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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企业化，广告客户计较收听率，单是节目改革远远不够。资深工程师出国考察提出计划，魏景蒙奔走筹款订购机器，工程人员跋山涉水，披星戴月，双手老茧，一个月两个月不能回家，结果还是有些地方难以向中央交代，总经理和工程部的关系紧张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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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有一次工程部主任姚善辉把魏总批过的公文“批回”总经理室，要魏总“多了解本公司业务少打官腔”，他们都用原子笔，魏总最后用毛笔写下“愿共勉之”四个大字，再交收发送到工程部。我见过那份公文，才发现他写一手很好的褚遂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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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总请了一位“外专”来做他的工程顾问，这人身材强壮，有中国血统，好像不通华语。他是一个高级义工，不支薪水也没有车马费，参与几项重要的建设，工程部的人背后叫他洋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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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这人认为“中广”工程部暮气已深，他建议“中广”设置奖学金，保送优秀青年到美国去专攻广播工程，学成归来为“中广”所用。他说四年以后，“中广”工程部开始注入新血，八年以后，工程部水准提升，旧习气也逐渐革除。魏总十一年后才离开“中广”，没有使用这个“赶尽杀绝”之计。记得有一次谈到过年贴春联，他低声吟诵“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他描述这样的对联如何贴在满布铜钉的大门上，语调充满感情，仿佛从“陈腔滥调”中找到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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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总自己到美国考察的时候，曾经问人家“如何解决工程节目两部之间的分歧”，人家告诉他，这是早已过去的事了，现在的工作人员都不知道有这样的问题存在。魏总回来，出席动员月会，报告考察心得，特别说到这一段，他说此行收获很大，带去的问题都找到答案，惟有这一项“如何解决工程节目两部之间的分歧”他空手而归。他慨叹咱们到底是后进国家！人所共知，魏总跟特务首长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是他从不把这种阴影罩在部下的头上，所以没人怕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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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节目之间还有一次重大的争执。“中广”公司本来有两位副总经理，一位吴道一，统领工程部门，一位罗学濂，统领管理部门。董事会通过再增加一位副总经理主管节目部门，论人选当然是现任节目部主任邱楠，他推行综合节目明星制，使“中广”节目成为听众的首选。但是工程部坚决反对邱楠升迁，邱到任以后节目部门连续扩权，他不是一个手腕圆滑的行政人才，工程部深受刺激，那种情势，那种环境，恐怕圆滑也没有用，第三副总经理因此长期悬缺。魏总安排邱楠到“行政院”新闻局做主任秘书，不久升任副局长，既酬邱楠节目之功，又对工程让了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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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五年七月黎世芬接任“中广”总经理，立即调升节目部主任李荆荪为副总经理，大势所趋，节目人员出任副总经理的时代终难无限迟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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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工程部仍然有建树，魏总离职的时候，董事会历数他的贡献，在他任内，发射机由十三座增加到五十八座，电力由二百四十千瓦增加到七百五十八千瓦，增设新竹、苗栗、宜兰三座电台，板桥、民雄、八里三座机室，建成全省超短波转播网。硬体建设才是成就的代表，节目部黯然失色。看这张成绩单，知道那时政府还是很重视广播，想当年抗日战争形势恶劣的时候，蒋委员长在重庆说过，只要重庆有一座广播电台他就能继续指挥抗战，……而今“中广”怎样了？青史成灰，“中广”旧人当齐声一诵“世间有为法，如露亦如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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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总对“中广”公司功同再造，可是突然传谕免职，事先没有预警，事后没有安排，公司上下在心理上难以承受。他免职前还蒙蒋公钦点，担任台湾电视公司筹备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代替“书生”陶希圣，证明“圣眷正隆”，免职后依然负责筹备台视成立，好像“圣眷未衰”？可是就这么突然“罢黜”，冷藏起来，十五个月以后又突然起用他担任新闻局长，怎么回事？始终连个“谣言”也没听见，也许只好说是天威难测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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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公筹备成立台视，请“中广”工程部的姚善辉兼任工程顾问，台视开播以后继续借重。“中广”一度准备办电视，派姚主任到美国进修考察，为期一年，成为台湾的一颗电视种子，但那时“中广”没有土壤。魏公不念旧恶，使公款培养的人才用之于公，姚善辉曾经对人表示“意外”。确实意外，细数广播电视界人物，没有第二个做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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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广”同仁办了一个盛大的晚会向魏总惜别，会中吴道一副总经理代表同仁向魏总赠送“感谢状”，演出一连串的娱乐节目，但会场气氛低沉，可以用“强颜欢笑”形容。最后白银独唱《阳关三叠》，高音激昂，洋溢不甘与无奈，大家再也按捺不住，但闻满座啜泣之声，魏公自己也流下眼泪。这样的惜别晚会在“中广”是空前，恐怕也是绝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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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我和魏公还有一次谈话，他问“你在‘中广’的情形怎么样？”节目部曾经要我做这个长那个长，我都没答应，趁此机会作个解释吧，我说，“我只能做作家，因为我没有能力指挥别人工作。”他停顿片刻：“那真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没有再说什么。我本来想说，文学创作有风险，需要贵人庇护，请魏公做我的贵人。可是我也没有再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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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江湖（回忆录四部曲之四） 方块文章 画地为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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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论战后台湾情事，以十年大致为一段落，如此区分也许有些道理。一九五八年一月，《征信新闻》给了我一张聘书，约我以撰述委员的名义写“小方块”，此事象征我的五十年代结束，六十年代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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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方块”实际上是一种小专栏（报纸另有大专栏登在新闻版上）。言曦（邱楠）写方块的时候就力主改称“短论专栏”，不称专栏而称小方块，当然有轻视的意思。当年报界流行两句话：“社论是报纸的眉毛，副刊是报纸的屁股”，社论只是装点门面，难起作用，副刊的位置在报纸最后一版，读者要翻到底才看得见。我说这两句话得改一改，“社论是报纸的客厅，副刊是报纸的花园。”多年以后，邱氏的“专栏说”和我的“花园说”成立，改变了原来的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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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知道，历史家认为“现在”之中含有过去，由过去到现在，他们不说连续，别立一名，称为“赓续”。早在一九五二年，我迫于萧铁老编的人情压力，曾在台北《公论报》副刊写过几个月小方块，算是台湾资历很早的方块作者之一。据说《征信新闻》社社长余纪忠先生读过那些文章，记得我的名字，一九五七年《征信新闻》扩版为一大张半，成为台湾的大报之一，锐意经营，破格用人，他的“人间副刊”也开辟小方块，由徐蔚忱老编出面约我和寒爵（韩道诚）共同撰写，第二年正式聘用，这年我二十七岁。我并不喜欢投入这个“舞文弄墨惹是生非”的行当，好不容易摆脱了《公论报》，为何四年之后又到“征信”来入列就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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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话短说，我在“中国广播公司”节目部门充当写手六年多了，对于“广播作家”实在厌倦了，这是一种有限度的写作，取材范围有限制，修辞技巧有限制，思想深度有限制，篇幅长短有限制，形式结构有限制。广播的特性形成这些限制，我为了彰显媒体之长，必须安于文学之短，我在这方面是先驱，但是无法再有进步，很想罢手。我把身体力行的心得写成一系列文章，先在刘恕主编的《空中杂志》发表（一九六三），后由“中广”出版，书名叫做《广播写作》，算是对“中广”作出交代，打算歇手。当年有关广播的一切理论都自外国引进，惟有如何用中文写广播稿只有反求诸己，这一门类的专著当时仅此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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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提出辞职，魏景蒙总经理说：“我不能放你离开中广公司。”我说“中广”的工作我不想再做了，他说，“不想做少做一点，想做就多做一点，现在不想做，有一天你会想做。”我没听懂他是什么意思。节目部的邱楠主任找同事张瑞玉探听我为什么想辞职，我趁机诉苦，我说政风日渐败坏，实在失去了摇旗呐喊的热情。第二天邱主任对我说了一句话：“你要自求多福。”只有这一句，我也没听懂他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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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职不成，外面报纸有个兼职也好，我究竟是文字工作者，报纸才是文字工作者的夜总会。那时《征信新闻》还很简陋，我对他们的余纪忠社长是崇拜的，一九四六年我在沈阳的时候，余氏以三十六岁的俊年，担任东北保安长官部的政治部主任，官拜中将，他身材秀挺高拔，英风奕奕，领袖的气质如一颗巨大的磁石。从某个角度看他的脸，使我们联想到希特勒，正是我们那一群投笔从戎的小青年心目中的理想典型（大战期间，中国媒体称希特勒为四大伟人之一，与蒋介石齐名，一九四六年他在国军中间还保有英雄形象）。在那个把接收写成“劫搜”的年代，他是清廉的，在那个杀气冲天的年代，他是主张和平解决学潮的，他在沈阳创办《中苏日报》，我也是忠实的读者。他对我有致命的吸引力，台北见面，他虽然换穿西装，依然骨骼岳峙，线条分明，一脸坚定自信，足以使任何倒在地上的人重新挺立，我一杯咖啡只喝了一口就成了他的俘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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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从未提过沈阳的因缘，我知道当年他受东北行辕主任陈诚猜忌，处境危急，幸而朝中有人，中央直接下令调动了他的职务，他临走也没向陈诚辞行。陈诚大怒，放话指责他“擅离职守”，一时成为东北的大新闻。他不喜欢人家提到东北，他也不知道我曾是在沈阳屡屡向他倾心注目的一个小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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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方块”的性质和“中广”的节目大不相同，它的精神是批判，它的眼睛看缺点，可以说那时候它是站在“中广”节目的对立面，对我来说这是一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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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中广”那六年，感觉台湾如同一望无边的荆棘丛，我置身其中，姿势必须固定，如果随便举手投足，就可能受到伤害。那时有一段文人自嘲的话暗中流传：“你心里想的、最好别说出来，你口里说的、最好别写出来，如果你写出来、最好别发表，如果发表了、你要立刻否认。”六年以后，好像这一片荆棘比较稀疏了，人人急于摸索自己能有多大空间，这些人活动筋骨，伸个懒腰，他们聚集的地方就是民营报纸，我决心参加探险，从此我这条小鱼离开了张道公的龙门，游向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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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代是台湾民营报纸成长壮大的时代，也是“小方块”深入人心的时代，新闻版有不署名的方块，副刊有具署名的方块，针砭社会病态，监督官吏作风，表扬十室忠信。幼时在家，母亲常引《论语》上的两句话教导我：“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把这两句话约化为“鼓励成功的人，安慰失败的人”，当做我个人写作的信条，同时“言在此而意在彼”，对另一些人的谴责批判寓于其中。那年代，每一个“逃”到台湾来的人可以说都是失败的人，其中小士兵、小青年、小地主、小商人的景况“比失败更失败”，情绪郁结，生活艰苦，有人自杀，有人杀人，社会上充满戾气，动魄惊心。我尤其愿意和这些人谈心，费了许多笔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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