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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人有一个印象,反共文学垄断了所有的发表园地。其实以张道公之尊,挟党中央之命,各方面的配合仍然有限。《中央日报》号称国民党的机关报,它的副刊“正正经经的文章,简简单单的线条,干干净净的版面”,数十年后,小说家孟丝还形容它“清新可人”。它冷静矜持,从未参与“集体暗示”。陈纪滢是“立法委员”,《中央日报》董事,中国文协实际负责人,他推介一篇书评给中央副刊,耿老编照样退回。萧铁先编《扫荡报》副刊,后编《公论报》副刊,完全置身事外。一九五三年《联合报》发刊,正值文奖会作业高潮,联合副刊登过张道藩、王集丛的论文,取精而不用宏,姿态甚高。一九五五年《征信新闻》(《中国时报》的前身)增加文学副刊,聘徐蔚忱主编,余社长指示“不涉及政治”,等因奉此,徐老编避免反共文学,和他在中华副刊主编任内判若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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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一九五四年,张道藩完成《三民主义文艺论》长稿,发表之前连开两天座谈会,征求意见。他是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立法院长”,“中国广播公司”前任董事长,现任常务董事,座谈地点借用“中国广播公司”新公园大发音室,论文发表后,“中广”也没制作一个节目踵事增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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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回忆,当时对反共文学积极捧场的副刊有三家:民族,新生,中华。文奖会也只能每月选出一两篇样板展示一下,三家副刊大部分时间保持常态,文章可能与反共有关,也可能与反共无关。女作家的“身边琐事”依然热门,撤退来台的“六十万大军”,戍守外岛海岸山地农村,大部分没有家庭生活,爱看她们的小孩小狗小猫,编织白日梦。美国杂志《真实罗曼史》和《读者文摘》的故事,大家抢译抢登。不久,《民族报》副刊主编孙陵与报社当局意见不合辞职,“孙大炮”未能轰垮敌垒,他自己先弹尽援绝了!《民族报》副刊的编辑方针与反共文学运动脱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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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那几部主要的“反共小说”:陈纪滢的《荻村传》在《自由中国》半月刊发表,《华夏八年》在《香港时报》发表,杨念慈的《废园旧事》在《文坛》月刊发表,王蓝的《蓝与黑》在《妇女杂志》发表,司马桑敦的《野马传》在香港发表,姜贵的《旋风》(原名《今梼杌传》)由作者直接自费出版。至于张爱玲的《秧歌》和《赤地之恋》,更是由美国新闻处一手安排。这些小说都没有“占用”台北各报副刊的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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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论文学期刊,那时政治部创办的《军中文艺》,中国青年写作协会创办的《幼狮文艺》,张道藩不能影响。师范等人主编的《野风》,崇尚纯文学;平鑫涛主编的《皇冠》,初期偏重综合性商业性;藩垒主编的《宝岛文艺》,程大城主编的《半月文艺》,都有自己的理念。孙陵主编《火炬》,高举反共文学的大旗,奈何寿命太短。想来想去,穆中南在一九五二年创办的《文坛》投入最多,时间也最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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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年三月,国民党成立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简称文奖会),张道藩主持,可以算是“五十年代反共文学”时期之始,可是“反共文学时期”并没有许多人想象的那么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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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五年发生了一件事。这年五月,舞蹈团体得到文奖会赞助,举办民族舞蹈竞赛,场地借用台北市三军球场,位置正对“总统府”大门。有人检举,得奖的表演节目中有苏联作品,不得了!那时正值所谓“白色恐怖”的盛年,你在文章里引用马克思一句话都是大罪,怎有文艺运动的领导人,大模大样在“总统府”门前,眼睁睁看他演出苏联舞蹈,而且还出力出钱支持!张道藩立刻向中央党部提出辞呈,并推举陈雪屏接手,陈雪屏也立刻表示不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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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所谓苏联作品,实际上是新疆少数民族的舞蹈。新疆和苏俄接壤,文化交流频繁,也许受了些影响,可是这种事哪里说得清楚!张道公只有辞职表示负责。他是向蒋公辞职次数最多的人,他效忠领袖,但是不能厚结领袖左右以自固,他只有不断辞职测验领袖对他的信任,测验他可以工作到何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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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惯例,辞职就是辞职,等上面要你推荐继任人选,你才可以多说两句。张道藩迫不及待提出陈雪屏,据说是防范有人见缝插针,他心中有假想敌。蒋氏对他的辞呈既没有批准,也没有召见慰留。事不可为,但是也不能撒手,“文奖会”这辆车进入牛步前行寻找车位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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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到第二年七月,“文奖会”停办,十二月正式结束,象征“党部挂帅”的时代逝去,政治意义上的“五十年代反共文学”,事实上恐怕是到此为止。一九五五年一月,老总统金口玉言交下“战斗文学”,文坛的响应只有理论和方案,没有样板作品。再过几年,沈昌焕担任中央党部第四组主任,曾经提倡“爱国文学”,文艺界并无回声。现在有人认为国民党对文艺“由明白的操控转为暗中操控”,我总觉得国民党放弃了推动反共文学成为主流的野心,反共文学失去政治专宠,成为“一般”文学作品的一个门类。凤兮说,社会变了,战斗文学是缘木求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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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部挂帅的反共文学究竟有没有成就?应该有。遥想五十年代,因为内战,中国大陆的文学创作停顿了,因为废止日语,台湾的文学创作中断了。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反共文学延续创作行为,填补空隙,承先启后。往远处看,它替后世作家保存了许多特殊的素材。王蓝的《蓝与黑》、杨念慈的《黑牛与白蛇》、田原的《古道斜阳》《松花江畔》,能够拍电影,拍电视剧,能够在三十年后“市场挂帅”的时代依然上市;潘人木的《莲漪表妹》也重新发行,一九九六年,香港《亚洲周刊》邀请两岸三地的专家学者评选“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王蓝的《蓝与黑》上榜,反共文学也有它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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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忘记,反共文学传达的讯息,台湾作家并不喜欢,但是文学的学习观摩者应该可以把内容和形式分别对待。那时中国三十年代的新文学作品列为禁书,本省作家无可取法,反共也许讨厌,文学技巧尤其是语言,那是天下公器。那时台湾的同行们正在勤奋锻炼中文,吴若的舞台剧本,钟雷的朗诵诗,凤兮的杂文,田原、陈纪滢的小说,反共成色十足,语言的成色也十足,虚心学习的人可以各取所需,王蓝、杨念慈、朱西宁、司马中原的叙述方式,也足以开扩视野,助长文章气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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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史家和文评家检视当年的反共文学,肯定了一些作品,这些创作大都和“文奖会”的运作无关。后来了解,国民党中央察觉反共文学将如海潮汹涌,惟恐泛滥为患,特地以奖励的方式导入河道,否则反共文学可能演变成对国民党失去大陆的检讨批判。试看陈纪滢在他的《贾云儿前传》里,暴露了特务机构罗织无辜,王蓝在他的《蓝与黑》里,记述了抗战胜利国民政府接收沦陷区的恶行,反共报人龚德柏演讲,痛陈蒋介石在内战中犯了战略错误,稍后王健民出版《中国共产党史稿》,分析中共何以能取得政权,指出国民党失国的种种原因,毫不留情。《野马传》更是借着女主角绝望中的悲愤作出这样的结论:共产党,国民党,都是坏蛋,没一个好东西!国民党的防堵确有“先见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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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可能是,文学作品的多义和暧昧反而有助于“为匪宣传”,反共文学发生的效果应该符合预期,没有偏差。口号是最不容易误解的东西,所以有些反共文学不惜流为口号化。这就是为什么台湾对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匈牙利小说家凯斯特勒的《正午的黑暗》(也有人译作《狱中记》)、张爱玲的《秧歌》都不喜欢,无奈那是美国新闻处推广的冷战文宣,党部无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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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域内的作家冷暖自知。姜贵告诉我,他在台湾的坎坷,大半因为他写了《旋风》。陈纪滢的《贾云儿前传》,王蓝的《蓝与黑》,也都有忧谗畏讥的经验。司马桑敦的《野马传》在香港发表出版,党部鞭长莫及。一九六七年,台湾已是百家争鸣,《野马传》修正了,台湾出版,还是遭到查禁。即使到了七十年代,《中国时报》发表陈若曦的《尹县长》,仍然引起一片惊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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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奖会”看重长篇小说,那时小说以创造人物为首要,反共小说里的中共干部是什么样的角色?事关对中共的认识和研究。那时党内党外都跟研究中共问题叫“总裁心理学”,研究者要揣摩他老先生的想法找材料下结论,反共小说(还有戏剧)也成了“总裁心理学”的一个章节。中国共产党兴起,并非因为中华民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有重大缺陷,而是因为“西风东渐,俄式邪说输入,国民道德堕落,无赖无耻的人受煽动蛊惑成为暴民”。这就大大窄化了题材也降低了境界。那年代半个世界(也许该说大半个世界)都在反共,东西对抗,称为“冷战”。反共并非国民党一家之言,但是台湾早期的反共文学却是国民党闭门造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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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文奖会”的真正任务,乃是对反共文学寓禁制于奖励,这就难怪“反共文学”总是感情太多、才情太少,纪实太多、暗喻太少,素材太多、形式美太少。中国大陆的文学理论家黎湘萍指出,那些反共文学“把小说当做历史写”,说得含蓄,也说得中肯。“国家不幸诗家幸”,时代对作家甚厚,作家对时代的回报甚薄,“百样飘零只助才”,无奈“一代正宗才力薄”!他们“我志未酬人亦苦”,他们尽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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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时不懂事。有一天接到中国文艺协会的通知,约我去参加座谈会,座谈的主题是反共文学。那时文协在水源路,我如时前往,座上只有陈纪滢、王蓝两位常务理事,穆中南和梁又铭两位理事,再无其他会众,我心中纳闷,这怎么能算是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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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定之后,陈纪老客客气气请我发言。我那时不懂事,居然以为有了一吐为快的机会。我说我认为最好的反共小说有三部,姜贵的《旋风》,司马桑敦的《野马传》,张爱玲的《秧歌》,可是这三部小说都没有受到文坛注意,我很怀疑台湾究竟是不是一个提倡反共文学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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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座默然无声,良久,我自己觉得没趣,告辞回家。后来知道,他们本想找我主导一个写作小组,为他们写的反共小说作些宣传,他们预料可以听到我称赞他们的作品,顺势把工作计划提出来,奈何我那时不懂事,话不投机,计划只好胎死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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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共文学对我的学习有帮助吗?有,那时他们任何人都写得比我好,我有什么理由藐视他们?看过反共文学的大潮,我体会到艺术和宣传的分别,上了必修的一课。辛克莱说“一切艺术都是宣传”,我以前信服这句话,因反共文学而了解这句话,能够准确地解释它。党部挂帅也教我知道如何掌握主题,予以放大、延伸和变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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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共文学完了吗?九十年代我在纽约,一位观察家告诉我,反共的人共有五类:有仇的,有病的,有理想的,有野心的,和莫名其妙的。这是真知灼见。我想反共是这五种人的组合互动,可能一个有病的排斥一个有理想的,可能一个有仇的指挥一个有病的,也可能一个有野心的出卖一个莫名其妙的。高踞他们之上,有一位总指挥,他可能有仇、有病、有理想,也有野心,即使姜贵和张爱玲也都未能写全写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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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江湖(回忆录四部曲之四) 特务的显性骚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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