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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新闻报道说,外省青年张白帆和本省少女陈素卿热恋,女方家长因省籍偏见反对他们结合,两人约定殉情,结果男主角自杀未遂,女主角死了,留下一封缠绵悱恻的绝命书,报纸披露案情,发表遗书,引起社会极大的同情。台大校长傅斯年发起为女主角铸立铜像,表彰他们坚贞的爱情,各方纷纷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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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不幸,后来警方发现事实并非如此,浪漫的佳话破灭,男主角进了监狱,傅斯年校长大呼“上当了!上当了!”妇女界怒斥男主角负心,社会大众等待法院审判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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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四月一日,《扫荡报》发了一条愚人节新闻,殉情案男主角已遭法院判死,今日中午公开执行。这条新闻很短,也没有标题,夹在“本市简讯”一组新闻当中,居然引得台北市民聚集在刑场“马场町”旁边等着看热闹。撰发这条新闻的副社长说,他想试试《扫荡报》究竟有没有读者,结果发现犯罪新闻的巨大潜力。怎奈《扫荡报》董事会都是有为有守之人(或者昔日能够有为、今日只能有守之人),尊重传统价值,拒绝走向低俗。菊花抱香死,报业史可能留下一缕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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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许多报纸在困境中挣扎,大都以黄色新闻做开路机拓建坦途。当初渲染张白帆、陈素卿殉情案,正值本省人外省人的隔阂日渐加深,各界希望殉情案能像“罗密欧和朱丽叶”的爱情悲剧那样,感天动地,化解仇恨,所以连傅斯年这样的大贤都肯出面。后来报刊刻意发展社会新闻,动机就复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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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荡报》的另一契机是,当年王惕吾要办联合版,曾邀《扫荡报》参加,不知何故,《扫荡报》选择了一九五○年七月停刊。惕老的回忆录和几种报业史没提这一笔,当时董事会会议的议程交给我用钢版誊写,“讨论事项”中有这一条,应是确有其事。一九五一年九月,《民族报》、《全民日报》、《经济时报》的联合版出现,后来成为国际知名的大报,《扫荡报》旧人见了面都嗟叹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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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荡报》停刊后,报社使用原有的设备开办印刷厂,一再亏累,改成“扫荡出版社”,更难存续。最后,副社长程晓华念一副对联给我听,上联“扫地出门”,下联“荡然无存”,横批“消而化之”(总社长萧赞育将军字化之)。据说对联的作者是总主笔许君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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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江湖(回忆录四部曲之四) 投身广播见证一页古早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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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应该是在一九五○年九月进入“中国广播公司”所辖的台湾广播电台工作,我说“应该”,因为我申请退休的时候,人事室查不到我的到职年月,要我自己填写,我没有用心推算,显然写错了。记得那年中秋,福利社发给每人一个月饼,我刚刚进来,福利名册上还没有我的名字,我的顶头上司资料室主任蒋颐替我争取到一份。中秋节总该在阳历的九月。几个月后,我调任编撰,迎头重任是参与制作蒋公复职周年的庆祝节目,蒋氏一九四九年一月引退,一九五○年复位,一九五一年三月一周年,据此推算,我一九五一年一月或二月已经在编撰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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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福利只有“一个”月饼,可见那时台湾广播电台很穷。我们坐藤椅,用桌面有坑洞的桌子,领到有臭味的浆糊、有缺口的米达尺,后来调到楼上写稿,脚下踏着有弹性有声响的地板。伙食房长桌长凳,铝制的盘子凸凹不平,生了灰色的锈。男女合厕,日本人遗留的习俗,男生出入眼观鼻、鼻观心。上午有卫生纸可用,用完了,下午不再补充,因为总经理只有上午来办公。有一次某“立法委员”来发表广播演说,内急出恭,无法善后,只好掏出手帕来草草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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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广播电台的前身是日本“台北放送局”,抗战胜利由“中国广播公司”接收,“中国广播公司”前身是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这个“中央”是国民党中央党部,“中广”公司是国民党的党营事业。那时撤退来台的“中央机关”都穷,“引退”后的蒋公住在阳明山(那时还叫草山),连纱窗纱门都没装,魏景蒙去见他,他一面跟魏讲话一面用手掌打蚊子(后来魏先生做“中广”总经理,常要我记录他口述的资料,其中有这一段秘闻)。“中广”公司从南京撤到台北,副总经理吴道一主持其事,他说那时没钱交电费,没钱发薪水,他想辞职,没人收他的辞呈。他依照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口头指示,变卖带出来的发电机,渡过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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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播音必须照文稿说话,文稿播出之后送资料室永久保管(电台由南京带来很多旧日剪报,上面有播音员播出之后的签字)。有一次外面倾盆大雨,播音员却要播报天气“晴”,那时台湾气象局每四小时发布气象报告一次,没有雷达,没有电脑,气象预报总有些阴差阳错,播音员明知预报失准,他不能更改。还有一次,采访记者赶写新闻,写到“女士”二字,“士”下面一横拉得太长,播音员播出来的是女“土”,电台不能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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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如此依赖文稿,电台又没有雇佣很多写手,编播人员只有到资料室找报纸杂志上登过的东西,填塞节目内容,资料室必须增添人手,我才有机会到电台工作。那时候我们都没有著作权观念,别人发表的作品拿来就用,后来保护著作权运动兴起,政府修正著作权法,成立著作权人协会,广播电台还是觉醒最晚配合最少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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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广播公司”在南京成立时辖有电台三十九座,除了台湾六座、东北四座以外,都是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建造的,创业艰难,功不可没,所以管理处长吴道一虽然交出实权,改任公司副总经理,仍然终身受人尊敬。南京撤退时,许多机关首长只能带出几个左右亲信,若想搬运物资,员工反抗,码头工人拒绝装卸。吴道一能够拆运机器,连图书唱片剪报资料都能装箱上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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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广播任务简单,据“中广”公司海外组组长陈恩成博士一份报告说,当年各地建立电台,一律派工程师做台长,工程师建厂房,装机器,竖天线,雇两个年轻的女孩子,买一批唱片,订几份报纸杂志,就可以开播,对工程的投资高,对节目的投资低。我记得他强调中国广播事事都可以移用西洋现成的东西,惟有播出内容必须自己设计,语言风格必须自己形成,节目人才必须自己培养。后来“中广”庆祝成立四十周年,出版了吴道一著《中广四十年》一书,保存许多珍贵史料。书中记述,当年电台组织仅有技术、传音、事务三科,可以说为轻视“节目”提供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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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轻节目,社会就看轻你。资深广播记者潘启元说,抗战胜利后他在南京中央广播电台跑新闻,申请加入南京记者公会,几番力争,公会勉强同意,他是全国广播记者加入记者公会的第一人。民本广播电台台长胡炯心说,内政部职业分类,广播列入“娱乐”,他这才知道自己是个跑马卖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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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台湾,广播突然十分重要。台湾使用日文五十年,马上改读中文,确有困难,听广播比较容易,政府想借广播普及知识,宣达政令,凝聚共识,此其一。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一切交流的管道俱已严密封锁,惟有电波可以穿越海峡,深入内地,政府想借广播进行对大陆宣传,此其二。世界各重要国家都有专门机构收听外国广播,以便立即了解局势变化,国民政府想借广播打破孤立,争取友邦了解,此其三。有此三者,广播任务重大,层次提高,必须多方罗致节目人才,王大空、崔小萍、杨仲揆、王玫、白茜如、徐谦,还有我和骆仁逸,都在这种情势下分别就位。节目人员身价增高,导致节目和工程两大部门的长期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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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台的台长是工程师姚善辉,下设工程科、总务科、节目科,节目科之外又有播音科、新闻科,还有一个资料室,事实上播音和新闻都是节目工作,资料是为节目服务的,可是单从名称看不出组织系统来。我进电台的时候,省籍名人翁炳荣统率节目部门,增设编撰科。一九五一年三月翁赴日本,邱楠接任,公司给他的名义是节目总编导,统摄新闻编撰、播音资料各科。不久台湾广播电台撤销,业务由“中国广播公司”直营,分设工程部、节目部、总务部,原台长姚善辉任工程部主任,原节目总编导邱楠任节目部主任。节目科升格为部,空间扩大,层级增多,下面设编审组、新闻组、播音组、资料组,眉目就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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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无线电广播是新闻事业的尖端,却也是工程设备的幼年,但是对于我,一切都非常新奇。发音室冷气昼夜开放,为了使声音合乎标准,室内铺着很厚的地毯,挂着沉重的帷幕,窗子用整片玻璃镶成,内外两层,里面一层微微倾斜,减少回音,伺候声音像伺候皇后。那时录音机的机件复杂而笨重,用钢针把声音刻在蜡片上,一次一张。后来使用钢丝录音,必须由工程人员操作,节目人员使用录音机,必须工程部门批准,太尊贵了,可是它居然能保存声音反复重现,人定胜天,本是二次大战中研发的秘密武器,岂可视为等闲!唱片还是胶质,速度七十八转,有些沙声,硬脆易碎,怕压怕碰怕摔,那可是进口的奢侈品,送人一张唱片已是厚礼,电台唱片整箱整柜,工友经常捧着厚厚一叠上楼下楼。最不可思议的是,我每天写的文字都会变成声音,四方各地都有人专心收听,怎么可能?居然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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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中国广播公司”有全国知名的工程师冯简,据说机器故障播音中断的时候,他能坐在家中用电话指挥修复,无须亲临检查。南京时代有名的男播音员梁栖,方面大耳,音质沉厚,播送政论文稿以声服人,走出发音室的时候满身大汗。重庆时代的女播音员刘若熙,美人迟暮,改调编辑,当年号称“重庆之莺”,与日本的“东京玫瑰”争鸣。想那一九二八年,全国没多少人见过收音机,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中广”公司的前身)训练了一批收音员,他们带着收音机前往各省,每天收听新闻节目和中央要人的演讲,记录缮印,送到当地报馆发表,同时也制作壁报供大众阅览,当年的收音员,还有几位在“中广”公司担任行政工作。这些都是国民党光辉岁月中遗留的人物,后进置身其间,很能感受到历史的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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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室从南京带来一批图书,话剧剧本占很大的比例,曹禺、洪琛、郭沫若、陈白尘、李健吾、丁西林都有,出版日期都在抗战胜利以前。这些人是左翼作家,这些书是禁书,“中广”把它们运到台湾,也算是一批文物。那些著名的剧本,像曹禺的《日出》、《雷雨》等等,有人用铅笔勾点批注,哪个角色由哪个人演,哪个地方加入分场的音乐,分明是电台导播的作业,敢情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所辖的“中央广播电台”在节目中使用了这些剧本!我仿佛看见一群播音员挤在麦克风前伸长了脖子,共同使用一本书播出节目,那时节目制作如此因陋就简!今天严厉禁止的,正是昨天向各国播送的,“中央”的文化政策如此捉襟见肘!算得上是一个重大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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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中广”公司总经理董显光,国际宣传的教父,英美新闻界外交界的老朋友,为“中广”争取许多美援。他惯用英文批签呈,无为而治,一律OK,我从他的批示中第一次看到这个符号。有一次节目部签办一件事,送工程部会签,工程部提出相反的意见,董总批示OK。节目部只好和工程部联名再签,问总经理究竟OK了谁的意见,批示下来仍是OK。他娴熟国际社交礼仪,每天服装整齐,见了女同事就鞠躬,对我而言,新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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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中广”公司董事长是张道藩,党国要人,领导国民政府的文艺运动。他的作风不同,那时宣传政策由中央宣传部掌握,他轻易不说什么,倒是对行政事务的细节很注意监督。记得当年到新公园游览的人,往往沿着那条水泥小径误入电台,总务部特地在电台入口处左右竖立两根方形的柱子,示意这是电台的大门,又在右边柱子上制作“中国广播公司”大字招牌。张道公看见建造费用的账单,认为贵得离了谱,把负责人叫来“骂”了一顿。他私人写信从来不用公家的邮票,办私事也不坐公家的座车,对我而言也是新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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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台湾电台的待遇很低,我调到编撰科以后,资料室添补新手,有一位小姐应征,她听见月薪只有两百二十元,变色而去,临别留言:“苏俄用农奴工奴,你们这里用文奴!”王大空任广播记者,工作表现优异,言谈诙谐有趣,有时却也愤然自语:“中广!你有本事就饿死我!”只有我很满足,薪水加上稿费,我可以把弟弟妹妹零用金增加到每月五十元,一面计划如何迎养寄居台中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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