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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我发表文章一直顺利，现在人生经验多一点，社会关系减一点，文学境界高一点，眼底美感添一点，经过党部挂帅，学院挂帅，本土挂帅和市场挂帅的锻炼，本领强一点，七十年代台湾物阜民丰，经济压力轻一点，风檐展书读、见贤思齐的心事重一点。我认为文章水准有三个层次，首先是“职业认可”，我在“中广”公司、《中国时报》都算好手，第二是“社会认可”，台湾各报馆各电台都愿意用我的稿子，最后是“历史认可”，作品晋入选本，名字进入文学史。我走过前面两个阶段，面临第三个阶段的诱惑，我决心不计成败毁誉往前走，放弃了是个遗憾；努力过、失败了也是遗憾。这两种遗憾有很大的分别，我既然从小立志做作家，只有选择后一种遗憾，才可以对天地君亲师有个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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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知道有酬世的文学，传世的文学。酬世文章在手在口，传世的文学在心在魂，作家必须有酬世之量，传世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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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知道有卵生的艺术，有胎生的艺术。卵生自外而内，胎生自内而外，卵生计划写作、意志写作，胎生不能己于言，行其所不得不行。卵生时作家的人格可以分裂，胎生时作家的人格统一，卵生弄假成真，胎生将真作假。酬世者多卵生，传世者多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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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知道文学固然不能依附权力，也不能依附时潮流派，什么唯心唯物，左翼右翼，古典现代，都是花朵，文学艺术是花落之后的果实，果实里面有种子，花落莲成，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固然有花而后有果，可是也慎防做了无果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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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卑鄙的心灵不能产生有高度的作品，狭隘的心灵不能产生有广度的作品，肤浅的心灵不能产生有深度的作品，丑陋的心不能产生美感，低俗的心不能产生高级趣味，冷酷的心不能产生爱。一个作家除非他太不长进，他必须提升自己的心灵境界，他得“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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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这般，我为自己树起文学的标杆，我常默念《新约》一句话：我是“出重价赎回”的文学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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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政治控制文艺的时代过去了，经济控制文艺的时代继之而来，作家必须能过简朴的生活。感谢上帝，我妻棣华能同甘共苦，其实只有“共苦”，并未“同甘”，她并未能分享创作的快乐，她只担当作家的寂寞。当年有人警告她，你不可以嫁给作家，作家已经嫁给了文学，不能做好丈夫。也有人对她说，作家是研究人性的，而人性是不可以研究的，你对人性最好是难得糊涂，研究人性就不能做好丈夫。真是难得，她奋不顾身和我结婚，支持我搞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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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过，中国文坛三十、四十年代文人相轻，有党派门户；五十、六十年代文人相害，侦察告密成风；七十、八十年代文人相忘，各自忙着赚钱。就在这“相忘”的年代，有几位人物注视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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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大学夏志清教授，研究评述中国现代文学的权威学者，六十年代台湾文学“学院挂帅”，他和他的兄长、台大教授夏济安一同发生了重要的影响。夏志清教授在他写给台湾文友的信里多次提到我的作品，后来我们在台北见了面，他当面指出一些缺点和优点，他把我的《哭屋》（《碎琉璃》中的一篇）介绍给香港中文大学主办的《译丛》，译成英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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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美国以后常和夏教授见面，许多年轻的学者都管他叫夏公，他平易近人，遇请必喧哗笑闹，言不及义，高潮迭起，绝无冷场，满座皆大欢喜，但是想在茶余酒后“偷”一点学问见识，绝无可能，数十年修为，常人难以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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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说夏公不失赤子之心，但是没提出具体事件，我这里倒有一条，也是在宴会之中，他以一贯的“天真”作风很夸张地说，“我捧谁谁就红”，当场举在座的潘琦君女士为例。琦君拉长了脸说：“我从没红过，也从没黑过，没人捧我，我也不靠人家捧。”夏教授一向呼风唤雨，大家头一次看见有人当面顶撞他，都不知道说什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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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多久发生了另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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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大英百科全书每年出版一本“附册”，补充各科内容，其中有一条台湾文学，委托西东大学某教授执笔，这个执笔人每年都先向夏志清请教，这一年恰在“捧琦君”的茶话之后，夏公毫不迟疑地告诉他，“你写潘琦君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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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某大学的学生社团举办活动的时候，我认识了师大国文系杨昌年教授，他出入诗歌、小说、散文、戏剧四大门类，博中见精，受青年救国团倚重，大专青年爱戴。台湾的文学批评像打篮球，用西洋的规则，喊英文的口令，前辈文论多英文句法，杨昌年“种桃种李种春风”，中文简约精准，关键处每有《文心雕龙》和《诗品》笔意。由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他屡次在演讲时、在接受访问时提到我的名字，他为散文欣赏写了专书，其中设立“寓言式的散文”，容纳我某一时期作品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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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不可思议，这一因缘竟延续到他的学生，台北师范学院语教系的张春荣教授，并且再延长到张教授的学生蔡倩如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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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荣是如此热爱“台湾时期”的新文学，他对我后期出版的书，每本都有恳切细密的评述，我读他有关修辞学的著述六种，他遍搜时人的佳句隽语，分类妥帖，点评中肯，我觉得他连续以修辞学的形式证明白话文学成熟了，谁也不能再说文言是绸缎，白话是粗布。他并非仅是“统统有奖”而已，他对时下作家鼓舞之中寓有匡正，肯定之中寓有鞭策，他对文学的爱是博爱，无党无我，惟精惟一，为末世文学注入活力，非仅我个人独受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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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倩如读硕士学位，写毕业论文，他的指导教授就是杨昌年和张春荣，论文的题目就是王鼎钧的散文。这是第一次有人对我的作品作了全部的观察整理，并把我的理论和创作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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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酷爱在报纸副刊上发表文章，那时有几位副刊主编对我很支持，《中国时报》为高信疆，《联合报》为痖弦，《中华日报》为蔡文甫，《青年战士报》为吴东权……那是文学副刊得时当令，那个时代已一去不返，最后无可避免，我们分离，我独自面对另一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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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我的母亲，她很会说故事。感谢基督教会，他们提供一部非常好的文学读物，《圣经》。感谢张道藩先生创办了小说创作研究组，感谢赵友培先生，他是启蒙导师，感谢王梦鸥先生、李辰冬先生，帮助我成长。一个写文章的人，他还得感谢芸芸众生，感谢他遇见、他看到的人，有人得意忘形给他看，有人老谋深算给他看，有人悬崖勒马给他看，有人赴汤蹈火给他看，有人高风亮节给他看，有人蝇营狗苟给他看，有人爱给他看，有人死给他看。这一切人成全了他这个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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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谢“中国广播公司”，他是我文学江湖中的一片芦苇，星月之下，供我栖身。我感谢“中国电视公司”，使我得见现代传播事业的百官之富，宫室之美，使我更了解受众的心理，用字更能到位，出语更能中的，选材更能宜时。呜呼，“前人地，后人收，还有后人在后头”，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这两家公司都易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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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谢《中国时报》，“江湖满地一渔翁”，逐波鼓浪，网网不空，无穷计谋，无限精力，缔造报业帝国，右手握现实，左手抓历史，人杰形象，长在我心。一个机构并非一张团体合照，而是一座八阵图，这一认识成为日后无穷灵感的泉源。呜呼，死去原知万事空，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中国时报》集团“一包袱”签约出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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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谢那些“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的特务，他们的任务培养我对文字的敏感，证明“字义并不在字典里，而是在人们的脑子里”。他们了解作家是什么样的动物，文学和政权总是同床异梦，作家和政客是两种人、两条路、两颗心，作家写作是交心，你交心给他，他也不要，他知道你交出一颗心、还有一颗心，再交出一颗心、也还有一颗心，如此这般，他们帮助我探求文学的深度，帮助我知道如何营造作品的多义和象征。他们从作品探求作家的潜意识，我写作时反方向构思，把意识变现成文学，他们像索隐派红学家那样解读作品，除了他们以外，再也没有谁这样重视我们写的东西。呜呼，后来他们也星散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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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谢世界上有文学，感谢我有机缘投入文学。感谢古代、现在、中国、外国，都有那么多好的作家、好的作品。感谢现在有那么多作家、读者和我同行，或者说我跟他们同行。文学之于我，如老蚕之茧，老蚌之珠，老僧之舍利，我不相信文学会死亡，如果文学该死，我也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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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增助之缘，这篇文章一时无法说尽，也只能说到我离开台湾之前为止，毕竟我比较重要的作品都是以后完成的，还有无尽的支持者在我远适异国的日子里出现，缘未了，文章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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