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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作中夜长谈,可以算是有交情了吧,可是我一直谈,他一直默不作声,没有回响,没有交流,没有质疑,又好像谈不上交情。无论如何这是良好的开始,可是不幸的事接着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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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他邀稿,他寄来一篇寓言体的小说,一群无头苍蝇聚在一起开会。那时正值国民大会的会期,每天都有大幅新闻报道,大会的中心任务是改选“总统”,这时候我如果刊出“无头苍蝇”的故事,对我会怎样?对黄春明会怎样?对《征信新闻报》又会怎样?我跟黄春明商量,可否把小说压下来,两三个月以后国大新闻冷却了再登,他说那就算了吧!国大会期未完,“无头苍蝇”在另一家副刊出现,人家不怕,登出来以后也平安无事,人家那位主编是蒋经国的人,能担当。可是黄春明对我会有什么看法?再和他打交道就难了,思想起来,好不憾煞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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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佩服钟肇政的小说,以音乐作比喻,我觉得钟肇政似巴哈,黄春明似莫扎特。钟肇政表示只写长篇,不写短篇。“人间副刊”的长篇连载和方块专栏都由余社长亲自安排,谈到长篇,他那时心目中只有“四大名旦”:张爱玲、聂华玲、于梨华、琼瑶。我请张爱玲写稿,久久无成,他很失望,我对长篇几乎已经没有发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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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曾想来一次擅权专断,先把钟肇政的长篇推出来再说,又恐怕这个连载叫好不叫座,遭老板“腰斩”。那时做老板创业艰难,他处处想在员工前头,事事做在员工前头,我们跟在后面大跑小跑,上气不接下气。他英明果断,朝令夕改,突然来个急刹车,大家人仰马翻。我接编之前他连斩五个长篇,包括天王星赵滋藩在内,有人形容前任老编面如土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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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连载了黄娟写的《爱莎岗的女孩》,那是一个中篇,大约一个多月就登完了,老板可以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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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有邀请小说家写短篇,姜贵的许多短篇都是我催生的,后来应凤凰编入《姜贵短篇小说集》。我大胆采用了七等生的六个短篇,他的语言个人特色强烈,号称“有字天书”,意象繁复,造境诡奇,我很佩服。后来我看到他的年表,他某一年在某些刊物发表了哪些作品都有记载,不知为什么漏列了“征信新闻报人间副刊”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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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登过李乔、季季、叶荣钟、林怀民、林献章的文章,都是用心约来。那时“人间副刊”的公信力还很弱,本省籍作家已经有了挑剔媒体的实力。我请本土资深作家叶荣钟赐稿,他慷慨大方,合作过一段时间。他写散文一面记叙一面议论,其中总有认知上的差距,那是一九六五年,意识形态阴影未散,后来他的稿子就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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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怀念钟铁民,他是台湾现代“文圣”钟理和先生的公子,那时他年轻,一见之下我有“故人之子”的感动。他的身材略有畸形,但神态泰然,完全没有自卑感,也没有利用缺点制造优势,很文静,文章细致,有些放不开,和我相同。他后来好像退出了文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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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否可以说“台湾人”的个性倔强?我个人的主观经验如此。我参观李茂宗的陶艺后写过感想,我说杨达的玫瑰压不扁,李茂宗手中的陶土可以炼钢铁,成岩石,作皮革,他把陶土的物质功能发挥到极高。他又超脱陶土的“殊相”,赋予生命力不屈不挠无惧无悔的“共相”,其精神境界表现了普遍的台湾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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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湾交朋友很难。还记得我到《公论报》工作的时候,遇见一位日本来的台湾侨领,他是李万居社长的朋友,居然有兴致找我聊天,他讲的话我闻所未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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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问我为什么不去读书,我说我是大家庭的长子,必须工作赚钱。他说:“中国的孝道埋没了很多年轻人。”他问我对台湾有什么看法,我说:感谢上帝,地球上有个台湾。“你信基督教吗?”我说我十四岁受洗,现在信仰并不虔诚。他点点头:“有适当的距离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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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问他怎样看“外省人”,他毫不客气:“你们外省人将来都会得精神病。”为什么?“你们再也回不了老家。”古今中外一生漂流在外的人很多啊?他说那不一样,他们如果决心回去就可以回去,你们想回去但是不许回去。他说了一个比喻:“我们可以一整天坐在这里,如果有人拿了枪站在门口,不准我们出去,我们一分钟也难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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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说,郑成功到了晚年,他带来的子弟兵都生了严重的怀乡病,他下令禁止再谈反清复明,违令者以扰乱军心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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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我越想这位侨领越“神”,他大概是在一九五四年说出这些话来,那时候,他(他们?)就把我(我们?)看“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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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八十年代,台湾解除戒严,开放大陆探亲,“新住民”回到原居地,只见到哭哭啼啼要钱,只听到对反革命家属和海外关系的怨恨。还乡的人一生血汗,倾囊也不足以弥补。有一位“新住民”作家以善与人交著称,他听到“旧住民”的朋友讥讽:你们不是整天怀乡吗,你们不是念念要寻根吗,现在滋味如何?他说这哪里像朋友?朋友怎会等着看你的笑话?他说他在台湾三十年很失败,并没有交到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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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结交的“旧住民”很少,吴氏图书公司的创办人吴登川很够朋友,那是我出国以后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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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江湖(回忆录四部曲之四) 张道藩的生前身后是是非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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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二日下午十时,张道藩先生逝世,享年七十二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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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回想六十年代生命痕迹的时候,从《文讯》月刊上读到一位年轻学者的文章,他说张道藩的文艺工作受到军方抵制(大意如此)。从来没人谈过这些是是非非,他怎么会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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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是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迁到台北的,一九五○年,张道藩奉命成立“中国文艺协会”,领导文艺工作,配合国策,反共抗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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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台湾守军面临物质上和精神上的种种困难,一九五一年,国军展开“克难运动”,激励士气,各军以竞赛的方式选拔“克难英雄”,到台北接受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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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接待克难英雄,规格很高,蒋介石亲自召见,“行政院长”陈诚设宴款待,“总政治部”发动社会各界举行盛大的欢迎会,一连多天都是报纸上的头条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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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艺协会”没有赶上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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