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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定之后，陈纪老客客气气请我发言。我那时不懂事，居然以为有了一吐为快的机会。我说我认为最好的反共小说有三部，姜贵的《旋风》，司马桑敦的《野马传》，张爱玲的《秧歌》，可是这三部小说都没有受到文坛注意，我很怀疑台湾究竟是不是一个提倡反共文学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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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座默然无声，良久，我自己觉得没趣，告辞回家。后来知道，他们本想找我主导一个写作小组，为他们写的反共小说作些宣传，他们预料可以听到我称赞他们的作品，顺势把工作计划提出来，奈何我那时不懂事，话不投机，计划只好胎死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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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共文学对我的学习有帮助吗？有，那时他们任何人都写得比我好，我有什么理由藐视他们？看过反共文学的大潮，我体会到艺术和宣传的分别，上了必修的一课。辛克莱说“一切艺术都是宣传”，我以前信服这句话，因反共文学而了解这句话，能够准确地解释它。党部挂帅也教我知道如何掌握主题，予以放大、延伸和变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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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共文学完了吗？九十年代我在纽约，一位观察家告诉我，反共的人共有五类：有仇的，有病的，有理想的，有野心的，和莫名其妙的。这是真知灼见。我想反共是这五种人的组合互动，可能一个有病的排斥一个有理想的，可能一个有仇的指挥一个有病的，也可能一个有野心的出卖一个莫名其妙的。高踞他们之上，有一位总指挥，他可能有仇、有病、有理想，也有野心，即使姜贵和张爱玲也都未能写全写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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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江湖（回忆录四部曲之四） 特务的显性骚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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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代，台湾号称“恐怖十年”，国民政府绝命挣扎，“检肃匪谍”辣手无情，大案一个连一个公布，士农工商党政军都不断有人涉及，罪案的发展和罪行的认定往往出人意料，“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也惊。”我在“敏感媒体”广播工作，每当看见文化界的人士被捕了，判刑了，甚至处死了（据报纸公布，十年间以文化人为主嫌的案子至少二十一案，总计处死三十五人，判囚三十二人，牵连被捕受审打入“列管名册”者不知多少人），更使我惴惴难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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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界以外的大案也很多，像中共在台湾发展地下组织的案子，一九五○年由三月到五月连破五案，死四十五人，囚二十三人，论行业、论生活圈子，我跟他们中间没有任何关连，仍然受到惊恐。更不幸的是国防医学院学生出现匪谍案，学生迟绍春判死，王孝敏判囚，我跟这两人是抗战时期流亡学校的同学，案发之前我曾到国防医学院的宿舍去探望他们，那时没有事先预约的习惯，我扑了个空，给他们留下一张字条，这张字条流落何处？它可是个祸根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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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在这样的气氛中战战兢兢地“拥护领袖、反共抗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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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匪谍案”用军法审判，军法并不追求社会正义，它是伸张统帅权、鼓舞士气的工具，它多半只有内部的正当性，没有普遍的正当性。被捕不可怕，枪毙可怕；枪毙不可怕，刑求可怕；刑求不可怕，社会的歧视可怕，像烟台联合中学校长张敏之的夫人那样，“匪谍”的妻子儿女都是危险分子，所有的关系人都和他们划分界限，断绝他们生存的资源，这是慢性的灭门灭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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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有一天，名记者王大空在“中广”办公室里大发议论，说什么“引刀成一快”，正好“中广”那英俊高大的特务小头目站在旁边，那人立刻用鼻音反击：“哼！没那么快！”听听那一声“哼”吧，那声音只有蓄势待发的恶犬才有，人间难得几回闻！够你回家做连床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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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梦多，我常常梦见解放军追捕我、公审我、挖个坑要活埋我，我大叫惊醒，喝一杯冷水再睡。又梦见我在保安司令部上了手铐、灌了冷水、押到“马场町”执行枪决，我又大叫惊醒。我坐在床上自己审问自己，共产党和国民党都有理由怀疑我、惩治我，我两面都有亏欠。我站在中共公安的立场上检查自己，有罪；我站在台湾保安司令部的立场上检查自己，也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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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后，我在海外对一位台湾本土生长的官员说，当年你们只做一种噩梦，我们做两种噩梦，我们的恐怖是双料的，你们的恐怖缩了水。你们只怕蒋介石，不怕毛泽东，你们不知道毛泽东更可怕，你们到底比我们幸福。你们的问题比较简单，也许认为只要推翻蒋介石就可以了。我们不行，我们有人怕他，有人恨他，大家还得保着他，两害取其轻，靠他抵抗共产党。我们惟一的交代是保他才可以保台，但是台湾不领这个情，我们劳碌一生，也许三面不是人。他听了哈哈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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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年我进“中国广播公司”以后，渐渐感受到治安机关对文化人查察严密，编辑组长寇世远被捕，牵连播音员王玫，广播剧作家胡阆仙被捕，节目部气氛紧张，我也赶上热闹，遭保安司令部传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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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捕人并不公布案情，别人的事我不知道，而我自己是因为写错了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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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年，国军在台湾和前线各岛推行“克难运动”，号召全军勤劳节约，克服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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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军人眷属的生活十分困难，住屋劈竹编墙，涂上石灰，号称“竹骨水泥”，铁皮搭顶，时常有锈落下来，夫妻儿女拥挤在一间屋子里，有门无窗，夏天像蒸笼一样热，遇上大风大雨的天气，关起门来烧煤做饭，随时有中毒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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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下级军官的太太常到菜市场捡人家剥下来丢掉的白菜皮，一家大小每天吃一个白水煮蛋，由母亲分配，女孩子分食蛋白，男孩子分食蛋黄，因为“蛋黄的营养比较大”。那时有些孩子馋得烧蟑螂，吸进气味先呕吐出来。我坐公共汽车的时候，常见士兵赤脚上车下车，背着“传令袋”（传令兵可以免费乘车），后来我在一处军营里看见布告，禁止士兵赤脚入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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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每星期写一篇广播稿鼓吹“克难运动”，心中别有思量。克难运动初期还没教军营种菜养猪，也没辅导军眷从事家庭副业，我也没有所谓“积极性的想法”，只觉得生活条件已经这样匮乏，如何能再降低水准？我写了一篇“故事新编”，孔子提倡克难，要大家吃青菜、喝白开水、枕着手臂睡觉，大弟子颜渊完全照着老师的话去做，结果营养不良，生病死了！夫子自己吃饭要摆好席位，讲求菜色刀法调味，活到七十多岁。文章登在创刊不久的《民族晚报》上，结果麻烦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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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保安司令部来了个年轻人，“请”我到他们办公室谈谈，还加上一句：“我可以替你请假”，等于说一定要去，没有理由可以推拖。说到保安司令部我得郑重介绍，它后来改组为警备司令部，再改为警备“总”司令部，今天谈恐怖时期，“警总”恶名昭彰，殊不知一路改组都有些改进，到了警总已经文明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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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傻傻地坐上吉普车，来到西宁南路，登上一座破旧的楼房。他们也是大办公室，我站在一角听候传见，大约枯等了一个小时，忽有一彪形大汉指着墙壁向我大喝一声：“转过脸去！”接着从我背后朝前一推，我的鼻梁撞上墙壁，墙壁新近粉刷，贴满通告之类的印刷品，我饱吸油墨和灰石的气味，还好，没有流血。后来知道，“中广”公司主管侦测员工思想的那个英俊高大的人，要躲在隔壁“旁听”我跟保安官员的对答，参加分析研判。他迟到了，我不可以看见他走进来。后来进一步知道，特务机构第一次传讯，照例对应讯的人来个“下马威”，那些案情重大的嫌疑犯进入拘留所之后，首先要挨一顿毒打，而且是脱光了衣服打，打得你满地翻滚，然后你就知道自己在外面那一点子资历声望，那点靠山背景，完全成泥化灰，你再无倚仗，再无希望，你已不再是原来的那个人。你看见但丁描写的地狱，门口悬匾大书“入此门者一无所有”。那天我在保安司令部虽然仅仅受到一声断喝，立时也有前尘如梦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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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把我引进一个小房间，面对一个两颊瘦削的人，他厉声斥责我，他说《孔子克难记》一文破坏国军的克难运动，要我交代写作的动机，我矢口否认他的指控。然后他拿出我的另一篇文章，那是我根据《诗经·汝坟》篇构想的一个情节，诗中有一句“鲂鱼赪尾”，小注说，鲂鱼发怒的时候尾巴变成红色，鱼也有发怒的时候，那一定是忍无可忍了罢。我觉得好可怕，好像将要发生不可测的行动，我借着故事人物的口说：“你不可欺人太甚。”我写这个小故事只是炫耀一下我读过《诗经》而已，可是受“孔夫子克难”连累，保安官员也做了有罪推定，他恶狠狠地指着我的鼻子：“你们这套把戏我清楚明白，鱼代表老百姓，红色代表共产党，你分明鼓吹农民暴动！”我也矢口否认。他从座位上站起来：“我知道要你说实话不容易，我叫人拿大杠子压你。”我知道“压杠子”是酷刑，可是我还没看见杠子，我必须坚决否认，要我说谎话也没那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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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才知道他们注意我已经很久了！他摔给我几张纸，要我写一篇自传，由六岁写到现在，写我干过的职业，读过的书，到过的地方，认识的人，怎么到台湾来的，怎么进“中广”公司的。吩咐完毕，走出小房间。那时报馆和电台已把我训练成一名快手，我毫不踌躇，振笔疾书。不久有人送进来一碗蛋炒饭，我才发觉时间已经到了中午。事后知道这碗蛋炒饭大大有名，保安司令部每天都要约人谈话，作业模式相同，早晨把人接过来，下午放回去，中间供给蛋炒饭作午餐，“吃过保安司令部的蛋炒饭”也就成了一句暗语，一项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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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口气吃完蛋炒饭，然后一口气写好自传。后来知道他们暗中观察我，见我能吃能写，一心不乱，判断我应该只是个不成熟的作者，背后没有什么秘密组织。也许因为如此，下午换了一个白白胖胖的人审查我的自传，态度十分和善。天津失陷，我进了解放军的俘虏营，他对我这一段经历并未盘诘。他和我谈安徽阜阳一带的流亡学校，问我这个杂志看过没有，那个杂志看过没有，我都没有看过，他又问我这个剧团的演出看过没有，那个剧团的演出看过没有，我也都没有看过。他提出来的杂志和剧团都是共产党人的文化活动，这位保安官对当年“淮上”的情形很熟悉，他旁敲侧击，比刚才那人的虚声恫喝要高明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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