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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冯后来当选“十大杰出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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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读到廖清秀在《文讯》发表的文章，记述他青年时期跟“文协”诸先进交往的情形，道公曾经搂着他的肩膀，勉励他：“年轻人好好地干！”清秀兄可能忘掉另外一件更重要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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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四年，道公在他的《三民主义文艺论》单行本出版之前，邀请当时文艺界的“枢纽人物”，到“中广”公司的大发音室座谈，要求大家提出意见。他特别为年轻人留下两个“见习名额”，一个是廖清秀，一个是我。这年我二十九岁，廖清秀应是二十七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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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接连举行了两次座谈，时间安排在上午，招待丰盛的午餐，然后散会。道公兴致很高，来宾大都沉默寡言，只有名导演张英表示不同的意见，他反对以“三民主义”做“文艺”的冠号，道公微笑倾听，没有辩解。逢到冷场的时候，全仗虞君质起来制造话题，记得虞先生肯定“内容决定形式”，他说只因为中共主张“内容决定形式”，至理名言成了长期的禁忌，如今看见道公在《三民主义文艺论》里正式提出“内容决定形式”，大家如归故乡！短短几句话引起一片掌声。《三民主义文艺论》里引用了赵瓯北的“戏为六绝句”，有一位来宾指出“戏为六绝句”这个题目好像不通，他问是否漏排了什么字，一语既出，四座皆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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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导演唐绍华说过一个故事，他后来写在《文坛往事见证》里。当年张道藩在南京创办国立戏剧学校，中共派了一个青年来做学生，化名殷扬，南京卫戍司令部发现了殷扬的真实身份，派人逮捕，司令谷正伦喜欢杀人，要判殷扬死刑。那时道公已是中央要人，他和谷正伦又是贵州同乡，亲自到卫戍司令部把殷扬保出来，立即派唐绍华送殷扬坐津浦火车离开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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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年上海失守，唐绍华没能脱身，中共清理国民政府残留的人员，上海市公安局长杨帆约唐绍华谈话。唐绍华自料凶多吉少，不料杨帆竟是当年的殷扬！殷扬第一句话是：“道公好吗？”然后问唐绍华有什么打算，唐说想到北京看看，其实是想离开上海，这位新任的公安局长提醒他：“你何不带着你拍的影片到香港去为人民赚些外汇呢？”其实是让他逃出虎口。唐绍华当然选择香港，公安局立即发给路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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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不但显示张道公爱惜青年，更令人发现中共党员也有人情味，可以列为内战期间难得的故事之一。但是国民党退到台湾“痛改前非”，案情一旦涉及“匪谍”，任何人不能援救，道公眼睁睁看着他的爱将虞君质坐了一年多的黑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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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张道藩主持文化运动，左右有三位得力助手，虞君质、李辰冬、赵友培。抗战胜利，他带着这三个人到平津京沪接收，大陆不守，这三个人跟着道公退到台北。虞君质曾为某一个申请进入台湾的人作保，那人受某一个“匪谍案”牵连，一九五○年二月，治安当局连虞君质这个保证人也逮捕了。张道公有理说不清，专程上阳明山对蒋总统以身家性命力保，他得到的裁示是：“这些事情你不懂，你不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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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事情你不懂？”什么意思？暗指当年纵放殷扬吗？这件事情早已记录在张道藩的档案里、蒋介石的脑子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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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案对张道藩的工作团队是个迎头而来的打击，虞君质本名虞文，出狱后改以字行，张道公无法为他安排工作，赵友培创办《中国语文月刊》，本想聘虞君质为总编辑，可是虞的名义仅能是总经理，另外虞君质也终身没做“中国文艺协会”的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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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在五十年代号称恐怖时期，政府对文艺作家百般猜疑，而作家多半以对现实政治离心为高，二者互为因果。道公实在不愿意听到某某作家被传讯了，某某作家被拘捕了，他曾多次要求政府善待作家，委委婉婉见诸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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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高位而又懂得文艺重要的人，都能关心作家的生活，不要计较他们的小节，待之以朋友，爱之如兄弟，引导他们的趋向，发挥他们的天才，激励他们的志气，替国家社会多多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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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非常希望作家换一个眼光看现实政治，有时见诸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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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艺的世界里，能够解脱现实的束缚，追求理想的自由，以智慧代替权力，以和谐消融矛盾，以喜乐化除痛苦，以博大的爱心宽容偏狭的憎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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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友培体会道公心意，默察当下需要，也写了好几篇文章向同文建言。他主要的意见是，中国作家曾经以政府为敌，双方的关系极为不幸，他建议作家和政府彼此为友，做益友也做诤友。拳拳致意，语重心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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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公是“张道藩思想”热心的演绎者，他在“小说组”授课的时候说，真正的作家艺术家一定反共，即使政治家不反共，他们也会反共，因为艺术的本质和中共俄共的思想行为相反。真正的艺术作品出自艺术家的良知，真正的艺术家以作品发扬人性，提升人生的境界，文艺表现夫妻之爱，手足之爱，亲子之爱，人与人之间的同情宽恕互助，作家心里想的、手中做的都和清算斗争倾轧陷害相反。作家未必一定喊着口号反共，真正的文艺作品一定和极权制度互相排斥，一定削弱专制政权，有文学一定有反共文学，有小说一定有反共小说，小说戏剧故事发展的过程有冲突，而结局则是和谐，作品中的亲情爱情友情都是反共，作品中的温馨甜美喜趣也是反共，这是从根本上反共，这才是可大可久的反共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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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公在党部和政府召开的座谈会上当着大人物的面一再进言，要求他们对文艺放心。后来“中国广播公司”节目部升我做编撰科长，我把赵友培的“广义反共论”告诉节目部主任邱楠，一九五七年“中国广播公司”节目大革命，成为“最没有党性的党营事业”，邱主任对董事会对中央党部说明理由，他用的就是“广义反共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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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公晚年多病，常恨自己对文艺贡献太少，他说：“如果我能有张晓峰的一半就好了！”他是指教育部长张其昀。政界称张部长“无私无我，胆大妄为”，他藐视会计制度，都市计划，对外募款不避嫌疑，屡建赫赫之功，道公在位的时候曾经喟然叹曰：“他是‘教育部长’可以违法，我是‘立法院长’怎能违法？”行年七十而知六十九年之非，到头来竟有些“见贤思齐”了。我们不必拿他跟张晓峰比，我们可以拿他跟王昇比，化公主持军中文艺运动，他拥有的社会资源，他从蒋介石那里得到的支持，张道藩望尘莫及，“震央”虽在军中，“震幅”及于整个文艺界，中华文奖会那一点子功业，无论是正面效用或负面影响，都被后来的论述者过分夸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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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根本上说，张道藩的文艺运动和王昇的文艺运动有分歧，在道公看来，艺术是“体”，是根干，反共是“用”，是花果，政府要采集文艺花果，必须好好地种树护林。他的《三民主义文艺论》就是先文艺而后三民主义，“文艺”是三民主义文艺的源头活水，“三民主义文艺”是文艺江河里的一条鱼。他一再宣告：“文艺运动和文艺事业，都是为了文艺创作”，他所谓文艺创作，并未限定反共文艺或战斗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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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件事可以窥见道公对文艺的理念。文奖会奖助廖清秀、钟理和、李春荣，他和他的工作团队关怀现代诗和现代画，“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十周年，颁发第一届文艺奖章，这年我三十五岁，四个得奖人，杨念慈和我反共，张秀亚和施翠峰“与反共无关”，道公对现代主义，对乡土文学，对军中文艺运动，都未发一言。从军事观点看，这样的文艺政策未免成本高，效益少，旷费时日，贻误戎机，主其事者甚至有“假政治以济文艺”的嫌疑。我总觉得两位蒋“总统”对张道藩的工作并不满意，道公撒的种子，至今也没几个人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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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公自恨做得太少，后来连他做的这一点点也是“此情可待成追忆”，他在文艺界留下的空隙无人填补。他坚持政府以诚待人，以心换心，然而以后的党政长官呢？文艺团体集会，长官莅临致辞，台上空话连篇，台下作家耳语：“听着恶心，想起来伤心，摆在那里放心”，放心他不会因为重视文艺的效用而操控作家，他任你自生自灭。依政论家郑学稼的说法，“他们拿作家文人当婊子，需要了，叫过来，使用一下，给几个钱，不需要的时候，一看见你就讨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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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三年夏天，张道公忽然约我谈话，希望我记录他的口述自传。他每星期抽出一个晚上来工作，我依照他的电话指示到“中广”公司董事长办公室恭候，他每月津贴我新台币两百元，“供给你的弟弟妹妹读书”。这时他已出任“立法院长”，还在兼任“中广”公司董事长，这件事立刻“震撼”了公司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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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依照他的指示，先编“道藩先生年谱”，又写成“我与中国国民党”一章。“立法院院长”难做，他渐渐患了失眠症，星期天我到他家中作记录，那时他住在温州街，靠近罗斯福路，日式房屋，后院很大。虽然是星期天，他还是有那么多电话，“立法院”还是有那么多事情来请示。他向“立法院”请假住台大医院治疗，我一度到他的病房工作，探病的党政要人川流不息，我第一次近距离看见那些声名显赫的人。客人来了，我到护士的办公柜台旁边守候，客人走了，我再回去。来来去去折腾到深夜，他无法休息，我也无法写出一个完整的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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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在“中广”的“编撰”工作很多，供稿量、审稿量都是节目部第一，上级还常常指派临时的额外“公差”，依我的大头兵思想，我伺候道公也是本职之外的又一额外服务而已，不能拒绝，也无须特别殷勤。也许是天公作梗，萧铁病了，他介绍我进新闻界，我替他编《公论报》副刊报答他。这时虽然我年轻力壮，我也难撑难熬，我写广播影评每天看一场电影，开始在电影院里打瞌睡了，道公在病房里会客的时候，我也常常在护士的办公柜台旁边打瞌睡了。无论如何，我把维持萧铁的职业摆在第一位，道公的差遣摆在最末，三十年后跟一位老同事话旧，他告诉我：“你把优先次序弄颠倒了！”他用讥笑的口吻说：“那时我们替你着急，每天看见你犯错误，每天也看见你义薄云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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疲于奔命之余，小特务对我加紧骚扰，我推断，道公身边出现新进，他们不放心。我的基本愿望是“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情势的发展恰恰相反，再加上道公缺少文采，他口述的往事枯燥无味，我渐渐意兴索然。向道公交稿的日期拉长了，我猜道公一定不满意。他的失眠症越来越严重，我的记录工作停顿了。我最大的收获是，“中广”管理眷属宿舍的那个委员会赶紧拨给我一个居住单位，我能到台中去迎养父亲，定居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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