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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铁湖南长沙人，本名萧挹湘，名字像诗人。抗战发生，投入《扫荡报》工作，报社保送入中央军校十四期深造，改名萧铁，表示军人要有坚强的意志，但是毕业后回报社主编副刊，一生未脱离新闻文化界。一九四四年一月，熊佛西在桂林办《当代文艺》，萧铁担任编辑，桂林新文学杂志社出版新文学小说专号，萧铁主编。抗战胜利，担任南京《和平日报》记者、中央通讯社记者、“中国广播公司”新闻编辑、台湾《扫荡报》副刊主编、《公论报》副刊主编。作品以报道文学见长，也写小说和剧本，散文浅白亲切，堪称白话文学的示范，待人接物也坦诚平实，一如其文。他去世前夜梦见回湖南打游击，算是军校教育在他的灵魂上留下的烙印，令人泫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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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殡那天，我由殡仪馆到火葬场含泪参与，“中广”总经理董显光、代总经理曾虚白，《扫荡报》社长萧赞育、副社长易家驭，都没有现身，也没送花圈表示悼念，王康大叹人情浇薄。《公论报》社长李万居也没来，他派主任秘书到场问我“由‘中广’公司带来多少治丧费”，我随口回答新台币六千元，他掏出一张空白支票，填上六千元的数目，把支票交给萧太太，坐上三轮车扬长而去。天哪，事实上“中广”公司一文未出，那一丁点子丧葬费还得检具死亡证明书向中央党部申请，我带来的六千元乃是全体同仁的奠仪。那时没有保险制度，某一同仁有重大灾害，照例由众家同仁捐款支应，同仁死亡时，办理丧事的人立即提早募集奠仪，请会计室垫付，日后再从各同仁的薪水中扣还。我和那主任秘书都误解了对方的语意，天哪，那时《公论报》的财务状况已经严重恶化，晚上印报用的纸张油墨下午才进货到门，六千元啊！我在“中广”公司的薪水每月三百元，一般同仁所送的奠仪不过五十元，仓促之间我呆了。萧铁在国民党旗下效命十六年，为《公论报》效力才两年，李万居社长显然是不要输给“中广”，受了我的误导一掷六千金。我望着主任秘书的背影，难过了一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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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铁既已仙逝，我即向编辑部交出代理的工作，后来报社又找我正式接编，这年我二十九岁。我那时还有虚荣心，总觉得在这种因果关系中得到一份工作很有面子，可是我也得对作家负责，报社知道我心里想什么，主动说“稿费一定要发”。可是这句诺言并未兑现，我又没学会断然求去，立场十分艰难，我还没学会怎样处理这种艰难，只能一天一天熬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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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代编期间，已知“日月潭”严重缺稿，我想起努力写作逐渐得名的本省籍作家，他们也许念乡土之谊“捐”出几篇稿子。我从林海音女士处讨来一份名单，以萧铁的名义发出约稿信，只有廖清秀寄来散文和短篇小说，还寄来悼念萧铁的文章，非常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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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正式接手以后，有人替我筹画，那时香港的报刊不准在台湾行销，台湾的读者看不见香港发表的文章，报社可在香港请人剪报寄来使用。香港环境复杂，作者的背景难明，《自立晚报》副刊转载香港的文章出过严重错误，我没那个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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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亏这时（一九五四）李辰冬教授创办文艺函授学校，约我批改作业，我心念一动，我是夏丏尊的信徒，愿意在文学路上做提灯人，正好拿他们写的文章登在“日月潭”上，无论如何，习作变成铅字，对他们是一大鼓励，他们也欣然同意。那时学习文学写作的风气大盛，参加函校的人很多，后来在诗歌、散文、小说各领域内都有人成为名家。李博士从未借学生的成就抬高自己，那些成了名的人也多半不提这段经历，我读名诗人痖弦的自述，高僧圣严法师的自传，他们写下当年初学的经过，不过我那时没有看到他的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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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新诗再度革命，称为现代诗，副刊对尚在实验阶段的作品总是推拒，惟有“日月潭”可以说虚席以待，不仅每天都有一首诗，每星期还有一天全版是诗，号称新诗专页。这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可是被我自己的“解释”弄砸了。有人问我为什么登那么多新诗，我应该说诗如何重要，现代诗的远景如何远大，那时我还没学会像写社论那样致辞，竟然用写杂文的口吻漫谈，我说《公论报》很穷，诗人不要稿费，我说《公论报》校对粗疏，错字很多，现代诗用字匪夷所思，即使排错了读者也看不出来。我不知道那人是来摸底的，一下子把诗人都得罪了，四十年后，我把这一段掌故告诉诗人梅新，他说了两个字：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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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糟糕，蓝星诗社直接和编辑部接洽，副刊每周减少一天，开辟新诗周刊。他们没和我连络。五十年后，诗人向明告诉我，那是在一九五四年六月十七日创刊。多年以后，现代诗人缕述创新声开风气的艰难，记下某报某刊经常采用新诗，列为知音功臣，无人提到“日月潭”的名字，我对《公论报》有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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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论报》名记者林克明对我有很多支持，他翻译了《安妮日记》交“日月潭”连载。安妮是犹太女孩，父母为逃避纳粹迫害，藏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城外一家工厂的密室内，安妮从那天起写日记。那年她十三岁，她写了两年，然后全家被人出卖，荷兰纳粹将他们送回德国集中营。安妮在大战结束前得了斑疹伤寒，不治身死，她的日记留下来，安妮死后三年出版，立刻造成轰动。林克明是这本日记的第一个中文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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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经常供给影评，文笔见解都很出色。那时电影生意发达，凡是热门的片子都有“五大”：大导演、大明星、大公司、大银幕，还有一项是大广告。影片商人肯花钱宣传，但是也常常挟广告影响报社的新闻和影评，《公论报》的广告少，受到的干扰也少，那些影评独立而独到，确是副刊版面上可以称述的一栏。后来知道影评出自林夫人婉如女士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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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部还有黄己辛先生、林伊祝先生，文笔极好，也帮了我的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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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概编到一九五五年，无力支持，提出辞呈，报社请刘枋女士接任，以后我卖文买米，逐水草而居，渐行渐远。刘枋晚年在“尔雅”出版文集《小蝴蝶与半袋面》，书中有她自己写的小传，其中竟然未列主编《公论报》副刊，可以想见她这一段工作经验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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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九年九月《公论报》忽传停刊，不久复刊，但所有权易人。据说李氏请人增资，有钱的大股东反客为主，李公退出舞台。一九六六年李万居先生逝世，我到灵堂鞠躬致敬，追忆旧缘，久久不能离去。李先生爱台湾，爱新闻事业，爱历代名贤风骨，但办报如操舟弄潮，怎一个爱字了得。许君武曾说，中国报业可以分作三个阶段、三种形态：书生办报、流氓办报、企业家办报。李先生的失败象征书生办报的时代真正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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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江湖（回忆录四部曲之四） 难追难摹的张道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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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道藩先生，台湾文艺界尊为道公，他是我文学路上的贵人，我一直想写他，一直没找到角度切入。我的回忆录必须写他，时至今日已无法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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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年，我进“中国广播公司”台湾广播电台做资料员，他是公司的董事长，上下隔着五个层级，仍然可以知道他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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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新公园（今名二二八纪念公园）东南角有一座三层楼房，那时是台湾广播电台的台址，大门之内，左边是董事长办公室，右边是总经理办公室，我们出出进进都要经过他们的门外。有一天，诗人某某登门求见，我看见道公站在办公室门口接待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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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诗人漂流来台，暂住高雄，那时台北没几个人知道他。这天他专程到台北寻访老长官，不幸没有找着，偏偏又在公共汽车上遇到扒手，仅有的一点钱、还有回程的车票都不见了。他举目无亲，陷入绝境，冒昧来找这位文艺运动的领导人，我看见道公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钞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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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和这位诗人有些来往，他说那时候他实在太穷，好像道公也不富裕，他看见道公掏出来的钞票薄薄一叠，而且没有大钞。他说原以为道公会把他交给总务部门，下面用公款给他买一张票，没想到道公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钞票来，“一张一张数给我”。我说道公办私事向来不用公款，显然把这件事当做他的私事，诗人听了连声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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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道公真了不起，不怕不识人，就怕人比人。他从高雄出发的时候没有路费，拿着几本诗集到某机关求售，局长把他交给科长，当着局长的面，科长连声“是是！”可是科长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拿起一叠卷宗来，说了一句：“你看看我有多忙！”低头办公，不再理他。他到另一个机关去求售，直接找一位科长，科长面南而坐，低头看报，听到卖书，立刻搬动藤椅，转向东方，他跑到东边去请求，科长又转向西方，脸孔始终包在报纸里，一言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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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大家都穷，尤其是漂流来台的作家。黎中天住在汐止，裤子破洞不能出门。公车车票五角一张，司马中原在追悼刘非烈的文章里提到，刘非烈手里握着四毛钱，跟在公车后头赶路，呼吸车尾喷出来的黑烟。冯冯的自述，黄佑莉的《告别的年代》，都提到在路灯下读书，灯泡昏黄，损害目力，马路狭窄，汽车飞沙走石，弄得满脸尘土。王蓝没有书桌，他伏在太太的缝纫机上写成长篇小说《蓝与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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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谁瞧得起作家？也许只有张道公吧！向来党政要人口中的“作家”是一个黑压压的画面，是一个统计数字，张道公心中的“作家”却是一个一个活人，他花许多时间阅读报纸杂志刊登的文艺作品，了解每个作家的专长和造诣。他到陋巷中访问钟雷，两人在陋室之中一同朗诵钟雷的新作，一时传为美谈。他带着蒋碧薇女士一同看台北举行的每一场画展，看台北演出的每一出话剧，他们到后台去鼓励导演和演员，大家握手照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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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公之于作家，可谓“尽心焉耳矣”，他主持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的时候并不干预评审工作，但是常有人把落选的稿子再寄回文奖会，写信向他抗议，他一定亲自阅读退稿，亲自回信，他支持评审，但是安慰勉励落选的作者。那时作家出书，喜欢找他作序，那些序文多半由葛贤宁代笔，但是道公一定阅读原稿，把序文的要旨告诉代笔的人，如果道公认为作品有需要修改的地方，他会坦率告诉那位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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