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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字工友对编辑部怀有“集体的敌意”，彼此常有龃龉。排字房设在楼下，黝暗闷热，到处都是铅锈，工友像在矿坑里挖煤的工人，脱光上衣，满手满脸黑灰。排字房跟楼上编辑部是两个世界，他们的情感或者可以用“阶级对立”来解释？有一位工友考上师范，对我忽然表示善意，把我弄糊涂了。事后回想，他将来要做“知识分子”了，他要上“我们”这条船了，他开始在“我们”中间建立人事关系，他改变了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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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离职前找我聊天，告诉我，如果拼版时多出一行两行，不必删稿，只要“抽条”。那时活字版用六号铅字排文章，工友在两行铅字之间嵌进两片薄薄的铅条，每一片的厚度是六号铅字的八分之一，这两片铅条可以抽掉一片，抽掉八片就可以多出一行空间。有时候，拼版也会缺少一行两行，出现空白，这时可以“加条”，也就是把两行铅字之间的铅条增加一片，每增加八片就填满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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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副刊编辑要准备一些极短的补白稿，每篇只有五行十行，一篇一篇预先拣字校对打印小样，拼版的时候紧急使用。那时排字房有一项规矩，编辑当天发稿的字数不能超过当天的需要，如果超出了，他们退回来，或者干脆丢掉，我怎么能预先储存？他笑了一笑说：“从明天起，你带一包香烟进排字房，你把香烟往拼版台上一丢，什么话也不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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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番指点真是暗夜明灯，那时候，“新乐园”牌香烟两元一包，每天一包香烟，每月要支出六十元，我在《扫荡报》的薪水才一百六十元。没关系，我还有稿费收入可以支持，为了对得起萧老编，我决心把工作做好。可惜那位排字工友离职以后《扫荡报》就停刊了。我没有福气享受改变后的工作环境，排字房也没有福气每天抽一包免费的香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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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知道，《扫荡报》的后台是黄埔同学会，停刊前，报社托人向同学会会长陈诚进言：“《扫荡报》有十八年历史，停掉了可惜。”据说陈诚的回答很轻松：“中国大陆有五千年历史文化，不是也丢掉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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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关头，报社有人提出救亡之道，大量发展社会新闻，也就是犯罪新闻，其中以男女风化事件占最大比例，后来称为黄色新闻。犯罪新闻可以争取读者，增加销路，也就可以吸引广告，开辟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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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荡报》同仁何以有此先见之明？这得再提一次张白帆、陈素卿殉情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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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新闻报道说，外省青年张白帆和本省少女陈素卿热恋，女方家长因省籍偏见反对他们结合，两人约定殉情，结果男主角自杀未遂，女主角死了，留下一封缠绵悱恻的绝命书，报纸披露案情，发表遗书，引起社会极大的同情。台大校长傅斯年发起为女主角铸立铜像，表彰他们坚贞的爱情，各方纷纷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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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不幸，后来警方发现事实并非如此，浪漫的佳话破灭，男主角进了监狱，傅斯年校长大呼“上当了！上当了！”妇女界怒斥男主角负心，社会大众等待法院审判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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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四月一日，《扫荡报》发了一条愚人节新闻，殉情案男主角已遭法院判死，今日中午公开执行。这条新闻很短，也没有标题，夹在“本市简讯”一组新闻当中，居然引得台北市民聚集在刑场“马场町”旁边等着看热闹。撰发这条新闻的副社长说，他想试试《扫荡报》究竟有没有读者，结果发现犯罪新闻的巨大潜力。怎奈《扫荡报》董事会都是有为有守之人（或者昔日能够有为、今日只能有守之人），尊重传统价值，拒绝走向低俗。菊花抱香死，报业史可能留下一缕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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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许多报纸在困境中挣扎，大都以黄色新闻做开路机拓建坦途。当初渲染张白帆、陈素卿殉情案，正值本省人外省人的隔阂日渐加深，各界希望殉情案能像“罗密欧和朱丽叶”的爱情悲剧那样，感天动地，化解仇恨，所以连傅斯年这样的大贤都肯出面。后来报刊刻意发展社会新闻，动机就复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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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荡报》的另一契机是，当年王惕吾要办联合版，曾邀《扫荡报》参加，不知何故，《扫荡报》选择了一九五○年七月停刊。惕老的回忆录和几种报业史没提这一笔，当时董事会会议的议程交给我用钢版誊写，“讨论事项”中有这一条，应是确有其事。一九五一年九月，《民族报》、《全民日报》、《经济时报》的联合版出现，后来成为国际知名的大报，《扫荡报》旧人见了面都嗟叹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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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荡报》停刊后，报社使用原有的设备开办印刷厂，一再亏累，改成“扫荡出版社”，更难存续。最后，副社长程晓华念一副对联给我听，上联“扫地出门”，下联“荡然无存”，横批“消而化之”（总社长萧赞育将军字化之）。据说对联的作者是总主笔许君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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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江湖（回忆录四部曲之四） 投身广播见证一页古早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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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应该是在一九五○年九月进入“中国广播公司”所辖的台湾广播电台工作，我说“应该”，因为我申请退休的时候，人事室查不到我的到职年月，要我自己填写，我没有用心推算，显然写错了。记得那年中秋，福利社发给每人一个月饼，我刚刚进来，福利名册上还没有我的名字，我的顶头上司资料室主任蒋颐替我争取到一份。中秋节总该在阳历的九月。几个月后，我调任编撰，迎头重任是参与制作蒋公复职周年的庆祝节目，蒋氏一九四九年一月引退，一九五○年复位，一九五一年三月一周年，据此推算，我一九五一年一月或二月已经在编撰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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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福利只有“一个”月饼，可见那时台湾广播电台很穷。我们坐藤椅，用桌面有坑洞的桌子，领到有臭味的浆糊、有缺口的米达尺，后来调到楼上写稿，脚下踏着有弹性有声响的地板。伙食房长桌长凳，铝制的盘子凸凹不平，生了灰色的锈。男女合厕，日本人遗留的习俗，男生出入眼观鼻、鼻观心。上午有卫生纸可用，用完了，下午不再补充，因为总经理只有上午来办公。有一次某“立法委员”来发表广播演说，内急出恭，无法善后，只好掏出手帕来草草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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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广播电台的前身是日本“台北放送局”，抗战胜利由“中国广播公司”接收，“中国广播公司”前身是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这个“中央”是国民党中央党部，“中广”公司是国民党的党营事业。那时撤退来台的“中央机关”都穷，“引退”后的蒋公住在阳明山（那时还叫草山），连纱窗纱门都没装，魏景蒙去见他，他一面跟魏讲话一面用手掌打蚊子（后来魏先生做“中广”总经理，常要我记录他口述的资料，其中有这一段秘闻）。“中广”公司从南京撤到台北，副总经理吴道一主持其事，他说那时没钱交电费，没钱发薪水，他想辞职，没人收他的辞呈。他依照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口头指示，变卖带出来的发电机，渡过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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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播音必须照文稿说话，文稿播出之后送资料室永久保管（电台由南京带来很多旧日剪报，上面有播音员播出之后的签字）。有一次外面倾盆大雨，播音员却要播报天气“晴”，那时台湾气象局每四小时发布气象报告一次，没有雷达，没有电脑，气象预报总有些阴差阳错，播音员明知预报失准，他不能更改。还有一次，采访记者赶写新闻，写到“女士”二字，“士”下面一横拉得太长，播音员播出来的是女“土”，电台不能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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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如此依赖文稿，电台又没有雇佣很多写手，编播人员只有到资料室找报纸杂志上登过的东西，填塞节目内容，资料室必须增添人手，我才有机会到电台工作。那时候我们都没有著作权观念，别人发表的作品拿来就用，后来保护著作权运动兴起，政府修正著作权法，成立著作权人协会，广播电台还是觉醒最晚配合最少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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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广播公司”在南京成立时辖有电台三十九座，除了台湾六座、东北四座以外，都是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建造的，创业艰难，功不可没，所以管理处长吴道一虽然交出实权，改任公司副总经理，仍然终身受人尊敬。南京撤退时，许多机关首长只能带出几个左右亲信，若想搬运物资，员工反抗，码头工人拒绝装卸。吴道一能够拆运机器，连图书唱片剪报资料都能装箱上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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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广播任务简单，据“中广”公司海外组组长陈恩成博士一份报告说，当年各地建立电台，一律派工程师做台长，工程师建厂房，装机器，竖天线，雇两个年轻的女孩子，买一批唱片，订几份报纸杂志，就可以开播，对工程的投资高，对节目的投资低。我记得他强调中国广播事事都可以移用西洋现成的东西，惟有播出内容必须自己设计，语言风格必须自己形成，节目人才必须自己培养。后来“中广”庆祝成立四十周年，出版了吴道一著《中广四十年》一书，保存许多珍贵史料。书中记述，当年电台组织仅有技术、传音、事务三科，可以说为轻视“节目”提供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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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轻节目，社会就看轻你。资深广播记者潘启元说，抗战胜利后他在南京中央广播电台跑新闻，申请加入南京记者公会，几番力争，公会勉强同意，他是全国广播记者加入记者公会的第一人。民本广播电台台长胡炯心说，内政部职业分类，广播列入“娱乐”，他这才知道自己是个跑马卖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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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台湾，广播突然十分重要。台湾使用日文五十年，马上改读中文，确有困难，听广播比较容易，政府想借广播普及知识，宣达政令，凝聚共识，此其一。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一切交流的管道俱已严密封锁，惟有电波可以穿越海峡，深入内地，政府想借广播进行对大陆宣传，此其二。世界各重要国家都有专门机构收听外国广播，以便立即了解局势变化，国民政府想借广播打破孤立，争取友邦了解，此其三。有此三者，广播任务重大，层次提高，必须多方罗致节目人才，王大空、崔小萍、杨仲揆、王玫、白茜如、徐谦，还有我和骆仁逸，都在这种情势下分别就位。节目人员身价增高，导致节目和工程两大部门的长期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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