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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论文学期刊，那时政治部创办的《军中文艺》，中国青年写作协会创办的《幼狮文艺》，张道藩不能影响。师范等人主编的《野风》，崇尚纯文学；平鑫涛主编的《皇冠》，初期偏重综合性商业性；藩垒主编的《宝岛文艺》，程大城主编的《半月文艺》，都有自己的理念。孙陵主编《火炬》，高举反共文学的大旗，奈何寿命太短。想来想去，穆中南在一九五二年创办的《文坛》投入最多，时间也最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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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年三月，国民党成立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简称文奖会），张道藩主持，可以算是“五十年代反共文学”时期之始，可是“反共文学时期”并没有许多人想象的那么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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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五年发生了一件事。这年五月，舞蹈团体得到文奖会赞助，举办民族舞蹈竞赛，场地借用台北市三军球场，位置正对“总统府”大门。有人检举，得奖的表演节目中有苏联作品，不得了！那时正值所谓“白色恐怖”的盛年，你在文章里引用马克思一句话都是大罪，怎有文艺运动的领导人，大模大样在“总统府”门前，眼睁睁看他演出苏联舞蹈，而且还出力出钱支持！张道藩立刻向中央党部提出辞呈，并推举陈雪屏接手，陈雪屏也立刻表示不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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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所谓苏联作品，实际上是新疆少数民族的舞蹈。新疆和苏俄接壤，文化交流频繁，也许受了些影响，可是这种事哪里说得清楚！张道公只有辞职表示负责。他是向蒋公辞职次数最多的人，他效忠领袖，但是不能厚结领袖左右以自固，他只有不断辞职测验领袖对他的信任，测验他可以工作到何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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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惯例，辞职就是辞职，等上面要你推荐继任人选，你才可以多说两句。张道藩迫不及待提出陈雪屏，据说是防范有人见缝插针，他心中有假想敌。蒋氏对他的辞呈既没有批准，也没有召见慰留。事不可为，但是也不能撒手，“文奖会”这辆车进入牛步前行寻找车位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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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到第二年七月，“文奖会”停办，十二月正式结束，象征“党部挂帅”的时代逝去，政治意义上的“五十年代反共文学”，事实上恐怕是到此为止。一九五五年一月，老总统金口玉言交下“战斗文学”，文坛的响应只有理论和方案，没有样板作品。再过几年，沈昌焕担任中央党部第四组主任，曾经提倡“爱国文学”，文艺界并无回声。现在有人认为国民党对文艺“由明白的操控转为暗中操控”，我总觉得国民党放弃了推动反共文学成为主流的野心，反共文学失去政治专宠，成为“一般”文学作品的一个门类。凤兮说，社会变了，战斗文学是缘木求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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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部挂帅的反共文学究竟有没有成就？应该有。遥想五十年代，因为内战，中国大陆的文学创作停顿了，因为废止日语，台湾的文学创作中断了。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反共文学延续创作行为，填补空隙，承先启后。往远处看，它替后世作家保存了许多特殊的素材。王蓝的《蓝与黑》、杨念慈的《黑牛与白蛇》、田原的《古道斜阳》《松花江畔》，能够拍电影，拍电视剧，能够在三十年后“市场挂帅”的时代依然上市；潘人木的《莲漪表妹》也重新发行，一九九六年，香港《亚洲周刊》邀请两岸三地的专家学者评选“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王蓝的《蓝与黑》上榜，反共文学也有它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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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忘记，反共文学传达的讯息，台湾作家并不喜欢，但是文学的学习观摩者应该可以把内容和形式分别对待。那时中国三十年代的新文学作品列为禁书，本省作家无可取法，反共也许讨厌，文学技巧尤其是语言，那是天下公器。那时台湾的同行们正在勤奋锻炼中文，吴若的舞台剧本，钟雷的朗诵诗，凤兮的杂文，田原、陈纪滢的小说，反共成色十足，语言的成色也十足，虚心学习的人可以各取所需，王蓝、杨念慈、朱西宁、司马中原的叙述方式，也足以开扩视野，助长文章气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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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史家和文评家检视当年的反共文学，肯定了一些作品，这些创作大都和“文奖会”的运作无关。后来了解，国民党中央察觉反共文学将如海潮汹涌，惟恐泛滥为患，特地以奖励的方式导入河道，否则反共文学可能演变成对国民党失去大陆的检讨批判。试看陈纪滢在他的《贾云儿前传》里，暴露了特务机构罗织无辜，王蓝在他的《蓝与黑》里，记述了抗战胜利国民政府接收沦陷区的恶行，反共报人龚德柏演讲，痛陈蒋介石在内战中犯了战略错误，稍后王健民出版《中国共产党史稿》，分析中共何以能取得政权，指出国民党失国的种种原因，毫不留情。《野马传》更是借着女主角绝望中的悲愤作出这样的结论：共产党，国民党，都是坏蛋，没一个好东西！国民党的防堵确有“先见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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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可能是，文学作品的多义和暧昧反而有助于“为匪宣传”，反共文学发生的效果应该符合预期，没有偏差。口号是最不容易误解的东西，所以有些反共文学不惜流为口号化。这就是为什么台湾对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匈牙利小说家凯斯特勒的《正午的黑暗》（也有人译作《狱中记》）、张爱玲的《秧歌》都不喜欢，无奈那是美国新闻处推广的冷战文宣，党部无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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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域内的作家冷暖自知。姜贵告诉我，他在台湾的坎坷，大半因为他写了《旋风》。陈纪滢的《贾云儿前传》，王蓝的《蓝与黑》，也都有忧谗畏讥的经验。司马桑敦的《野马传》在香港发表出版，党部鞭长莫及。一九六七年，台湾已是百家争鸣，《野马传》修正了，台湾出版，还是遭到查禁。即使到了七十年代，《中国时报》发表陈若曦的《尹县长》，仍然引起一片惊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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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奖会”看重长篇小说，那时小说以创造人物为首要，反共小说里的中共干部是什么样的角色？事关对中共的认识和研究。那时党内党外都跟研究中共问题叫“总裁心理学”，研究者要揣摩他老先生的想法找材料下结论，反共小说（还有戏剧）也成了“总裁心理学”的一个章节。中国共产党兴起，并非因为中华民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有重大缺陷，而是因为“西风东渐，俄式邪说输入，国民道德堕落，无赖无耻的人受煽动蛊惑成为暴民”。这就大大窄化了题材也降低了境界。那年代半个世界（也许该说大半个世界）都在反共，东西对抗，称为“冷战”。反共并非国民党一家之言，但是台湾早期的反共文学却是国民党闭门造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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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文奖会”的真正任务，乃是对反共文学寓禁制于奖励，这就难怪“反共文学”总是感情太多、才情太少，纪实太多、暗喻太少，素材太多、形式美太少。中国大陆的文学理论家黎湘萍指出，那些反共文学“把小说当做历史写”，说得含蓄，也说得中肯。“国家不幸诗家幸”，时代对作家甚厚，作家对时代的回报甚薄，“百样飘零只助才”，无奈“一代正宗才力薄”！他们“我志未酬人亦苦”，他们尽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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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时不懂事。有一天接到中国文艺协会的通知，约我去参加座谈会，座谈的主题是反共文学。那时文协在水源路，我如时前往，座上只有陈纪滢、王蓝两位常务理事，穆中南和梁又铭两位理事，再无其他会众，我心中纳闷，这怎么能算是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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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定之后，陈纪老客客气气请我发言。我那时不懂事，居然以为有了一吐为快的机会。我说我认为最好的反共小说有三部，姜贵的《旋风》，司马桑敦的《野马传》，张爱玲的《秧歌》，可是这三部小说都没有受到文坛注意，我很怀疑台湾究竟是不是一个提倡反共文学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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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座默然无声，良久，我自己觉得没趣，告辞回家。后来知道，他们本想找我主导一个写作小组，为他们写的反共小说作些宣传，他们预料可以听到我称赞他们的作品，顺势把工作计划提出来，奈何我那时不懂事，话不投机，计划只好胎死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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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共文学对我的学习有帮助吗？有，那时他们任何人都写得比我好，我有什么理由藐视他们？看过反共文学的大潮，我体会到艺术和宣传的分别，上了必修的一课。辛克莱说“一切艺术都是宣传”，我以前信服这句话，因反共文学而了解这句话，能够准确地解释它。党部挂帅也教我知道如何掌握主题，予以放大、延伸和变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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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共文学完了吗？九十年代我在纽约，一位观察家告诉我，反共的人共有五类：有仇的，有病的，有理想的，有野心的，和莫名其妙的。这是真知灼见。我想反共是这五种人的组合互动，可能一个有病的排斥一个有理想的，可能一个有仇的指挥一个有病的，也可能一个有野心的出卖一个莫名其妙的。高踞他们之上，有一位总指挥，他可能有仇、有病、有理想，也有野心，即使姜贵和张爱玲也都未能写全写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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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江湖（回忆录四部曲之四） 特务的显性骚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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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代，台湾号称“恐怖十年”，国民政府绝命挣扎，“检肃匪谍”辣手无情，大案一个连一个公布，士农工商党政军都不断有人涉及，罪案的发展和罪行的认定往往出人意料，“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也惊。”我在“敏感媒体”广播工作，每当看见文化界的人士被捕了，判刑了，甚至处死了（据报纸公布，十年间以文化人为主嫌的案子至少二十一案，总计处死三十五人，判囚三十二人，牵连被捕受审打入“列管名册”者不知多少人），更使我惴惴难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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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界以外的大案也很多，像中共在台湾发展地下组织的案子，一九五○年由三月到五月连破五案，死四十五人，囚二十三人，论行业、论生活圈子，我跟他们中间没有任何关连，仍然受到惊恐。更不幸的是国防医学院学生出现匪谍案，学生迟绍春判死，王孝敏判囚，我跟这两人是抗战时期流亡学校的同学，案发之前我曾到国防医学院的宿舍去探望他们，那时没有事先预约的习惯，我扑了个空，给他们留下一张字条，这张字条流落何处？它可是个祸根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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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在这样的气氛中战战兢兢地“拥护领袖、反共抗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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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匪谍案”用军法审判，军法并不追求社会正义，它是伸张统帅权、鼓舞士气的工具，它多半只有内部的正当性，没有普遍的正当性。被捕不可怕，枪毙可怕；枪毙不可怕，刑求可怕；刑求不可怕，社会的歧视可怕，像烟台联合中学校长张敏之的夫人那样，“匪谍”的妻子儿女都是危险分子，所有的关系人都和他们划分界限，断绝他们生存的资源，这是慢性的灭门灭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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