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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内战有所谓三大战役，国军在这三次战役中都打了败仗，几乎可以说全军覆没，国内国外都认为蒋介石总统无法收拾大局，副总统李宗仁又自信可以争取美援进行和谈，一九四九年一月，蒋总统宣布引退，李副总统代行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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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中华民国宪法，如果总统“因故不能视事”，由副总统代行职权，如果总统“缺位”，由副总统继位。蒋氏引用的是前一条文，他仍是总统，只是目前不能处理政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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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代总统争取美援失败，和谈也破裂，共军渡江，国民政府迁台北，李氏飞美养病。一九五○年三月，蒋总统认为“不能视事”的原因消失，宣布“复行视事”，报纸标题为了减少字数，称为“总统视事”，广播跟着报纸走，也用“总统视事”。我一看这四个字就觉得怪怪的，仔细一想，“总统视事”和“总理逝世”根本听不出分别来，这还了得，文字狱就在你身边！传统语文教育重视字形，忽略字音，制定宪法的国民大会留下这样一个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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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立刻去见节目部主任邱楠，说明顾虑，他立刻拿起电话报告中央党部第四组，从前的宣传部。四组不敢怠慢，当天以“最速件”行文各报社电台改用“总统复职”。自此以后，所有的公开文件都不用“视事”，只见“复职”，虽然违背宪法也顾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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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了广播这一行，才知道同音字是一大患。那时称赞人才，常说他是某一行业的“奇葩”，这两个字难听，经我“揭发”，广播予以淘汰，报纸杂志继之。菲政府很像“匪政府”，改成菲律宾政府就清楚了，十月十日“为中华民国国庆日”，听来好像是“伪中华民国”，改成“是中华民国……”就安全了。台中有一家农民广播电台，农民节那天，电台为了显示专业特色，整天呼喊“各位农胞”，听来像“脓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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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同音字容易出错，我进一步发现双声叠韵也容易听错，像七点半／七点吧，甜豆浆／咸豆浆，王明东口头报名，登记下来的名字是王明登，老师呼喊李瑞兰，跑过来的是李瑞莲。最早发现这个问题的人也许是无线电报务员，他们常常口头传送电码，“一”和“七”容易相混，“零”和“六”容易相混，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他们改变字音，读“一”为“么”，读七为“拐”，读“零”为“洞”，读“六”为“路”，造成明显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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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进一步，我发现广播稿听不懂或听不清楚的地方，大半由文言的词汇或句法造成，文言求简，尽量使用单音词，同音混淆的情形严重。文言还有一些词汇，声音模糊不清。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写广播稿要遵守多少清规戒律，最简易的办法是对文言保持警惕，努力向日常生活中的白话靠近，几千年来，列祖列宗天天改进说话的方式，早已把一切容易听错难以听懂的词语淘汰干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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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大众”早已把辛弃疾换成辛稼轩，把读物换成读本，把出租计车换成计程车。早已把“如”换成如果，把“但”换成但是，把“虽”换成虽然。在他们口头，大雁、小燕、油桶、水桶、饭桶、听筒、信筒，分得清清楚楚。他们不在乎多一个字，他们叫爸爸、妈妈、哥哥、太太、奶奶、公公、婆婆，他们说“老”鼠，石“头”，桌“子”，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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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进一步，我发现句子太长也使听众穷于应付，时间不停留，后浪前浪，印象残缺不全。那时流行长句。执笔人常把一句文言直译为一句白话，泥泞不堪。更重要的原因该是受“欧化”影响，英文句法繁复绵密，听觉来不及破解。我这里还有中央通讯社译的新闻稿，每条新闻的第一句总是很长很长，堪称欧化长句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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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三年举行一次三十四个国家一百多位权威学者参加的国际防癌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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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务院否认外传美国空车喷射机进驻苏俄刚刚从摩洛哥撤出的空军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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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院长今天下午三点钟在立法院第二十六会期第三次会议中答复立法委员周雍能张其彭牛践初鲁荡平就施政报告提出的询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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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记者争相仿效，于是在实况转播中可以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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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下飞机的朴总统夫人穿的是苹果（停顿换气然后）绿的旗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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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太太听到这里，很纳闷她为什么“不”下飞机，然后，是了，她还没穿好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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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轮美奂的大会堂中间悬挂着总统（停顿换气然后）的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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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未完，警备总部派人上门来了，悬挂着“总统”？搞什么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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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大众”口头沟通没有这样的句子，国语专家何容说，通常一句话不超过十个字，因为人在一呼一吸之间可以讲十个字，换气最好也换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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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二年这一年，我在“全国各公民营电台联合主办”的《广播杂志》（周刊）上发表了十六篇文章，其中七篇专门讨论广播语言，九篇连带讨论广播语言。我也在台北市记者公会的会刊上发表文章，讨论播音员和广播编辑的专业角色。台湾报刊涉及这方面的论述，大概以这一组文章最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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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大众传播”一词尚未在台湾出现，新闻学家还没把广播列为正式的门类。当然现在大不相同了，多少研究论文，四海已无闲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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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政工干校首先重视广播，然后是世界新闻专科学校，他们以职业训练的观点重视我的建议。正声广播电台创办人夏晓华，致力提高民营电台的文化水平，也吸收采纳我的观点。“中广”招训新播音员，增加一门课程，叫做“怎样写广播稿”，约我担任讲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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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广播电台渐渐重视文稿，“讲话节目”的重要超过音乐，写稿好手知名度渐增，警察电台有罗兰、卢毓恒，正声电台有夏晓华、李廉、赖光临，“中广”公司有纽先钟、郝肇嘉、赵淑敏、万杰卿、骆仁逸，我跟他们颇有渊源。军中播音另成系统，大作家朱西宁、管管、吴东权、痖弦早年都曾是节目部过客。军中康乐人才无数，他们有演话剧说相声的经验，语言能力强。政工干校教授祝振华是语言传播的专家，他也成就了许多优秀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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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八年六月，“中广”出版《空中杂志》半月刊，“热门音乐”主持人刘恕主编，他约我写一个专栏，后来结集出版单行本，书名《广播写作》。在台湾，这是第一本有关广播语言的专门著作。“中广”救我于穷途之中，这本书算是我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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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以资深作家为对象，作一系列的访问，冠之以“奠基者”。我对这位热心人说，我处处都是“后学”，只有当年在广播文学肇造的时代，算是放下一两块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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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以上仅是广播文学的语言问题，除此以外，我在题材结构和媒体特性方面也说了很多话，那是六十年代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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