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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敬濂将军很谦和，他答应了我的请求。证明书共有两联，承办人在发给我的那一联填写王鼎钧，在存根联填写王鹤霄，又在存根旁边写了三个小字：王鼎钧，加上括弧，好在遣散证明书没有“籍贯”一栏，省去许多斟酌。我凭遣散证明书领到国民身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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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退役制度尚未建立，对待离营士兵简直就是驱逐，允许带走两套旧军服，发给老台币五百六十元（依名作家罗兰记述，彼时炒米粉一客老台币七百元）。那时撤退来台的军队多半席地而卧，士兵离营时可以把席子卷起来背着，那一张席子使我心酸，异乡人倒毙路旁，好心人收尸，就是用一张草席把尸体裹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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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军中的文官，又不是台北总库编制以内的人员，除了一张证明书，什么也没有。我一点也不介意，只觉得一身轻松，有了这张证明书我可以办国民身份证，有了身份证就有了生存的基本保障，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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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妹妹和弟弟度过“山东流亡学生澎湖冤案”的恐怖，可以安心读书，父亲蒙兰陵另一位族长王一然先生援引，到台中县政府就食，全家“草草粗定”。一然先生也是祖父级人物，做过河北完县最后一任县长，我们称他为“县长爷爷”，背后笑他犯了地名，“完县”，真的玩完了！他很有族长的威严和责任感，凭他一点残余的人事关系，处处照顾本乡本族落难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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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校爷爷，县长爷爷，兰陵宗法社会的完美典型，兰陵王氏族谱应该有他俩的“大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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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台北专心投稿。我到衡阳路成都路几家书店文具店买稿纸，店员瞠目以对，可见当时投稿的人很少。那时候台北各报副刊篇幅很小，副刊上的文章大半来自翻译的“罗曼史”和中国历史掌故，有人表示不满，称翻译为“抄外国书”，称历史掌故为“抄中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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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台湾尚未参加国际版权公约，翻译家可以自由使用外文原材，以美国杂志上的“小幽默”最受欢迎，多产者为陈澄之，他是“华北新闻”著名的翻译快手，在资讯闭塞的年代，他能看到多种外文报刊。台大文学院院长钱歌川，也曾以“味橄”为笔名，经常客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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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小幽默”偶尔还有种族歧视的意味，例如说，一个犹太人到纽约市中央火车站买票，他对售票员说“春田城”。美国有好多个州都有春田城，售票员问他哪一个春田城？犹太人忽然反问：“哪一个最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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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小幽默”流露反共思想。例如说，东欧某共产国家有一个老百姓养了一只鹦鹉，“鹦鹉能言”，常常学他说话。有一天这只鹦鹉不见了，他急忙向警察局备案：“本人今日走失鹦鹉一头，以后该鹦鹉在外一切言论，本人概不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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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喜欢这些小幽默，年轻时的我缺乏幽默感，需要补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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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留下的掌故轶闻很多，这种材料取之不尽，那时许多读者的趣味保守，贪恋“温故”，即使以前看过了，再看一遍也无妨。我不能“抄外国书”，可以“抄中国书”，每天坐在省立图书馆东翻西检，图书馆设在新公园里，门前一条大马路就叫馆前街，直通台北火车站，旁边就是中央日报社。现在听说新公园改称二二八公园，省立图书馆也搬走了，唉！《中央日报》也停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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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别人“抄中国书”，大都是从书中选出一件事情加以注释评点，我能把好几件相似或相连的事情组合在一起，可以说后来居上。例如以“太阳”为主题，抄下夏日可畏、冬日可爱，野人献曝，日近长安远，再加上大文豪歌德的遗言：“打开门板，多放些阳光进来！”中西兼顾，很丰富也很灵活，全文只有五六百字，我能做到密中有疏，并不呆板拥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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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能配合新闻。胡适的一句话也成新闻，他说当年有人拿他的名字做对联，上联是“胡适胡适”，下联是“方还方还”，方还是浙江省政府秘书长。我立刻来一篇“小谈人名对”，我说有人用“徐来徐来”对“胡适胡适”，徐来是电影女明星，比“方还”有趣。我说还有人用“胡适之”对“孙行者”，用“马星野”对“牛天文”。我还能继续延伸，提出明代的王绂是“九龙山人”，陶渊明自称“五柳先生”，宋人郑侠别号“一拂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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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一年“联合版”创刊，《联合报》的前身。副刊编辑牟力非为我写的掌故开了一个小专栏，名叫“饮苦茶斋笔记”，斋名出自张恨水的诗：“爱抟黄土种名花，也爱当垆煮苦茶。”中华副刊也给我开了一个小专栏，名叫“切豆腐干室随笔”。那时两报副刊和我通信都用“副刊编辑室”署名，没有私人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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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年，台北各报副刊的稿费都是每千字新台币十元，拿当时的物价比量，这个标准很高，据《台湾报业演进四十年》（陈国祥、祝萍合著），日报每月订费新台币七元五角。我到中华路吃一个山东大馒头，喝一碗稀饭，配一小碟咸水煮花生米，只要一元五角，我凭一千字可以混三天。我买纯良墨水一瓶，一元五角。杨道淮《流亡学生日记》，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出版，书中记载副食费每人每天菜金新台币三角二分。周啸虹《三十功名尘与土》（尔雅），提到少尉月薪五十四元。《重修台湾省通志》，一九四九年六月公教人员调整待遇，雇员每月新台币五十元。我不厌其烦记下当年的物价和待遇，为的是证明各报在流离动荡之秋，财政拮据之中，依然这样重视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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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投稿很勤，从未接到退稿。前后化用了五十几个笔名（鲁迅用过一百三十几个笔名），如果同一个名字出现的次数太多，就会有人误会主编搞小圈子。我从未拜访任何一位主编，主编也像新闻版编辑一样，选稿，发稿，不对外连络。报馆也没办过作家联谊会，那时台湾还没这个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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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的笔名都有寓意。潘佛彬笔名潘人木，吴引漱笔名水束文，都用拆字法。彭品光笔名澎湃，用谐音法，他是海军出身。骆仁逸笔名依洛，他跟哥哥来台湾，嫂嫂对他很照顾，长嫂比母，精神上依附嫂嫂，他嫂嫂的名字里有个“洛”字。王林渡笔名姜贵，“姜桂之性，老而愈辣。”黄守诚先叫归人，当然是怀乡，后叫犁芹，自己说要像老牛一样在台湾耕种（第一个皈依本土的外省作家？），王庆麟笔名痖弦，我偶然发现出处，某一本诗话里说，诗的最高境界是“痖”，最好的诗你说不出好在哪里。我的笔名里也有我的心情，我的思考，我的解脱，我的暗示，不能一一写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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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名产生文坛趣谈。耿修业笔名茹茵，读者以为是女作家，他是用笔名“纪念一个亲人”，背后或有回肠荡气的故事。冯放民笔名凤兮，也有人以为是女作家，其实出自“凤兮凤兮，何德之衰！”一片阳刚。孙如陵笔名仲父，据说是“中副”的谐音；父亲的弟弟也叫仲父，有人抱怨读他的文章还得比他矮一辈。姚朋笔名彭歌，林海音敏感，认为是“朋哥”的谐音；王世正笔名石振歌，专栏作家应未迟（袁暌九）揭露，那是“世正哥”的谐音，女作家提起两人直呼姚朋、王世正，认为彭歌、石振歌“那是他太太专用的称呼”。至于鲁迅，人皆不知涵义，有人开了个玩笑，认为应该是“俄国人”Russ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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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台北街头很难找到零售报纸的地方，各报在热闹的地方竖立阅报栏，张贴当天报纸。西门町圆环的阅报栏阵容浩大，《新生报》、《中华日报》、《中央日报》、《扫荡报》、《民族报》、《全民日报》一一在列，偶然看见《中国时报》的前身《征信新闻》，仅有四开一张。那个年代，台北市民真爱看报，也真舍不得买报，每天早上，看牌前面挤满了人。我总是先看副刊，找我投去的稿子，有时候副刊上留下一个方形的黑洞，我总是到火车站前的阅报栏查证，看是谁的文章被人挖走，不止一次，居然那是我的文章，我受到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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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创刊的《民族报》版面比较简陋，想是财力不足，但是新闻和言论都向前冲刺，朝气蓬勃。我读来过瘾，不觉技痒，写了一篇文章指陈军法的缺点，两千多字，对我来说，那篇文章太长了，应该很难见报，谁知《民族报》用它做第一版左下方的边栏，那个位置本来属于政论家的重要评述，怎么轮到我！这个鼓励对我太大了。后来知道《民族报》的总编辑是叶楚英，那篇文章也许是他发下去的吧？我那时不懂事，没有抓住机会去拜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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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止如此，那时上校爷爷罢官，我到集集镇去探望他，先坐纵贯铁路火车到二水，改乘运输木材的小火车，入山渐深，森林如绿色隧道，密云之下霏霏有湿意，想起“山色空濛雨亦奇”。集集车站用木材建造，别出心裁。下车后宪兵盘查，发现我没有差假证，带我到办公室接受队长询问。队长辞色严厉，命令我把口袋里的东西全掏出来摆在桌子上，他一一检视，其中有一张《中央日报》副刊的稿费单。“稿子是你写的吗？”我说是。“里面写的是什么事情？”我照实回答。他依稿费单上的日期找到报纸，仔细阅读那篇文章，立即表情放松，语气和善。“你记住，以后出门一定要带差假证！”让我过关。他好像认为“给《中央日报》写文章的人不会变坏”？那时《中央日报》受读者大众信任，可以想见。想不到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中央日报》已经因为“没有销路没有广告”停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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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说那时，密集的鼓励更坚定了我要做作家的决心。今天回想，并非我的文章如何出色，而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一个不会赌博的年轻人，初次坐上牌桌，往往手气顺极了，这一把通吃，下一把又是通吃，资深的旁观者点头嗟叹：赌神菩萨要收徒弟了！自此以后，这个年轻人就要迷上牌九，无怨无悔。世界三千六百行，有贵有贱，有逸有劳，有穷有达，每一行都有传人，千年万年，连绵不绝，都有这样类似的接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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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这一年，耿修业主编《中央日报》副刊，孙陵主编《民族报》副刊，凤兮（冯放民）接编《新生报》副刊，稍后又有徐蔚忱接编《中华日报》副刊，大将就位，副刊左右文学发展的态势形成。各副刊的内容风格逐渐蜕变，出现女作家的绵绵情思和反共文学的金鼓杀伐，彼此轮唱。那一年，这些副刊养活我，补助我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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