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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之先生对司马迁的最终认识是：“因为他是抒情诗人，所以他的作品常新——情感本是常新的。因为他是抒情诗人，他的识力和哲学并没引导他走入真正理智的陷阱。他对于若干历史上的大小事件，似乎很有所理解，然而归到根底，他唱起命运感的调子来了！‘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孔子罕称命，盖难言之也！非通幽明之变，恶能识乎性命哉！’因为他有命运感，所以他有深切的悲剧意识，他赞赏那些不顾命运的渺茫而依然奋斗，却又终于失败了的伟大人格。”（第332页）这段评论也完全可以平移到长之先生自己对于司马迁及《史记》的评论上。如果说《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存在某些不足的话，那就是它带有长之先生太多、太浓烈的情感，而且也有着太过深切的悲剧意识。比如在本书的结尾，他说：“司马迁的一生是一幕悲剧，连这和司马迁最有着精神上的连系的亲属却也以悲剧终！”（第333页）就有些诗人而不是学者的味道。而这仿佛也是谶言，这位在现当代文学批评史上与司马迁情感意识最相通，写出最好的司马迁评论的学者最后“也以悲剧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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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此处依据李长之《司马迁人格与风格》的自序：“本书蓄意要写，是二十七年的秋天的事。”序言则完成于三十六年，整整十年。1956年李长之写《司马迁传题记》说“十五年前（1941），我开始写《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十年前（1946），把它完稿。”可能记忆或计算有出入，不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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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长之：《迎中国的文艺复兴》，商务印书馆1946年，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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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长之：《迎中国的文艺复兴》，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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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本书第8页。以下凡征引本书仅随文括注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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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长之：《批评精神》，南方印书馆1942年版，第2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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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长之：《批评精神》，第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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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李长之：《迎中国的文艺复兴》，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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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李长之：《中国文化传统之认识（上）：儒家之根本精神》，见《迎中国的文艺复兴》，第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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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 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 [:1706027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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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 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 李白研究中的常青树——谈李长之的《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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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天池 李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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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长之先生的《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于1940年8月由长沙商务印书馆出版，距今已经过去了71年。在这期间，尽管研究李白的专著层出不穷，而且，长之先生本人在上个世纪50年代应三联书店之邀，还重写了一本《李白》的小册子，但是，纵观整个20世纪的研究李白的学术出版史，这本仅有六万馀字的《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始终独占鳌头，高居榜首，一版再版，直到现在仍然是研究李白诗歌必读书的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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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学术著作经过长时间的删汰仍傲然卓立，一定有过人之处。那么，这本书的过人之处在什么地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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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它站在了当时学术的前沿，其研究李白的角度、方法使人耳目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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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长之写作《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的时候刚刚从清华大学毕业不久(1)，他不仅受到德国古典哲学和美学的熏陶，而且非常迅速地吸收了尼采、弗洛伊德等现代德国哲学家的营养，并用这些新理论来研究中国的文化巨人，他强调要“深入到诗人世界中的吟味”，实际上就是对于研究对象进行人格精神的分析，不仅研究诗人写什么，怎样写，而且进一步探究诗人为什么要这么写。表面上看，李长之“从道家的特征推阐李白的为人与创作特点”似乎并没有超出传统批评，但实际上他在李白的研究上展开了一个全新视野，他是以人的“生命流露”来研究李白的。他一则说：“说真的，他的人生和我们一般人的人生并没有太大的悬殊，他有悲，我们也有悲，他有喜，我们也有喜，并且他所悲的，所喜的，也就正是我们所悲的，所喜的。然而，然而有一个不同，这就是他比我们喜，喜的厉害，悲，悲的厉害，于是我们就不能不在他那里得到一种扩展和解放了，而这种扩展和解放却又是在我们心灵的深处，于种种压迫之馀，所时时刻刻的在期待着，在寻求着的。” (2)（第342页）“我们知道一般的疯子、狂人的价值，就更该知道一般的艺术作品的价值，就尤其该知道诗人李白的价值了。”（第343页）再则说：“就根本处说，李白不能算矛盾，他有丰盛的生命力，他要执着于一切。但是就表现上说，就不能不算矛盾了，因为他要求得急切，便幻灭得迅速，结果我们看见他非常热中，却又非常冷淡了。一会是‘人生在世须尽欢’，一会是‘人生在世不称意’；一会他以孔子自负‘我志在删述’，一会他又最瞧不起孔子，‘凤歌笑孔丘’，矛盾多末大！”（第444页）最后他说：“总之，他是太人间了，他的痛苦也便是人间的永久的痛苦！这痛苦是根深于生命力之中，为任何人所不能放过的。不过常人没有李白痛苦那样深，又因为李白也时时在和这种痛苦相抵抗之故（自然，李白是失败了的牺牲者），所以那常人的痛苦没到李白那样深的，却可以从李白某些抵抗的阶段中得到一点一滴的慰藉了！这就是一般人之喜欢李白处，虽然不一定意识到。”（第4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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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长之常说：“我们比以前人占便宜处，是我们懂得了体系化。” (3)在《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中，他处处用“生命和生活”解读李白的行事和作品。他认为李白信仰道教的原因是“李白的本质是生命和生活，所以他之接受道教思想是当然的了。生活上的满足是功名富贵，因此李白走入游侠，生命上的满足只有长生不老，因此李白走入神仙。”（第391页）他解释李白诗歌题材何以雄大壮阔的原因是“因李白生命力充溢之故，他所取材的歌咏的对象多半是雄大壮阔的：‘浙江八月何如此，涛似连山喷雪来’（《横江词》），‘墨池飞出北溟鱼，笔端杀尽中山兔’（《草书歌行》），‘日出东方隅，似从地底来……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滓同科’（《日出入行》），这种局势，可以说在中国四千年来的诗坛上少有第二人！”（第426页）对于李白诗歌中的豪气和清真风格的形成，他同样认为是生命力充溢的缘故，他说：“不错，‘清真’是李白对于诗所要求的一个标准；不错，李白以这个标准而选择了谢朓。但是李白自己的诗，却决不能以‘清真’尽之。李白诗的特色，还是在他的豪气，‘黄河之水天上来’，这是再好也没有的对于他的诗的写照了！……说到根本处，我们还得归到老话，所有这一切，只是由于生命力充溢之故，而这生命力，又经过道教的精神洗礼之故。因此，他毫无尘土气，他一空依傍；在那精神的深处，光芒四射而出，万物经这光芒的照耀，跑到了他的笔端的，也便都有着剔透玲珑的空灵清新之感了！”（第424—425页）在长之先生看来，李白诗歌修辞上的特点也源于李白旺盛的生命力。他指出李白诗里满满的是“愁杀、笑杀、狂杀、醉杀、恼杀，这些极度夸张的字眼，在别人是不常用的。这在一方面看，可以认为是像李白的一种口头禅似的了，在不经意之中，就总是这样夸大惯了罢了；然而另一方面看，却可以见出有他的性格所以使之然者在，正因为他内心里的要求往往是强烈的，所以他即使在不经意的时候也就如此流露而出了。”（第345—346页）他又认为李白的“诗里常有‘忽然’的字样”，“忽然的情调”，而这“正是代表他精神上潜藏的力量之大，这如同地下的火山似的，便随时可以喷出熔浆来。在某一种意义上说，这种情形，正是为‘灵感’一词下了一个具体的注脚。‘灵感’不是由外而来的，却是自内而生的，只是似乎不能自己加以操纵似的，要来，却是不期而来，所以用‘忽然’二字去描写那情景，便是再好也没有了。李白‘忽然’的情调特多，换言之，也就是他写诗的材料——灵感——的临莅也最频繁。诗有作的，有写的，作的勉强，写的自然，大家只知道李白的诗那末自然，冲口而出，真似乎妙手天成，却不知道这有一种根本的关系在，这就是那充溢的生命力使然了”（第3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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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说长之先生这种用“生命流露”的诠释全都正确，一无瑕玼，也不能说这种诠释前人就一点也没有触及，而且有时它难以避免简率的诟病，但这种全新研究的视界无疑具有20世纪的气息，像乍起的清新空气，吹拂了当时的李白研究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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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界评论李白，向来有李杜对照的传统，“唐世李杜并称，未尝有所轩轾。惟元微之作李杜优劣之论，独重子美，于是后之人以为谈柄，不免于左右袒。至于今，论诗者言李，则必曰李杜，而后知为太白，若言杜，则不必连及李，而无不知为子美者”(4)，20世纪初研究李白的专著也大都沿着这一路数，比如192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傅东华的《李白与杜甫》，1933年汪静之的《李杜研究》等，而且“即使其他几种仅标题为李白研究的著作，也把很多篇幅放在二人的比较研究上”(5)。长之先生突破了这一模式，由于他所写的《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原是“要合并起来写的关于中国五个大诗人（屈原、陶潜、李白、杜甫、李商隐）的一部大书的一部分，所以这小书中也时时以他们五个人作为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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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说在屈原的诗里是表现着为理想（Ideal）而奋斗的，在陶潜的诗里是表现着为自由（Freiheit）而奋斗的，在杜甫的诗里是表现着为人性（Menschlichkeit）而奋斗的，在李商隐的诗里是表现着为爱（Liebe）、为美（Schnheit）而奋斗的，那么，在李白的诗里，却也有同样表现着的奋斗的对象了，这就是生命和生活（Leben）。（第3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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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教色彩曾经笼罩了陶潜，曾经遮掩了杜甫，但是却把李白几乎整个漏掉了。（第3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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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们不能因此就断言李白比杜甫浅薄，这是因为他们的精神形式实在不同故，在杜甫，深而广，所以能包容一切；在李白，浓而烈，所以能超越所有，他们都达于极致了，同是文艺的极峰，同是人类的光辉！静夜有静夜的美，白昼有白昼的美，在孔子和屈原，我们不能轩轾于其间了，在杜甫与李白，我们也不能有所抑扬。（第3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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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人说陶潜诗篇篇有酒，其实李白或者更可以当得起这句话的。而且我觉得像李白在这里所说的“醉后失天地，兀然就孤枕”，“酒倾愁不来”，“酒酣心自开”，这种非饮酒的人不能有的体会，就是陶潜却也还没写过。（第4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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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这机会，又不妨拿李义山和李白作一个比较了，他们同是情感上极其发达的人物，但是李义山的力量永远向里边缩，永远像蚕一样，作茧自缚，真是“春蚕到死丝方尽”似的，李白却不然，他的力量永远往外面施放，所以一不如意，他就要毁灭一切了！同是不如意，在李义山只有悲哀，但是在李白却是加上烦躁，因为李白为那要求一切的生命力所激扰故！（第4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