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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政府严惩贪官污吏，判刑一经确定，“家产除酌留家属生活必需费用外，一律没收。”抗战胜利，政府检讨战时法令，认为这一条文承袭君主时代的抄家，予以废除。监察院陶百川委员在他的一篇文章里指出，一个中级公务员每天的薪水是多少钱，一个贪污判刑的人，他一天的“代价”又是多少钱，这么一比对，贪赃枉法的收入比奉公守法超出百倍千倍，社会的不公不义完全凸显出来。我现在找不到这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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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文短评跟着新闻走，千遍万遍，我问这样下去怎样立国。那时不准危言耸听，我只好说，生而为中国老百姓只有忍耐，“小不忍”害处更大。我只好劝贪官自己有节制，给子孙留余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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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杂文的风尚是尖酸刻薄，我并不喜欢，可是出于职业压力，有时也得表示“我也办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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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过，到机关办事，你得托人疏通，你如果托国父孙中山先生出面，一定成功。钞票上面印着孙中山的肖像，我的意思是送钱。红包送进去，他们的笑脸就露出来了，我说他们都是卖笑的。那时有个“便民运动”，意思是给老百姓方便，我说为了便民，每个承办人的桌上设置一块牌子，写明承办人的姓名住址籍贯学历，便于奔走请托。我又说邮政有快信，坐火车坐飞机有头等舱，医院看病有“提前号”，收费高、服务的品质也提高，政府赶快增设“特快申请”的窗口，规费增加十倍二十倍，半数归公，半数归私，红包化暗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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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缺少公义，平民百姓感受深切，买火车票电影票，看病挂号，申办户籍誊本，还有修围墙，装电话，尤其是涉及司法、税务、人事上的考绩升迁，处处有特权的影子。记得政府一度下令禁止赌博，警察可以闯入民宅突击抓赌，四个人同桌打牌，抓走三个，留下一个，三人当场质问：“你为什么不抓他？”带头抓赌的小组长立即反问：“你为什么不是他？”台词精彩，立刻传遍台北，这位小组长一夜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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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弊而后积怨，积怨而后积愤，于是社会不断出现暴力凶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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凶杀案照例是社会新闻版的头条，而社会新闻版是民营报纸的“头版”，每天读者拿起报纸，先翻出这一版来看，各报锐意经营，开拓销路，社会新闻的采访记者都是民营报社的王牌，读者贪得无厌，同行竞争激烈，他们工作压力很大。我编“人间”副刊的时候，一位名记者跟我同室而坐，他常从外面败兴回来，大台北父慈子孝，夫唱妇随，他无处着墨。有一天他愤然自语：“我去杀一个人，回来写新闻，他们谁也写不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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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长年写“小方块”，大半从社会新闻取材，常在新闻的字里行间寻找可依、可疑、可议、“可异”之处，堪称最尽心的读者，年长月久，从微观中可以略窥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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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心有怨愤的人纷纷写信向高层投诉检举，那时国民政府检讨为何失去大陆，誓言今后一定要兴利除弊，为民服务，他们相信了。这种投诉信大概到主任秘书或办公厅主任为止，主其事者依官场旧习，把检举信转给被检举的官员，要他“办理呈复”，若是下级检举上级，百姓检举警察，检举人的经验可就深刻惨痛了。我是国民党员，一度在当地参加小组会议，有人提出镇长勾结流氓，列入会议记录，呈报上级，这份记录竟辗转交到流氓手里。有一天，那位发言的同志遭几个“身份不明”的人痛打一顿。这样一来，哪个检举人还敢写出自己的名字？没有真实姓名的信叫匿名信，政府一律不予受理，投诉之路就这样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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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记一笔：到了七十年代，此风未绝。我一度兼任某大书局的编审，这家书局是国民党的党营事业，每年年终，中央党部照例派出工作组检查业务。新上任的总编审本是军人，耿直爽快，他告诉工作组，书局里有很多人不尽责或不称职，工作很难进一步开展，工作组教他补写一份书面意见，他也老老实实地写了。中央党部收到意见书，以正式公文下达书局总经理，谁料这位总经理竟然把“书面意见”贴在布告栏里，书局同仁群情哗然，受到点名指责的人结合起来要找总编审算账，弄得这位退役转任的儒将天天带枪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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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之风既息，自杀之风继起，我有理由推论，有些人对政府的革新绝望，因之对自己的未来也绝望了。军中士兵自杀，报纸不敢披露，若是死在营房以外荒山野岭，记者忍不住含糊报道“无名男尸一具”，没有家属认尸，没有警察调查，新闻没有后续发展，读者可以猜测死者的身份。一般官商百姓自杀，记者照例炒作几天，死者往往留下遗书，一字一句都是新闻采访的线索，追追追，追到一丝不挂，等于为社会的病例写下诊断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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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杀案发生了，新闻追追追，评论跟跟跟，话题源源而来，文章易成，也更受注意，我们好像成为受益人，有时候我会想起鲁迅的“人血馒头”。那时评论家的主旋律是责备死者逃避现实，甚至有人骂他是懦夫。我想起当年中国大陆左翼作家对自杀正是这个看法，田汉定的调子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到了台湾，前面四个字没有了，只剩下后面四个字，形同鞭尸。左翼所谓“争”，暗指革命，到了台湾又怎么个“争”法？他们的投诉就是争啊，我忍不住说，他山穷水尽，他放弃了一切，他把整个世界让给“你们”，他是多么善良啊！他选择了自己的路，要同情他，惋惜他，你总要给他一条路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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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凶杀案件增多了，也许有关系，也许没关系，依我个人心证，痛不欲生的受了“舆论”的鞭策，由懦夫变成暴徒。有几件血案匪夷所思，冲击力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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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台北市郊区有一所私立中学，体育教员和校长发生财务上的争执，校长把教员解聘了。这位教员有作战经验，家中藏着一把手枪，据说能在十公尺之内射中牛眼。他杀机一动，回到学校，杀死校长，杀死校长太太，杀死校长专用的三轮车夫，杀死校长信任的职员，连杀七人才罢手。怨毒之深可以想见！据流传，这个行凶的教员说，人不是那么容易欺负的，别把任何人看扁了。这话也算醒世警钟了吧，可惜有人还是不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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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一个青年囚徒，他在出狱前三天杀死了一名“看守”。想想看，再过三天他就恢复自由了，他还年轻，人生可以重新开始，他居然宁愿“拼上一身剐，皇帝拉下马！”到底是什么样的遭遇使他忍无可忍同归于尽？这就揭开了监狱的黑幕，老舍在他的小说里写过一句话：“监狱是个好地方，使人相信人性堕落到底之必然与无救。”这句话算是为他而写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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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一天，台北市一辆公共汽车突然离开轨道，乱撞行人，一时街头大乱，有死有伤，幸亏这辆车撞上水泥桩，抛了锚，警车才追上来。这个司机名叫何明忠，警察问他动机，他痛陈公共汽车管理处考绩不公，那些年年成绩甲等的都是有钱行贿或者高官关照，他说“气难受，屎难吃”，三杯老酒下肚以后，越想做人越没有意思，但是临死之前总要先出这口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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凶杀新闻之后，又是一阵追追追，跟跟跟。那年代看过一部日本电影，片名叫《五瓣之椿》，椿花就是山楂，片中女主角连杀五人，每次都在命案现场留下一朵山楂花。警察逮到她，问她行凶的动机，她说世上有一种“法律不能处罚的罪”，只有自己用法律以外的手段救济。记得片中有人叫着女主角的名字说：“紫英，我无话可说，你做的事是否正当，我不知道。”“法律不能处罚的罪”当心招致法律以外的惩罚，而这种惩罚必然太重，造成另一种不公平，令人后悔莫及！我引用这部影片，要求强者多一点自制，也要求司法多一点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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凶手犯了“法律能够处罚的罪”，死刑在前面等着他，吓阻了许多继起的行为。但是你常常可以听见有人说：“你除良安暴，我改正归邪。”每一件血案也迫使当局作出一些改革。流血五步的惨剧，《五瓣之椿》的观念，也对官僚构成潜在的威胁，脚底下的泥虽然很软，但是脚步仍然要放轻，或者绕道而行，避免践踏。这些死者也算是社会改革的“小先烈”吧！教育部甚至发生这样的喜剧，他们的工友忽然在办公室里磨刀，首长大惊，马上派人陪伴这位工友出去游山玩水，一切花费用公款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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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后期，政府偏袒洋人，引起民愤，群众自力救济，烧教堂，杀传教士。有一条民谚是：“官怕鬼，鬼怕民，民怕官”，我仿照它的句法写出“权势怕暴力，暴力怕法律，法律怕权势”，三者之间平衡，危险地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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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以外的大环境也令人沮丧，那时美国和中国大陆发生的每一件事都和台湾息息相关，“白宫打喷嚏，台北伤风”，“北京睡眠，台北做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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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在一九五一年彻底清除国民党遗留在大陆上的人员，一九五五年整肃文艺作家，一九五六年造成经济上的三年灾害，一九五七年全面“改造”知识分子，这些已经够了！谁料毛泽东又在一九六六年发动文化大革命，历时十年之久，我无法用简要的文句勾画这场大疯狂的轮廓，我只能说，这件事的确是“十年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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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一九六二年介入越战，到一九七五年才勉强脱身，整个六十年代，从美国传来的消息是：行政效率低落，国民道德败坏，学生罢课占领校园，青年逃学、逃家、逃避兵役、集体流浪、吸毒杂交。这样的美国如何能救世界？如果美国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此情又何以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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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有，台湾一定也会有”，但是档次照例低一级，美国的“嬉痞”还有道家返回自然的意味，台湾的太保太妹只能算是不及格的流氓。中国的黑社会也有他们的规范，像强奸少女这种事他们不屑为之，台湾的太保却结伙侵犯夜校的女学生，报纸称为强暴和轮暴，学者称为强制性交和“多人强制性交”，校园、公园、车站、新拓宽的马路、未完工的大楼，都是极其恐怖的地方。受害者忍辱吞声，警察多半是侦破抢劫、重伤害等“大案”时附带发现这一类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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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记得这样一个案子：一群太保横行台北郊区某大学的校园，伺机向女生下手，如果发现她已失童贞，立即重重地打一顿耳光：“你这个贱货，老子白费劲了！”原来他们预先立下目标要破坏多少个处女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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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保中间有许多官家子弟，警察面对“某某人之子”只有从轻发落，即使捉进拘留所，做母亲的也很容易营救，而且瞒着父亲，即使做父亲的有心管教，也往往失败。我知道有位将军统兵在外，难得回家，他倒很尽责任，人到台北，第一件事拜访警察局派出所，查看儿子的记录，回到家中第一件事把儿子吊起来毒打一顿，他一面打一面痛哭。放下鞭子，回到驻地，下次再来，再打，再哭。多少年来我一直挂念这个家庭，盼望故事能有个好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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