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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这个运动失败了，依旧依旧，黄肥蓝瘦。主持《自由青年》半月刊的吕天行是杂志界的名人，他借用三个人的名字说明情况，这三个人跟杂志报纸没有关系，吕天行把名字抽离本尊，仅仅使用文字表面的意思，牵强附会，聊博一笑。第一位台大知名的教授黄得时（黄色得天时，杂志内容色情当令）。第二位台北市长黄启瑞（杂志创刊靠黄色一炮而红，打开销路）。第三位曾任军法局长的新闻人物包启黄（打开杂志看，包你是黄色的！）。由于三位黄先生的知名度很高，吕天行的妙语成了当时文化界热门的谈话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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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此一役，党中央看清张道藩对社会实在没有什么影响力，“文协”不堪大用，据我记忆，自此以后，道公专心做他的“立法院长”，对文化工作再也没有声音，“文协”也“躲进小楼成一统”去了（后来连“小一统”的局面也出现严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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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三害旨在贯彻蒋公的意志，却任由“文协”孤军深入，片甲无回，哪像新闻界反对出版法修正案，陈诚放话摆平、“立法院”反对电力加价，党团运作摆平？这又是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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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威难测，予忖度之，种种迹象显示，蒋公高下在心，政府画下了红线，领袖的英明伟大，第一家庭的尊严，反共国策的道德基础，军队特务的“圣雄”形象，绝对禁止碰触，同时也让出空间，允许官吏有些贪污，人民生活有些腐化，工商有些为富不仁，舆论如同花匠，可以修枝剪叶，这样可以给人民的精神苦闷留下出路，所以天不灭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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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小说作家要释放潜意识，选用题材有“性解放”的倾向，卡缪写的《异乡人》，男主角听到他的母亲死了，他的反应是去和女朋友做爱，一时奉为经典。某一天，我和几位小说作家聊天，有这样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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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期间，华北某地的一个小伙子被国军抓去当兵，辗转来到台湾，当年他十几岁，现在三十多岁了。如果有一天他回到故乡探望老母，老人家的双眼已经瞎了，他们母子怎样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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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聋作家海伦凯勒拜访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她用手仔细摸了艾森豪威尔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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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就让母亲用触觉认识儿子，这个题材要怎样处理才算“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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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摸遍儿子全身，如果连生殖器也摸了，那就很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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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引发一场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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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小说对“性”仍是点到为止，我问一位小说作家，现代小说是文学中的异味，你们为什么没把“性”当做大菜端上来？他说黄色读物泛滥，我们不蹚这浑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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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天下万事皆有定时”，到了弥赛亚应该出生的时候，你就是把全城的婴儿都杀了，也抵挡不住。一九六二年九月，著名的女作家郭良蕙出版了她的长篇小说《心锁》，书中对性爱的描写“自五四以来最露骨大胆”。一九六三年一月，“内政部”下令查禁，四月，“中国文艺协会”和青年写作协会开除她的会籍，郭良蕙的声望陡增，《心锁》盗印本的销路也一倍又一倍增加，禁书无用，这又是一个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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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锁》的写作技巧并无多少突破，取材却非常前卫。据我所知，《心锁》先由《征信新闻》（《中国时报》前身）副刊连载，老编徐蔚忱已对原稿略作删节，书店出版时，郭女士又在剪报的文本上有几处割爱，可是出版后仍然引起轩然大波！可见她创作时领先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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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协”开除郭良蕙，由前辈大作家谢冰莹在理事会上提出。“文协”未设理事长，会务由常务理事轮值，那天晚上轮到赵友培主持会议，他非常谨慎，依照议事规则处理这个提案，自己完全中立。提案人认为郭良蕙长得漂亮，服装款式新颖，注重化妆，长发垂到腰部，在社交圈内活跃，既跳舞又演电影，引起流言蜚语。当时社会纯朴，她以这样一个形象，写出这样一本小说，社会观感很坏，人人戴上有色眼镜看男女作家，严重妨害“文协”的声誉，应该把她排除到会外。谢老前辈言词激烈，态度坚定，说服了其他理事，通过提案。那时张道藩常常不能到“文协”开会，他定下口头公约，缺席的理事对会议通过的议案，事后只能同意，不得反对。他和陈纪滢都觉得对郭良蕙无须这样激烈，但也都在“公约”的约束下默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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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写作协会开除郭良蕙，出于凤兮坚持。他说青少年看内幕杂志，老师可以没收，可以处罚，《心锁》出版后，它是文学，学生书包里有“文学”老师不知怎么办。青少年看内幕杂志，偷偷摸摸，怕人发现，“文学”可以大大方方地阅读，男生可以大大方方把它介绍给女生，少男少女无异服下催情剂，一切过程都缩短了，此风绝不可长，青年写作协会的宗旨是维护青少年的身心健康，不能有这样的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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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除定案，各报登出消息。那时大家认为“文协”、“青协”都是代表官方，无论做什么事大家都冷淡对待。强烈的反弹来自香港，大部分刊物禁止入境，所见二三，持论不外是创作自由之类。独有一家《七彩画报》（中外画刊？）在文艺版刊出一篇文章，它说文艺社团不去保护作家，反而顺从政府的好恶打压会员，这是“世上最无耻的行为！”对我而言，这是一个崭新的角度，我把这篇文章拿给赵友培先生看，他默然无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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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友老告诉我，他已向道藩先生进言，“文协”和政府的关系，可以由相辅相成调整为“相异相生”，“文协”专门协助作家创作发表，给作家营造有利的环境，作家被捕，“文协”作保，作家坐牢，“文协”送饭，作家挨骂，“文协”劝架，作家遭谤，“文协”调查真相后澄清。政府的愿望无非是文艺步步向前向上，“文协”也是，彼此着力点不同，效果却能相加，道公听了十分赞成。道公晚年在口述回忆录时表示，文协唱“红脸”，警总唱“黑脸”，殊途可以同归，不过他已没有机会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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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当年国民党还有“迷信”，以为风气风俗可以由一二人转移，可以挽狂澜于既倒，错错错！莫莫莫！文艺工作逆水行舟的事，党部好像从此不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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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良蕙的反应又是如何呢，据说她十分沮丧，“冷对千夫指”毕竟很难，八十年代《心锁》解禁，新闻记者造访，她才正式说出感受。一九六五年我接编《征信新闻》人间副刊，刊载她心锁事件后的第一个长篇《青草青青》，内容很“清洁”，我去信赞许她写得好，一面心中暗想，她好像并没有意识到她在文学发展中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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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文艺界曾经有人讨论，作家创作究竟应该“做得早”、还是“做得好”？做得早、开风气，做得好、集大成，都可以在文学史上留下名字。做得早是马背上的皇上，做得好是龙椅上的皇上，马背上到底风险大，风霜多。《心锁》一出，台湾的“色情读物”晋级为“色情文学”，八十年代，色情文学又晋级为“情色文学”，大势所趋，人心所向，郭良蕙是先驱，也是先烈，她做得早，未能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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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当然可以写“性”，小说表现人生，“性”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而且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是今天文学有商品的性格，作家写性，究竟是出于商业动机、还是艺术要求？如果两者都有，孰轻孰重？社会付出成本，回收的是什么？这个问题到现在也没有解决。世上有些问题也许永远不能解决，最后不了了之，色情情色，是否也到了这个“无是无非，亦是亦非”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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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色情大军之中没有一兵一卒是台湾人。曾经读到陈秀美教授的论文摘要，他说色情文学是“外省作家的第二个出身”。那么第一个出身是什么？反共文学吗？思想起来，好不令人汗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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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天下万事皆有定时”，八十年代前后，本省作家后生可畏，艺高与胆大成正比，写“性”更细致淋漓，也得到更大的声誉，学者改称“情色小说”，一字颠倒，亮出艺术护照，作品介绍见之于《纽约时报》的书评，大英百科全书写入每年一本的“别册”，天下地上，再无贬词。这也是“外省播种本省丰收”吗？不知是减少了、还是增加了外省作家的罪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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