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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代之末，台湾出现霍乱。当时台湾省卫生处长许子秋主持防治，他与世界卫生组织密切合作，发现病例立刻公开发布新闻，患者送入医院，与外界隔绝，家属就医检查，看有没有受到传染，住宅内外消毒，多少天内禁止外人进入。如果患者最近到哪家馆子吃过饭，卫生局要去检查那家馆子，如果患者最近到哪家旅馆看过朋友，卫生局要去检查那家旅馆。卫生人员进入患者的四邻检查厕所，也检查附近的公厕。如果发现有人咳嗽发烧，也要强制送进医院检查。如此这般追踪过滤，“斩草除根”，“除恶务尽”。患者死亡，家人不能领尸，卫生局办理火化。“世卫”宣布台湾是疫区，警报解除以前，台湾的水果不能出口，台湾的游客也不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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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次我深刻领悟，中国大陆是警总眼中的“疫区”，我们都是由疫区来的“带菌人”，必须密切控管。在警总眼中，每捉到一个“匪谍”，就是发现了一宗霍乱病例，他的朋友同学亲戚甚至家人都可能是带菌人，或者就是下一个病号。就像卫生局对付霍乱一样，他们也要“斩草除根”，“除恶务尽”。由局部推全面，由表面推内层，由一时推历史。对疑似病例，也要宁枉勿纵。卫生局对霍乱疫区来的人，隔离察看为期十四天，警总对我们从“政治疫区”来的人，隔离察看一生，而且及于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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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们还有一个致命伤叫“五人联保”，每个人都得去找四个人，互相保证思想正确行为合法，一人有罪，四人连坐。也就是说，其中如有一人涉案被捕，理论上办案人员可以再捕其余四人，而这四个人又各有自己的“五人联保”，理论上办案人员可以再捕十六人。到底牵连多少人，全看他们的“需要”。理论上像我这样的人，说不定就在下一个小时、下一个星期五，或者下一个月，“落得一身罪衣罪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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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尘埃尚未落地。有一天，董事长梁寒操先生找我谈话，他指出我最近发表的两篇文章观点谬误，我唯唯。他忽然说，荆荪嘛，我们都觉得他不错，可惜他没有自首。他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快去自首啊！自首就没事了。他说广东官话，我装做没有听懂。必须交代，梁公一向对我很好，我结婚，他是证婚人，我得到“中山文艺奖”，有他一票，公司一度要调我去做台南广播电台台长，他很支持（我推辞了）。他一向不食人间烟火，何以忽然这样深入下界？何等人对他说了何等事？我只知道，我的江湖扁舟已是到此为止，应该做退休的打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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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江湖（回忆录四部曲之四） 省籍情结拆 不完的篱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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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越来越精致，“省籍情结”本来叫“地域观念”，当然后胜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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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台湾以后，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要在当地交朋友，这是我多年流浪之后、反躬自省之时得到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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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技术上我是无能的，只有在文章里面做一些不着边际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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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台湾流行“吃拜拜”，每年到了一定的节日（多半在七月中元节），家家大摆筵席，客人越多越有面子，有时候连第一次见面的初交也邀过去，十桌二十桌流水席摆在门外路旁，真有“千里搭长棚”的气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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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基督教某些教派反对吃拜拜，认为那是异教祭祀使用的食物。我总是劝他们，主耶稣常常在贪官污吏家中吃饭，你只要举行谢饭祷告，食物就洁净了。他们说，牧师不是这样讲的。我说牧师只要教友，不要朋友，我们既要教友也要朋友。牧师高风亮节，信徒捐钱供养，我们深入浊世，自己辛苦谋生，需要合作关系，同事来请你，你打了他的左脸，难道以后他会再让你打右脸？教会收到钞票，牧师岂能保证上面从来没沾恶人的指纹？只要进了教会的捐款箱，祝谢了，也就洁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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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教徒另有理由。一个同事对前来邀请的人说：“你们的菜很难吃！”可想而知，对方的脸色难看，多年以后，我知道这句话伤害了他，他永远不肯原谅。那时台湾的烹饪水准低于“中原文化”，一般食物多用蒸煮，像炒爆之类的“高级技术”难得一见，但是从“中原文化”里出来的人，无论上馆子还是下厨房，岂能永远没有蒸煮的东西？大家都是稀饭馒头养大的！本地人请客，即使他的菜真正难吃，我们也要吃，而且要多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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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是一九五五年以前吧，报纸迁就台湾同胞的阅读能力，发展漫画，一部分作品向台湾社会取材。漫画家为台湾妇女造型，大脸盘，两腮横肉，门牙“爆”到唇外，小腿大腿一般粗，赤着脚穿木拖板，大趾又粗又长，高高翘起。那时“上班族”进了办公室先喝茶看报，“外省人”欣赏这些漫画，又说又笑，引起本省籍同事的反感。我一看情形不妙，写信到报刊建议改善，可是漫画仍然是那个样子。我的收获是因此结识报界的资深编辑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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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着说着来到六十年代，童常先生主编《新生报》副刊，经常定出专题征稿，用心鼓励“第一次投稿”的新手，文章技巧朴素而生活经验真切，他可以说是最早提倡“全民书写”的人，《新生报》因此增加了许多订户。可是他忽然被捕，居然判了死刑，耳语传播他为中共工作，他的“全民书写”也成了罪状，也有人找我问长问短。当初看漫画管闲事，后来居然有这样的发展，使我想起那四只著名的猴子：不说、不听、不问、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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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我和小说家王蓝闲谈（那时他还不是“果老”）。我说咱们“外省作家”写的散文小说常常提到台湾的“下女”，也就是女佣，在作家笔下，“下女”又自私又偷懒，别家多出一点钱她马上跳槽，原来的雇主对她很好也没用，她说走就走，一天不肯多留。我说，“十步之内必有芳草”这句话还算不算数？“下女”难道没一个正面人物？王蓝一言未发，后来写了一个短篇，里面的“下女”有同情心，能为雇主设想，不计自身得失。大家手笔，从容委婉。那年代以我所见，仅此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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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女为什么对雇主没有感情？”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他们怀想大陆时代的忠仆，终身跟定一个主人。我忍不住写了一篇文章间接回答，以我理解，当年大陆上有很多人家没有饭吃，这批人可以称为“饥饿群”，他们依傍殷商富户安身，今生今世不作二想。现在台湾没有这样的“饥饿群”，女人的自主权比较大，所以计较待遇，挑剔工作，不合则去，她们有独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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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蓝的小说和我的杂感都没有发生影响，大概那些人也都是“不听不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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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到此处，我想起当年台北市公共汽车的车掌小姐，也就是随车售票的服务员。二次大战结束后台湾重建，她们是弯过腰流过汗的。我看到一本书叫做《福尔摩沙的女儿们》，记载当年女性职场的奋斗精神，作者忘记写“女车掌”，我该在这里补上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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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未到台湾之前（一九四七），就对台北市的“女车掌”有深刻的印象，《大公报》登过一篇通讯介绍她们。那位记者描述，每天早晨，这些十几岁的女孩，穿着制服，挂着售票袋，挺着胸膛，红着面颊，大步走上工作岗位。这个形象终于新鲜活跃地显现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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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报》说，台湾女子职业发达，“车掌”全是女孩，她们每到一站大声报告这一站的名称，声音清脆悦耳。有一个男孩考取了这个工作，第一天出动，第一次呼报站名，满车乘客听了大笑。男孩整天不敢再开口，第二天就辞职不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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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我来到台湾（一九四九），车掌仍然清一色女性，她们已不报站名，她们已经和乘客有了对立的情绪，主要原因是人口增加，乘客拥挤，“沙丁鱼罐头”的比喻就是那时候在台湾开始流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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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显示，一九四六年台湾人口六百一十万，一九五○年激增为七百四十五万，其中绝大部分是从中国大陆逃出撤出的“外省人”，今天称为“新住民”，把地域因素转移为历史因素，很好。一九五○年以后，新住民继续增加，这些人多半先奔大都市寻找生存的机会，到处搭木板屋，摆地摊，也到处挤公共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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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台湾人口的出生率很高，六十年代，蒋梦麟说“一年增加一个高雄市”。方豪神父写过一篇杂文，把“同舟共济”改成同舟共“挤”。六十年代结束时，台湾的总人口到达一千二百九十八万九千一百二十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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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台北市的公车班次少，乘客不守秩序，车子到站，大家一拥齐上，犹如“抢滩”。上车以后，男女挤在一起，马路坑洞多，车身颠簸，乘客身体抖动，称为“挤舞”。公车的设备差，车门坏了还没有装好，暂且用一根铁链拦住门口，照常出勤，乘客挤得车掌没有容身之地，她一只脚踏在车门之内，一只脚悬空在车门之外，身体倚在那根铁链上随车飞行，远望好像是杂技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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