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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大众”早已把辛弃疾换成辛稼轩，把读物换成读本，把出租计车换成计程车。早已把“如”换成如果，把“但”换成但是，把“虽”换成虽然。在他们口头，大雁、小燕、油桶、水桶、饭桶、听筒、信筒，分得清清楚楚。他们不在乎多一个字，他们叫爸爸、妈妈、哥哥、太太、奶奶、公公、婆婆，他们说“老”鼠，石“头”，桌“子”，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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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进一步，我发现句子太长也使听众穷于应付，时间不停留，后浪前浪，印象残缺不全。那时流行长句。执笔人常把一句文言直译为一句白话，泥泞不堪。更重要的原因该是受“欧化”影响，英文句法繁复绵密，听觉来不及破解。我这里还有中央通讯社译的新闻稿，每条新闻的第一句总是很长很长，堪称欧化长句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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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三年举行一次三十四个国家一百多位权威学者参加的国际防癌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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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务院否认外传美国空车喷射机进驻苏俄刚刚从摩洛哥撤出的空军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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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院长今天下午三点钟在立法院第二十六会期第三次会议中答复立法委员周雍能张其彭牛践初鲁荡平就施政报告提出的询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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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记者争相仿效，于是在实况转播中可以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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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下飞机的朴总统夫人穿的是苹果（停顿换气然后）绿的旗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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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太太听到这里，很纳闷她为什么“不”下飞机，然后，是了，她还没穿好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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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轮美奂的大会堂中间悬挂着总统（停顿换气然后）的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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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未完，警备总部派人上门来了，悬挂着“总统”？搞什么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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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大众”口头沟通没有这样的句子，国语专家何容说，通常一句话不超过十个字，因为人在一呼一吸之间可以讲十个字，换气最好也换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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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二年这一年，我在“全国各公民营电台联合主办”的《广播杂志》（周刊）上发表了十六篇文章，其中七篇专门讨论广播语言，九篇连带讨论广播语言。我也在台北市记者公会的会刊上发表文章，讨论播音员和广播编辑的专业角色。台湾报刊涉及这方面的论述，大概以这一组文章最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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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大众传播”一词尚未在台湾出现，新闻学家还没把广播列为正式的门类。当然现在大不相同了，多少研究论文，四海已无闲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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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政工干校首先重视广播，然后是世界新闻专科学校，他们以职业训练的观点重视我的建议。正声广播电台创办人夏晓华，致力提高民营电台的文化水平，也吸收采纳我的观点。“中广”招训新播音员，增加一门课程，叫做“怎样写广播稿”，约我担任讲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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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广播电台渐渐重视文稿，“讲话节目”的重要超过音乐，写稿好手知名度渐增，警察电台有罗兰、卢毓恒，正声电台有夏晓华、李廉、赖光临，“中广”公司有纽先钟、郝肇嘉、赵淑敏、万杰卿、骆仁逸，我跟他们颇有渊源。军中播音另成系统，大作家朱西宁、管管、吴东权、痖弦早年都曾是节目部过客。军中康乐人才无数，他们有演话剧说相声的经验，语言能力强。政工干校教授祝振华是语言传播的专家，他也成就了许多优秀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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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八年六月，“中广”出版《空中杂志》半月刊，“热门音乐”主持人刘恕主编，他约我写一个专栏，后来结集出版单行本，书名《广播写作》。在台湾，这是第一本有关广播语言的专门著作。“中广”救我于穷途之中，这本书算是我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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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以资深作家为对象，作一系列的访问，冠之以“奠基者”。我对这位热心人说，我处处都是“后学”，只有当年在广播文学肇造的时代，算是放下一两块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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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以上仅是广播文学的语言问题，除此以外，我在题材结构和媒体特性方面也说了很多话，那是六十年代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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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说“学然后知不足”，我的经验是“用然后知不足”，我总是还没有学，就要用，一面用，一面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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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广播电台做了专业撰稿人，这才发现自己的文章有很大的缺点，严肃枯燥，入理而不能入情。那时候，我是说一九五一年，别人写的稿子也是如此，“混”下去没有问题，但是我立志要做他们中间最好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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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虽在抗战胜利后实施宪政，党营的广播事业仍有训政思维，人站在麦克风前说话那就是天降大任，你既然是宣讲天经地义，当然可以用直率的、热烈的、肯定的口吻直接灌输给对方，排闼直入，不容商量。“真理”是自上而下的一条鞭，接受宣传是公民的一项义务，一个人是否可以救药，要看他对“总统”文告、《中央日报》社论的态度。那时杂志、报纸也都步步向你逼近，面无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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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台湾的宣传颇有悲剧气氛，中共在大陆各地展开清算斗争，余悸犹在，大难将临。茅蕉对秦王说过：“有生者不讳死，有国者不讳亡”，媒体发出“死亡”的警报。田单守即墨，“将帅有死之心，士卒无生之气。”黄宗羲说：“士君子有成天下之心，乃能死天下之事，有死天下之心，乃能成天下之事。”一股气在郁结激荡，宣传品反应最直接，因此最快显示出来，它们像旧约时代的先知一样，预察毁灭将临，起来奔走呼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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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大家的口头禅是良药苦口利于病，“糖衣”两个字后面紧跟着“毒药”，真理总是带着压力，趣味是为了熊掌而必须舍弃的鱼，人应该自动接近有益的经验教训，不可等待它向你讨好献媚。广播教忠教孝，说仁说义，可以提升人的品质，如果有人不爱听，他应该检讨自己的人品，不是检讨宣传的内容。偶然有听众投书“中广”，批评讲话节目硬性说教难以接受，“中广”节目部有人怀疑投书者决非忠贞军民，主张把来信交给警备司令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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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台湾收音机稀罕，为广播节目写稿的人难得听见自己的节目，更难得听见别人谈论自己的节目，政府管制制造收音机的器材，谁家的收音机坏了，还得向治安机关报废备案，交回零件，《广播杂志》还得开个专栏，告诉大家怎样使用收音机。一九五三年“中广”公司成立业务所，使用美国进口的器材装配收音机，每架售价新台币八百元，而我的薪水每月三百元，收音机显然难以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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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广”公司节目部设在新公园一角，隔着公园和省立博物馆相望，博物馆后面新公园里有一个方形花架，花架下有一座“宫灯式”的建筑物，底座很高，顶端像博士帽，下面用木材雕成窗棂，窗棂里面装着播音喇叭，地下有电线和节目部发音室连接，坐在花架下面可以听到广播节目。这是日本治理台湾留下的设备，外形美观，声音轻柔，想不到日本在冷酷的军国主义时代也有这样温暖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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