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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定力有限，还是忍不住写了一篇短文，我说乡土文学的作家、评论家如果对政治有异议、有抱负，还是去办政论杂志吧，去竞选县市长县市议员吧，大鸣大放说个痛快。这是一个互相猜疑的时代，何况国民党“一朝被蛇咬、三年怕草绳”，政治上的异议通过文学创作的手法来图解，容易升高当局对所有文艺作品的敏感，增加作家处境的艰难。今天看有关论述，没见有人提到我这篇短文，言语造作必有业果，我总怀疑有几句话印在某几个人的心上，他们撤出文学阵地，投入美丽岛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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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定力有限，还是在茶余酒后别人议论纷纭的时候难以缄默。记得旧金山州立大学名教授许芥昱访问台湾，“纯文学出版社”创办人名作家林海音设宴招待，我有机会见识到许氏那一把有名的山羊胡子。席间无可避免地触及这个热门话题，我说乡土文学实际上是一种民怨，现在党政机构作风腐化，民怨很深。我说一九七七年的国民党和一九五○年不同，那时他们念念“离此一步、即无死所”，今天他们都在阳明山买好了墓地，当年中央改造委员谦恭下士，今天一个干事目中无人。我说民怨的发泄不会到此为止，今天我们觉得王拓太过分，将来有一天会说还是王拓不错。主人有些着急了，高声问怎么办，我说我只有祷告，大家一笑而罢。远来的贵宾掏出刚刚收到的一叠名片，翻看我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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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战期间，乡土作家都面色严肃，望之俨然，我没有办法对他们说什么，但是我知道怎样把意见传给他们，“传话”是人的天性。我惋惜乡土文学的理论没有自己的语言，现代主义理论家有全套语言，国民党的理论家有半套语言，乡土文学理论家没有（那时候还没有）。语言不是自动步枪，谁都可以拿来用，语言好比制服，“他们”穿了，“咱们”不能再穿。我说论战发生前，乡土文学理论如此诠释自己人的作品，倒很像是警备总部的构陷，小说家们居然没有人立即郑重否认，以致理论和作品绑在一起。（后来胡秋原、徐复观、尉天聪几位大家出面辩解，对他们很有帮助，但是这时双方攻守互有奇正。恩怨纠结已深，难以刹住战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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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文学作品的价值还是要看它含有多大的艺术成分，单单强调意识如何正确，题材如何真实，无法说服读者大众，五十年代的反共文学殷鉴不远。我说艺术“不为尧存、不为桀亡”，陈映真、黄春明自有千秋，如果完全依附一时政策，政策成功了，作品固然报废，政策失败了，作品也殉葬。国民党人和本土作家都宣示热爱台湾，我完全相信，可是谁热爱文学？我觉得十分悲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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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有一些话传给批判者，我说乡土文学是国民政府三十年语文教育的成果，可以列入政绩。我说教数学，你教大代数他学到大代数，你教微积分他会微积分，教文学，你教写实主义他学会浪漫主义，你教三民主义他学会存在主义，可是没有教育，你什么也没有！“要是被敌人利用了怎么办？”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这些诗都曾被政治利用，“富人要进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也曾被政治利用，你难道从此开除白居易、杜甫、郑板桥和耶稣？国民党也利用过陈胜、吴广、洪秀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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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话太多，七十年代我染上饶舌的坏习惯，我想不沾锅，实际上每一面锅都沾了，沾一下掉一块皮，我把每一边都得罪了，你选边站才有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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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八年一月，王昇上将在国军文艺大会发表演说，正式对乡土文学拍板定性，那是我最后一次参加这个盛会，九月我就出国了。他的演说很精彩，他说“纯正的乡土文学没什么不对”，爱乡土是人的自然感情，乡土之爱扩大了就是国家民族之爱，“我们基本上应该团结乡土”。散会时我特地朝“新当权派”望了一眼，他眼皮沉沉下垂，好像打了通宵麻将没有和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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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代，蒋经国说话一句抵七千句，王大将说话一句抵六千句，他说“团结乡土”，批判的文章立刻绝迹，乡土文学的支持者认为得胜了，其实王昇对乡土文学仅仅作了有条件的支持，当时乡土文学的主流样板并不符合他的条件。我揣度他们高层内部有过讨论，“党”的意见占了上风，“只能团结不能分裂！”王大将的演说使我想起新约里的彼拉多：“我在众人面前洗手，使这罪不归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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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报》的人间副刊以“发展报道文学”为宗旨，刊出许多文章，不啻是乡土文学的异军。这一招，联合报不能使用，高信疆在战术上绝对正确，余老板是九段高手，他支持高信疆，挡住警总的压力，向本土布下一颗棋子，亦有其战略上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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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战平息后，王大将座前有一次座谈，座中有人批判副刊中的分离主义倾向，隐有所指。座谈是按次序一个个发言，谁也不能缄默，轮到我，我决心表明态度，以免裹入那种上纲上线的论述。我说今天政策决定了传播工具商业化，我们在报刊工作都是政策的动物，老板只对销路有兴趣，他的声望地位前途都建筑在销路的数字上。我说如果报纸每天行销一百万份，报老板随时可以和化公见面，如果哗啦一声，报纸的销路掉下三十万份，他要见化公就得预约排队。如果哗啦一声，再掉下三十万份，他也许只能见到化公的代表。我们的心里只能有销路，不可能有别的，报纸的市场在台湾，我们的心里只能有台湾，不可能有别处。副刊上登些本土文学，也无非吸引读者增加销路而已。我没忘记郑重加上一句：“除非情治单位另有资料！”最后我说，现在到了认真检讨“传播工具商业化”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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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乎意料之外，王大将说了一句“你讲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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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江湖（回忆录四部曲之四） 与特务共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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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年十一月，台北司法调查局逮捕“中广”副总经理李荆荪，十一天后，沈之岳局长约我见面。他很客气，我第一次正式见到第一层级的特务首长，二十年来，我一直处于细胞和外围分子的困扰之中，这一下子算是熬出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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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好像是一个很坏的开始，看起来我像是李荆荪案的关系人。他们注意我很久很久了，为什么让我在这样的时刻有这样一步发展呢，我忍不住要来个假设，我有“假设癖”，这些假设都无法求证，“无解”就是大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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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灵通的人士说，李副总“进去”以后，调查人员提出一些人的名字，要他一一作出分析，某人的性格怎样，思想怎样，交游和言行怎样。荆公认为国民党只用奴才，不用人才，以致许多人“压在阴山背后”。谁才是人才呢，我在“中广”受荆公赏识，调查人员大概没有漏掉我的名字，荆公偏爱，大概把我称赞了一番，当时沈局长创造调查局的现代史，吸纳人才，大破大立，他也许想测验我的“底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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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问我对调查局现在的工作有什么意见，调查局以后应该怎样做。这是何等事，岂容游离于组织之外的一个文人妄议？我不敢回答。大约一个月之后，他的新闻联络室主任请我吃饭，一位年轻英俊的联络官陪同，馆子里面有一个小小的房间，隔断杂音。联络官又把那两个问题提出来，我依然惶恐逊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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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事情可以搪塞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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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了一些时候，广播圈里的一位朋友到我家串门子，带来一瓶洋酒，我只好请他吃饭，时间地点都约好了。当天上午，他打电话来说，有两位朋友也想参加，希望我同意，我只有欢迎。进了馆子，才知道一共五个客人，都是同行中出类拔萃的分子，他们抢先付了账，提出建议，以后每一个月或两个月聚会一次，轮流做东，这一次算他们发起，下一次轮到我，我只有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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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一家观光饭店里找到一个什么厅，面积宽大，中午生意冷清，只有我们一桌，客人上菜以后，连服务生也不见了。他们非常客气，点菜一定要我点头，我说话的时候，大家一致静听。下一次约会定在什么时候？如果我说没有时间参加，他们延期，即使一延再延，也耐心等候。这个聚会一直到一九七八年九月我出国为止，他们都是中生代精英，有才能有背景，前程远大，哪一个都比我强，怎么会这样迁就我？这叫做“不寻常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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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不寻常，有一天谈到我新买的房子，我说那一排公寓前院后院都没有围墙，住户想把前后的空地围起来，工程师说，依照建筑法规这样行不通，但是你们可以“违章”，管区警员负责举报违章，你们得先使他“没看见”。于是里长挨家收集红包，去找警员商量，大家惟恐碰钉子，里长回来报告“他收下了”，人人笑逐颜开，一排围墙立刻兴工完成。我说五十年代大家都穷，提起贪污咬牙切齿，现在七十年代老百姓有钱，行贿是一种乐趣，官员收贿是顺应民意。我说现在有人主张台湾要有反对党，其实反对党早就有了，“特种酒家”发挥反对党的功能，你在那里满足官员的酒色之欲，可以改变许多事情。……哪晓得几个星期以后，里长挨家拜访，他说管区警员神色慌张，上面来调查围墙的事了，住户要统一口径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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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有一篇文章，题目是《风雨中的宁静》，他描述山间一条瀑布奔腾而下，瀑布后面有一个小小的洞窟，一对知更鸟在里面做窝，几只小鸟也孵出来了，瀑布看似凶险，其实好像布帘一样保障了他们的安全，蒋经国如此比喻国际变局下的台湾。我说这个知更鸟的意象太小太柔了，哪有中兴气象，我说想当年北伐完成，国民党中央颁布青年十二守则，党国元老戴传贤执笔写成“前言”，那是何等气势！说到这里，我顺口“秀”了一下我受的党国教育，我立即把守则前言背诵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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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立承先启后救国救民之大志，创造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之宏规，领导国民革命，兴中华，建民国。于今全国同胞皆能一德一心共承遗教者，斯乃我总理大智大仁大勇之所化，亦即中国列祖列宗天下为公大道大德之所感。今革命基础大立，革命主义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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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这段话里有多少“大”，真是大气磅礴，大义凛然，大智大勇，大破大立，你看那时候的国民党多有志气，多有信心，当年的大鹏现在怎么变成了知更鸟！没过多久，蒋经国提出施政的大原则，他要“开大门，走大路，当大任，成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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