些不顾命运的渺茫而依然奋斗，却又终于失败了的伟大人格。”（第332页）这段评论也完全可以平移到长之先生自己对于司马迁及《史记》的评论上。如果说《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存在某些不足的话，那就是它带有长之先生太多、太浓烈的情感，而且也有着太过深切的悲剧意识。比如在本书的结尾，他说：“司马迁的一生是一幕悲剧，连这和司马迁最有着精神上的连系的亲属却也以悲剧终！”（第333页）就有些诗人而不是学者的味道。而这仿佛也是谶言，这位在现当代文学批评史上与司马迁情感意识最相通，写出最好的司马迁评论的学者最后“也以悲剧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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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此处依据李长之《司马迁人格与风格》的自序：“本书蓄意要写，是二十七年的秋天的事。”序言则完成于三十六年，整整十年。1956年李长之写《司马迁传题记》说“十五年前（1941），我开始写《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十年前（1946），把它完稿。”可能记忆或计算有出入，不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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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长之：《迎中国的文艺复兴》，商务印书馆1946年，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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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长之：《迎中国的文艺复兴》，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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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本书第8页。以下凡征引本书仅随文括注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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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长之：《批评精神》，南方印书馆1942年版，第2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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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长之：《批评精神》，第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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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李长之：《迎中国的文艺复兴》，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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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李长之：《中国文化传统之认识（上）：儒家之根本精神》，见《迎中国的文艺复兴》，第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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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 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 李白研究中的常青树——谈李长之的《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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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天池 李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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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长之先生的《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于1940年8月由长沙商务印书馆出版，距今已经过去了71年。在这期间，尽管研究李白的专著层出不穷，而且，长之先生本人在上个世纪50年代应三联书店之邀，还重写了一本《李白》的小册子，但是，纵观整个20世纪的研究李白的学术出版史，这本仅有六万馀字的《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始终独占鳌头，高居榜首，一版再版，直到现在仍然是研究李白诗歌必读书的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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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学术著作经过长时间的删汰仍傲然卓立，一定有过人之处。那么，这本书的过人之处在什么地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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