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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更大的难题。“中国电视公司”奉准成立时，“国防部总政战部”表示很大的兴趣，王昇上将永远在提高官兵的忠诚、士气和知识水准，他对电视这样的利器钟情已久。他希望军方对“中视”的经营也有发言权，“中视”能在节目方面分出相当多的时间，由“总政战部”全权使用（负担全部节目制作费用）。国民政府党政军三权分立，总裁既然没有指示，“国防部”也没有正式出面洽商，中央党部反对军方以“技术层面”在“中视”的节目内成立“租界”，授意黎世芬阻挡。那年代王上将心想事成，黎总赤手搓方成圆，所受的“内伤”也就不言而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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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视公司”于一九六八年九月三日成立，一九六九年十月九日开始试播，十月三十一日正式开播。万事俱备，黎总向股东会提出报告，有人突然发难，质问购买机器的回扣到哪里去了。黎总一生清白，他知道回扣的下落，可是他不能说，股东都知道回扣的下落，也都知道黎世芬有口难言，可是偏偏穷追不舍，董事长木雕泥塑，作声不得，惟恐自己惹上嫌疑，这就把黎总推挤到瓜田李下，在他的品格上泼墨涂鸦，那一刻，恐怕是黎总一生最痛苦的时候。这是把黎世芬的廉洁当做他的弱点来伤害他，然后由他自己伤害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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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荆荪既非党股代表，亦非董事监事，没有出席会议。节目部副主任杨仲揆要求以列席员工的身份发言，他非常沉痛地说，“中视公司”现有资产用“亿”计算，“中央”没拿出一文钱来，黎总“赤手空拳，为党造产”，现在大会没有一句话肯定他，没有一句话安慰他，还要为难他，消息一旦传出去，全“中广”全“中视”的员工都要心灰意冷，这怎么能维护发展党的电视事业！他这一番话正气凛然，这才打破僵局，转移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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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视”开播时，我对杨仲揆说，黎总艰难创业，“党中央”该给他奖章，董事会应该通过慰问嘉勉的提案，否则无以策励来兹。杨仲揆福至心灵，把那番话用上了，黎总大为感动，后来他把杨仲揆调回“中广”，历任节目部经理和海外部经理，最后还想举荐为副总经理，未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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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视”筹备期间，我参加一部分文案工作。一九六九年十月正式开播，副总经理张慈涵先生希望我能到“中视”节目部以副经理名义兼任编审组长，我说电视是个争大名夺大利的地方，人与人之间的碰撞必定激烈，我自问没有能力在那样的环境中有所建树，还是留在“中广”公司吧。那时广播、戏剧和新闻三界多少英才志在“中视”，纷纷央党政要人写信推荐，黎总没有时间细看，人事室把它们简化了，造成一份名册，名册的格式很特别，第一栏先写推荐人，第二栏才是被推荐人，下面依次是被推荐人的学历、经历、希望担任什么职位。黎总披阅时，先考量推荐人对公司前途的影响力，然后才是想来谋职的那个人是否适任。他面对这么大的压力还能想到调用我，实在是我的荣幸。可是这时我的虚荣心所余无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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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编审组长由副经理杨仲揆兼任，一九七○年年底，杨仲揆找我，他说工作实在太忙，很希望我去为他分劳。我初入“中广”担任编撰时，他是编撰科长，他的学养很好，我曾经说他“言忠信而行笃敬，明理论而通实务”。那天我们的谈话值得一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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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中视”人事关系复杂，人与人之间的倾轧排挤比“中广”更甚，长于权谋的黎总经理行事风格，只有更加“兵无常法、水无长形”，我和他之间没有足够的默契，善始难以善终。他说《中国时报》的余纪忠董事长才是统驭大师，你在“中时”多年，看见过沧海，怎么还会怕水？我说《中国时报》是余董的私人事业，私人事业的老板握有绝对的权力，说得到做得到，善善能用，恶恶能去，无论朝三暮四还是暮四朝三，总会五六不离七。“中视”公司不同，黎总只有相对权力，人事制度、会计制度、长官意志、党政传统处处设限，他说得到做不到，为了推动工作，只有伸出马鞭对空虚指：“前有梅林，可以解渴！”他比较难伺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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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仲公知我甚深，他话题一转，谈到我怎样开始做影评人，谈到影评人老沙、萧铜、汪榴照，谈到新闻局拍纪录片我写过几个剧本，他说我对杂志、报纸、广播、电影都有工作经验，倘若再加上电视，那就经历完整成为媒体写作的全才了！写作是我最后的执著，他这句话击中要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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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巧这时发生了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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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日报》销路下跌，广告减少，中央特地把楚崧秋从第四组主任的高位请下来，担任《中华日报》的社长，高层认为只有他能够把《中华日报》的形势拉高。有一天我接到楚先生派人送来的一张便条，他用蓝色铅笔写着：“鼎钧同志，请来《中华日报》一谈。”字体大，笔画粗，很像是公文的批示。那时我也认识几个大官，从来没见过这样高的姿态，心中暗想，我可以去见你，但是无论你说什么，休想我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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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知道，蒋公喜欢用一种高档的进口铅笔批公文下条子，那种铅笔不用刀削，而是用手指一圈圈剥开。蒋公的“身边人”外放独当一面，喜欢仿效，楚先生跟中央党部四组写便函也如此做，我不懂事，错过他的美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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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了面，楚社长第一句话就像判决主文，要我接编中华副刊。我对副刊的志趣实在已被《中国时报》消磨净尽，我想到了“中视”公司，我说“中视”通知我去做编审工作。他的口气强硬：“黎先生要用你，他当然优先，除了这个理由以外，不管你有什么理由，我都不接受。”我没有跟他做过事，他用老长官对老部下的口吻对我说话，毫不“见外”，我了解他用这种方式表示他的诚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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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副刊还是报纸表现特色的地方，要改变《中华日报》就要改变中华副刊，这个方向是正确的，正好原来的资深主编小说家南郭也倦勤了，我想间接参与楚先生的雄图回报他的知遇，想起小说组同学蔡文甫，如果文甫兄来接手，我就从旁使得上力气。我没有时间考虑，仓促提出他的名字，楚社长很不客气地说：“我是要你来编副刊，不是要你推荐人才。”他把我挤到了墙角，我想效法一下战国时代的游士，我说蔡文甫是《中华日报》驻汐止镇的记者，怀才不遇，如果新社长识拔他、重用他，可以使全报社同仁耳目一新，提高士气。这句话他听得进，那时候“提高士气”正是他的一大心事，他果然聘文甫兄为副刊主编。也许有关系，也许没关系，他还把主笔高阳升做总主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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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社长鸿图大展，《中华日报》转亏为盈，中华副刊也成为联合副刊、人间副刊之外的“第三势力”，好比三国时代的西蜀，报纸依然能保持绅士风格，淡雅面目。“中国电视公司”的局面就艰难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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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国民党的理想，设立电视可以塑造国民品格，提升国民素质，改良社会风气，而党的大政方针寓于其中逐步实现。国民党向来反对传播媒体商业化，“蒋委员长”当年说过，办文化事业赚钱，“还不如去做贪官污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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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国民党一手主导的电视时代，连三家都是商业电视！新闻学者有言在先，广播可以有限度竞争，电视不可以竞争，商业电视有竞争的天性，办“中视”，就是由它和“台视”竞争，再办“华视”，就是由它和“台视”、“中视”互相竞争。观众的结构犹如金字塔，素质越高，人口越少，素质越低，人口越多，电视节目要有最多的广告，就得有最多的观众，要有最多的观众，还能有很高的水准吗？国民党的理想还能落实吗？政策是怎样形成的呢？未来的得失是怎样评估的呢？我没有读到任何文件，也没有听到任何传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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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表示在商言商，“中视”的一级主管由“主任”改称经理，提供广告的商人由客户改称“广告主”，他们才是主人！我们也开始私下称黎总为黎老板。广告主不是中央四组主任的那个“主”，也不是警总政治部主任那个“主”，唱片公司做广告，关心你能使多少人学歌星影星，而非你能使多少人希圣希贤，化妆品的广告要使你羡慕浓妆艳抹，而非安于简单朴素。蒋经国呼吁大家“牺牲享受、享受牺牲”，而电视节目必须迎合视听之娱口腹之欲，节目和节目间竞争，电台和电台竞争，竞争升高，暴力色情和政治禁忌也成为制胜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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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种局面之中，我去做“中视”的编审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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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的电台没有编审，只有编辑，黎总由香港请来的那位杜副经理，首先打听编审组是干什么的。编辑是技术工作，编审要用政治、法律、道德的尺度检验节目内容。黎总由日本请来翁炳荣做节目部经理，翁先生对台湾的意识形态这一套陌生，需要幕僚单位帮他拿捏分寸，编审组的责任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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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差以后才知道，节目部在电视幕上打出的每一个字，事先都要我签字。一天又一天过去，我发现“世上最难写的字就是自己的名字！”（李鸿章在电视剧中的台词。）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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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头人心不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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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头没有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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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头好人难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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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话，三十年代的左翼作家都用过，所谓“这年头”，指的是国民党政府。台湾的剧作家多半是他们的学生，或者是学生的学生，不知不觉也用了，我只有把这三个字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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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一次综艺节目里，主持人和来宾对谈，来宾的普通话很生硬，两人有如下的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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