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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还有技巧。我出入广播和电视，领会了如何引起阅读的动机，满足读者的兴味，多年操练，语言文字的运用也得心应手了。美国有位音乐家倡议“不高也不低”的创作路线，是的，“不高也不低”。卑无高论，有人问我出版的意义是什么，我认为是“一张纸的价值大于一张纸”，我相信这条路可以走出来。如此这般，赚钱没有问题，写作却大受影响，看样子搞出版就得放弃创作，大才如歌德，如米尔顿，未能同时兼顾从政与创作，如巴尔札克，如杰克伦敦，未能同时兼顾经商与创作，我岂能同时做好这两件性质相反的工作，我没那样的本领。思来想去，我为文学已经付出那么多代价，好比由小沙弥到老和尚，即使西天无佛，也得修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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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罢，我放弃开一家出版社的计划，“人生三书”的收入足以维持我一家的生活，这就够了，少赚一点钱，多留一点写作的时间。过河卒子不能后退，但是可以左右横行，我和隐地相识多年、心意相通，他诚笃忠厚，有古人的风义。我以文学生命作赌注，请尔雅做我和读者之间的管道，一念既决，万事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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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地兄出名甚早，《自由青年》半月刊为读者介绍文学名著，魏子云，我，隐地都参与了。现代主义风行的时候，他写了一些出色的短篇小说，后来他投入编辑工作，先在《青溪杂志》初露才华，然后主编《书评书目》，《新文艺月刊》大展身手。他爱书，爱出版，爱作家，他后来成为一个出版家，此时已显现性向和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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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地的经营理念很特别。市场挂帅的时代，出版人以作家为制造商，以读者为消费者，隐地始终以作家为朋友，以读者为知音。你本来和他不是朋友，你请他出书，彼此就变成朋友了，换一个地方，也许恰恰相反，本来是朋友，出书以后变成另一种关系。他身为出版人，却长期倡导维护作家的版权，他给作家签约，舍弃相沿已久的旧版本，另拟新条文。旧版本来自上海的出版商，据说还是三十年代的产物，许多条文对作家既藐视又苛刻，版权要永久让出，作家要找保证人，书没有人买，作家要赔偿损失。当年“左翼”批评出版商剥削，曾举此为证。隐地能为作家的利益缩小自己的空间，或者说他能把出版者的利益和著作人的利益视为一体，确有过人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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痖弦和田原，都曾和隐地一同推广新合约，然而结局不同。痖弦的上司发现出版合约的有效期只有十年，大吃一惊，十年以后，我们岂不是一本书也没有了？通知作者换约。田原负责出了一套“作家自选集”，田原去后，我收到出版者一封通函，要求作者签字放弃版税，并承认著作权为出版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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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数往事，没有四个“四年经济计划”，没有九年一贯义务教育，没有保护著作权运动，可能没有隐地的尔雅出版社。没有隐地，就没有《左心房旋涡》、《黑暗圣经》、《关山夺路》，更没有最后这本《文学江湖》。如果这几本书能对社会有些许贡献，都要归功于种种因缘，而“近因”比“远因”更有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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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来，尔雅约稿出书，结算版税，一直由他给每一个作家亲笔写信，他尊重作家的权益，一个诚字，一个信字，一点一画都不少。尔雅规模不大，崇尚“小而美”，始终使人觉得很亲切，九十年代以后，文学作品市场萎缩，他的出版社面不改色，一派文化人的细致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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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出版的几本书，委托“吴氏图书公司”总经销，这家公司的总经理吴登川，原在尔雅负责经理部门，经常见面，他自己创业，专搞发行。他是一位“君子商人”，果然“信义为立业之本”，迅速打下根基，树立名声，我出国以后，人走了，他的一杯茶还是热的。这也是尔雅因缘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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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的人生》出版以后，一连十年都在“畅销书排行榜”上列名。我略知市场规则，我该一本又一本写成“励志系列”，把读者的胃口填满，把可赚的钱都赚到手，直到读者懒得再买再看，使别人一时难以为继。电视连续剧就是这个样子，自己开出来的路，自己走到尽头，然后封死，不给别家电视留下空隙。我不愿意这样做，只写了三本，我用这三本书赚来的钱支持日常生活的开支，另有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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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觉得我此一时期最重要的作品应该是《碎琉璃》，我一向勇于学习，评论家魏子云曾笑我“写什么像什么”，《碎琉璃》一出，我有了自己的风格，如果一直留在台北，我想我会一直这样写下去，把我最重要的人生经验写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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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志小品偏重内容，内容被人辗转袭用，终有一天被掏空，《碎琉璃》的文学性比较高，写下去还可以再高，别人可以把素材拿去使用，“形式美”却是搬不走的“没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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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后来有机会出国，没想到全家移民，一去三万里、心肠非故时，生活况味由“深巷明朝卖杏花”变为“拣尽寒枝不肯栖”，文章一转为《左心房旋涡》的秋声，再转为四部回忆录的涛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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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的生活安定以后，我结束自己的出版工作，没想到收摊子比摆摊子还要难，该收的钱收不回来，该付的钱必须支出，处理退书存书都是十分劳神的事情。隐地兄和登川兄为我办理一切善后，没有让我做一件事，付一分钱，此情未了，此缘未了，“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辽阔立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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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江湖（回忆录四部曲之四） 明日隔山岳 世事两茫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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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二年六月，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九月，他的次子蒋孝武出面创设“华欣文艺工作者联谊会”，职衔是“主任”，十位作家奉召担任理事，从旁辅佐烘托，我是其中之一。此一任命由资深作家尹雪曼打电话通知，事先没有酝酿咨商，这个团体也是自上而下组织的，此时还没有会员，理事来自官派，而非出于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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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雪曼当时担任“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的参事，依当时的说法，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是蒋经国政治资本的蓄水库，也是替官邸办差的“内务府”，蒋孝武涉足江湖的第一站，就由这个委员会安排。这个委员会所属的单位，都以“欣欣”作冠号，当时称退役军人为荣誉国民，简称“荣民”，欣欣向荣，这些单位都是为荣民而存在的，都和退役军人共荣。蒋孝武领导的这个新单位命名“华欣”，略示区隔，另开系统，显然是费了心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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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是“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下面的一个团体，会员资格也就限定是退除役军人，这样对社会上已有的文艺团体不致构成压力。十位作家理事也“应该”都是退除役军人，他们的名字除了尹雪曼以外，我只记得小说家邓文来、司马中原，还有诗人彭邦桢。今天我特地买了尹雪曼的三大册回忆录，也没查到这十个人的名单，他对晚年的这一殊遇语焉不详。我是“退除役”系统以外的人，何以破格入选，至今没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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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受命之初，除了尹雪曼、邓文来两位近水楼台，别人都没和蒋孝武见过面，我甚至没见过他的照片。第一次接近这位“少主”，倒像是经过设计，“华欣文艺工作者联谊会”正式成立之前，我奉命出席“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的辅导会议。我一九四九年离开军中的时候，退除役制度尚未建立，我并没有退除役军人的身份，临时填表纳入建制。与会代表由世界各地云集，场面壮。其中多有国际上功成名就之士，足见二十年来深耕广植，成树成林。在会场里，我见到了蒋孝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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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他应该是二十七岁，形象如江南才子，文弱安静，并无蹈厉奋发之气。以貌取人，他的祖父英武，他的父亲厚重，他皮肤太白太嫩，下巴太瘦，使我想起施叔青在小说里怎样形容香港男孩：“看上去有些薄幸”。自从他的哥哥孝文长年卧病以来，他是蒋家事实上的“长孙”，父祖对他期望很高，道路传言，蒋经国培养他做第三代接班人，可是他哪里像是治国的才器？再说父亲祖父年事已高，时间上也来不及了，他斩蛇起义，竟由我们这样十个人做从龙之臣，我心中闪过一丝凄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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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接触“退除役文化”，极不喜欢会场的气氛和议事方式，我坐在会场里想我自己的心事。皇孙口含权力的魔戒出生，坠地并非呱呱，而是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天下地上惟我独尊”，一定很难伺候。“近王则多争”，他周围又岂能众缘和谐，有人爱画小圈子，分派系，倾轧排挤是一定上演的戏码，兴也要斗，亡也要斗，不斗不亡，可是不斗也不兴，以蒋孝武之阅历秉赋，他又哪里知道如何维持平衡，如何保护善良，如何分辨忠谗？我想起谁留下的一句话：“所有的孩子都是贵族，所有的贵族都是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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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顾虑是，特务机构对蒋孝武身旁的人一定格外关心，特务的一双眼睛，我一想起来就体温下降，血压升高。当年他祖父的亲信都得加入特务组织，保持纯度，这个传统恐怕也要继续绵延的吧，我已四十七岁，人生中一切奇迹都已不会发生，我生命中应该出现的人都已出现，所有应该付出的热情幻想都已付讫，这时候来了一个蒋孝武，使我有造化弄人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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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在“中国广播公司”节目部上班，辅导会开会期间，我早晨六点钟赶到办公室处理急件，八点再去开会。每天黎明时分，新闻部派专人到几家大报去取刚出炉的报纸，我打开《中央日报》一看，有一条消息说，蒋经国“今天”上午召见十位作家，再看名单，正是我们十名理事，这件事情事先没人通知我，我略一沉思，当机立断，你既然不通知，我当然“不知道”，我的父亲住在南投女儿家，肠胃不适，我要探病去。我放下报纸，写了一张便条放在节目部主任杨仲揆的位子上，略作说明，转身离开“中广”，直奔火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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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我再坐夜车赶回台北，第二天杨仲揆对我说：“昨天上午邓文来开车来接你，我说你到南投去了，他连呼糟糕。”华欣那边有人向我解释，蒋经国接见的日程需要保密，所以没有头一天通知我，为什么单单对我保密？如果需要区分间隔，那又何必一并召见？我懒得把其中情由告诉蒋孝武争取他的谅解，我想的是《红楼梦》里什么人说过的话，这块宝玉也好，石头也好，我不要了，你们拿去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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