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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五年到一九六七年,我编《征信新闻报》“人间副刊”,尽可能采用本省籍作家的文章,有一些掌故可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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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过,《中央副刊》高速度处理来稿,立即刊用或立即退还,曾使我身受其惠,所以我编副刊也照着做。我退稿时写一短信,说明理由,希望他理解我有局限。最近我读到名作家蔡诗萍的谈话,他回忆早年的投稿经验,称赞我的回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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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米养百样人。我退了一位本省作家的稿子,他立刻又寄回来,我以为助理遗漏了,亲手再退,谁知第三天再度收到,我退稿时写了信,来稿别无只字片语,我知道这叫反弹。思量许久,我把这篇文章替他转投到另一家副刊去,那一家报纸的老板不管副刊的事,主编取稿比较宽松。后来知道,这篇稿子原是“另一家副刊”的主编当做热番薯抛给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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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人间副刊”版面小,方块专栏、长篇连载、名画家沈铠画的插图和他设计的“刊头”,都是固定的内容,我每天只能发一篇两千五百字的“头题”。有一位本省作家常从国外寄文章来,写得很好,但是每篇三千字,这多出来的五百字怎么办,砍掉了,心疼;第二天续登,文章断了气。为了容纳他的文章,我有时砍掉他五百字,有时抽下自己写的方块。我不断写信请他别再超出两千五百字,他照样寄三千字的稿子来,不作任何讨论,我们这样一直遥遥相对到“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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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提一件七十年代发生的事。名诗人痖弦去美国进修,我到幼狮文化公司替他看家,他临走在《幼狮月刊》策划了一个专辑,回顾台湾十年来文学艺术的发展,他请一位本省籍的学者写台湾的平剧。我一看稿子,他对军中剧团一字未提。就史料来说,国军文艺运动推展平剧很有成效,就政治敏感来说,青年救国团办的刊物怎可“掩没”总政治部的贡献?我请他增加一段,他也是一字未添、一言不发,原稿再寄回来。你猜我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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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十分佩服黄春明的小说,他写实,但是有灵气。他曾在“中广”公司台南电台工作,虽然难得见面,总算是同事,有时在明星咖啡馆不期而遇,还可以交谈几分钟,不像某某人见了我们一脸戒备之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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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晚上,我和黄春明一同从某处出来,两人都愿意步行。我们走了很久也谈了很久,马路很静,只有我俩的声音,那是我和“本省作家”最接近的一次。我谈到文学创作和杂文有别,创作自有天地,无须和国民党争空间。我说你写诗写小说是飞鸟,我写杂文是爬虫,我的处境比你艰难。我说坐牢对作家的声望可能有帮助,对提高作品的境界并无帮助,反而可能污染作家的心灵。我认为国民政府对本省人比较宽松,对外省人比较严厉,我希望有人能作出统计,台湾一共有多少外省人,有多少本省人,至今有多少本省人、外省人涉案被捕,各占人口数的百分之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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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作中夜长谈,可以算是有交情了吧,可是我一直谈,他一直默不作声,没有回响,没有交流,没有质疑,又好像谈不上交情。无论如何这是良好的开始,可是不幸的事接着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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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他邀稿,他寄来一篇寓言体的小说,一群无头苍蝇聚在一起开会。那时正值国民大会的会期,每天都有大幅新闻报道,大会的中心任务是改选“总统”,这时候我如果刊出“无头苍蝇”的故事,对我会怎样?对黄春明会怎样?对《征信新闻报》又会怎样?我跟黄春明商量,可否把小说压下来,两三个月以后国大新闻冷却了再登,他说那就算了吧!国大会期未完,“无头苍蝇”在另一家副刊出现,人家不怕,登出来以后也平安无事,人家那位主编是蒋经国的人,能担当。可是黄春明对我会有什么看法?再和他打交道就难了,思想起来,好不憾煞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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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佩服钟肇政的小说,以音乐作比喻,我觉得钟肇政似巴哈,黄春明似莫扎特。钟肇政表示只写长篇,不写短篇。“人间副刊”的长篇连载和方块专栏都由余社长亲自安排,谈到长篇,他那时心目中只有“四大名旦”:张爱玲、聂华玲、于梨华、琼瑶。我请张爱玲写稿,久久无成,他很失望,我对长篇几乎已经没有发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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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曾想来一次擅权专断,先把钟肇政的长篇推出来再说,又恐怕这个连载叫好不叫座,遭老板“腰斩”。那时做老板创业艰难,他处处想在员工前头,事事做在员工前头,我们跟在后面大跑小跑,上气不接下气。他英明果断,朝令夕改,突然来个急刹车,大家人仰马翻。我接编之前他连斩五个长篇,包括天王星赵滋藩在内,有人形容前任老编面如土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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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连载了黄娟写的《爱莎岗的女孩》,那是一个中篇,大约一个多月就登完了,老板可以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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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有邀请小说家写短篇,姜贵的许多短篇都是我催生的,后来应凤凰编入《姜贵短篇小说集》。我大胆采用了七等生的六个短篇,他的语言个人特色强烈,号称“有字天书”,意象繁复,造境诡奇,我很佩服。后来我看到他的年表,他某一年在某些刊物发表了哪些作品都有记载,不知为什么漏列了“征信新闻报人间副刊”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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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登过李乔、季季、叶荣钟、林怀民、林献章的文章,都是用心约来。那时“人间副刊”的公信力还很弱,本省籍作家已经有了挑剔媒体的实力。我请本土资深作家叶荣钟赐稿,他慷慨大方,合作过一段时间。他写散文一面记叙一面议论,其中总有认知上的差距,那是一九六五年,意识形态阴影未散,后来他的稿子就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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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怀念钟铁民,他是台湾现代“文圣”钟理和先生的公子,那时他年轻,一见之下我有“故人之子”的感动。他的身材略有畸形,但神态泰然,完全没有自卑感,也没有利用缺点制造优势,很文静,文章细致,有些放不开,和我相同。他后来好像退出了文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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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否可以说“台湾人”的个性倔强?我个人的主观经验如此。我参观李茂宗的陶艺后写过感想,我说杨达的玫瑰压不扁,李茂宗手中的陶土可以炼钢铁,成岩石,作皮革,他把陶土的物质功能发挥到极高。他又超脱陶土的“殊相”,赋予生命力不屈不挠无惧无悔的“共相”,其精神境界表现了普遍的台湾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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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湾交朋友很难。还记得我到《公论报》工作的时候,遇见一位日本来的台湾侨领,他是李万居社长的朋友,居然有兴致找我聊天,他讲的话我闻所未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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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问我为什么不去读书,我说我是大家庭的长子,必须工作赚钱。他说:“中国的孝道埋没了很多年轻人。”他问我对台湾有什么看法,我说:感谢上帝,地球上有个台湾。“你信基督教吗?”我说我十四岁受洗,现在信仰并不虔诚。他点点头:“有适当的距离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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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问他怎样看“外省人”,他毫不客气:“你们外省人将来都会得精神病。”为什么?“你们再也回不了老家。”古今中外一生漂流在外的人很多啊?他说那不一样,他们如果决心回去就可以回去,你们想回去但是不许回去。他说了一个比喻:“我们可以一整天坐在这里,如果有人拿了枪站在门口,不准我们出去,我们一分钟也难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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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说,郑成功到了晚年,他带来的子弟兵都生了严重的怀乡病,他下令禁止再谈反清复明,违令者以扰乱军心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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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我越想这位侨领越“神”,他大概是在一九五四年说出这些话来,那时候,他(他们?)就把我(我们?)看“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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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八十年代,台湾解除戒严,开放大陆探亲,“新住民”回到原居地,只见到哭哭啼啼要钱,只听到对反革命家属和海外关系的怨恨。还乡的人一生血汗,倾囊也不足以弥补。有一位“新住民”作家以善与人交著称,他听到“旧住民”的朋友讥讽:你们不是整天怀乡吗,你们不是念念要寻根吗,现在滋味如何?他说这哪里像朋友?朋友怎会等着看你的笑话?他说他在台湾三十年很失败,并没有交到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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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结交的“旧住民”很少,吴氏图书公司的创办人吴登川很够朋友,那是我出国以后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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