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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的离去,使我遭遇了有生以来最大的困境,那时我年轻,一天晚上吃了一瓶安眠药,被同房的翁松燃发现,强拉我去台大医院洗肠。在我《大学札记》《大学后期日记》,甚至《一个预备军官的日记》里,可以很明显看到我怎样励志自勉,渡过那最大的困境。其实,渡过的根本方法不在励志自勉,而该赶紧李代桃僵,赶紧以新的情人取代旧的,一如桃子没了,解决之道不是励志自勉桃子多不好吃,而是赶紧吃起李子来,有李子好吃,自然对桃子有抵抗力,不再沾恋。不幸的是,有三四年之久,我一直未能成功地达成这一转换。在大学后期,我跟同班的有英国血统的“咪咪”有短暂的恋情。“咪咪”身高一米七○,身材一流,皮肤白皙。分手之日,我把她的来信都还给她了,我写的信,只剩下一封副本,就是发表在《李敖情书集》中的第一封。“咪咪”的父亲是名人,家世不错,她仪态在优雅中有股气焰,一看就是大家出身的。有一次我看到她手执线装本仁寿版《二十五史》,觉得古籍红颜,正好辉映。我至今还保有她送我的世界唯一一张她小女孩时的照片,神韵飘逸,有着混血儿的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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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虽然也勾引过别的女生,但灵则灵矣,乏肉可陈,那个时代女生少,思想也不开放,我这种不去教堂、不会跳舞的死硬派,其实要找个理想的女朋友并非易事。“红颜知己”上的苦恼,使我大学念得很不快。我毕业后,1960年2月12日,在部队里收到萧启庆的信,有这样一段:“日前与姚老谈,他认为在我们班上,在各方面,您都是最成熟的一人。又说您不轻易写东西,而写出来的东西一定‘很像样’。我很赞同他的看法。”我想,姚从吾老师和我同班好友萧启庆的看法,正好可作为我历史系四年的总评价,我的确是一个“在各方面”够得上“最”字的大学生,虽然大学生这一阶段,我过得相当吃力。原因是“世俗的我”和“理想的我”的冲突:在内心深处,我高蹈自负,以超人自勉自许;但现实上,我没有足够的力量完全摆脱或操之在我,因此,年复一年陷在冲突局面里。总结是:在历史系四年,其实是我一生中最不满意的阶段,我缺乏令我折服的友情,缺乏稳定的爱情,缺乏经济能力,那是我一生中精神上最不从心所欲的阶段,比中学时期,尤有过之。我一生如果时光倒流,重过一次,我宁愿少活十年,也不要重过中学生、大学生那段日子——成长的岁月其实是痛苦的,依靠别人的,那是“世俗的我”的沼泽,绝非“理想的我”的处境。大学时代的结束,表示自己能够慢慢走向独立、走向茁壮、走向真正的独行其道。对“理想的我”说来,这才是真正的起步,真正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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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1959年6月18日毕业,8月2日南下台中,这天上火车时,到台北车站来送行的有周弘、景新汉、马宏祥、白绍康、华昌平、李华俊、陈又亮、陈鼓应、祝庭生、张克斌、袁祝泰、朱广诚、黄锡昌、施启扬、佟耀勋、阙至正、孙英善、林淑美、杨祖燕、杨世彭、袁天中、萧启庆、王尚义、陈良榘、王曾才、李耀祖二十六人。我在台北的五年大学风光,就此告一段落。交游之广,由此送行名单中可见一斑。这一现象,显示了我虽然一身傲骨、自命不凡,但在待人接物上,却从无满脸骄气,我不但休休有容,并且乐于与人为善。以我对理学院物理系的好朋友孟大中为例,就见一斑:孟大中的父母早在印度离婚,离婚后他和弟弟都随父亲到台湾读书,母亲仍在印度。有一次聊天,我忽然想起,如果离婚时,离婚证书上兄弟跟了母亲,那么兄弟两人即可视同侨生,不必当国民党的鬼兵了。孟大中听了,为之心动,希望我帮他假造一张离婚证书。我说可以,可是其中法律问题得找施启扬。于是到法学院找到施启扬,告以原委,遂由施启扬起草,捏造了一封符合当年印度离婚情况的“离书”,其中每一细节,包括币值换算,都做得天衣无缝。造好后,由我亲自刻印二枚,作为证人。一人名“彭立云”,一名为“孔昭庆”,用印后,全纸用茶水泡过,再予晒干,于是大功告成。为求妥善,我建议孟大中去找台大训导长查良钊,查良钊当年也在印度,与孟大中的父亲为旧识,可做人证。查良钊在西南联大时外号“查婆婆”,乐于助人,又为人糊涂,如告之以离婚时兄弟跟了母亲,他必然会跟着说模糊记得,如此在“离书”以外,可多一人证。于是一切依计行事,孟大中果然不必当兵,远走高飞矣!我的足智多谋,乐于助人,由此可见。台中一中老同学刘家顺,保送入台大,他印名片,头衔是“台湾大学政治系保送学生”,洋洋自得。此公毕业后离台,在松山机场,飞机起飞了,还被警备总部下令飞回,把他逮捕。孟大中离台时,我到松山机场送行,我说:“这回你远走高飞,可自由了。”他说:“想想刘家顺吧!要真的飞走了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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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大时期,除了结识同学外,前辈人物结识了胡适。我跟胡适的关系与胡适的学生——我爸爸完全无关。我在北京小学就知道胡适的大名,在初中时,从陈正澄那儿借到《胡适文选》,从此才深受他的影响。1952年10月1日,我在台中车站递了一封两千字的长信给他,那时我才十七岁。1954年,陈世熙在台大办《这一代》杂志,拉我写稿,我就写了《从读〈胡适文存〉说起》。文章写好,他们顾忌,没有用,就还给了我。过了两年,陆啸钊办《大学》杂志,他不在乎,遂拉去刊登。刊登后近一年,有一天“罗”忽然提议说:“何不寄给《自由中国》?他们一定登!”于是我删了一部分,她代为抄好,遂改登《自由中国》。这是我在《自由中国》上发表的第一篇也是最后一篇文字。刊出的时间是1957年3月1日。此外我在《中央日报》也发表过一些有关胡适的文章。在《自由中国》发表文章后一年一个月,胡适从美国回来,约我到台大校长钱思亮的家里,跟我说:“呵!李先生!连我自己都忘记了,丢光了的著作,你居然都能找得到!你简直比我胡适之还了解胡适之!”他并且透露,“雷震特别写信给我,推荐你这篇文章。”雷震那时办《自由中国》杂志,严批政府,声动中外,能够在那个杂志上用真名发表文章,我深感光荣(施启扬也写过一篇,但不敢用真名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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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震虽然办《自由中国》,但是这杂志真正的灵魂人物是殷海光。殷海光是台大哲学系教授。我的文章发表后,张灏跑来找我说:“殷海光看了你的文章,想见见你。”张灏在历史系比我高两班,我认为他才气很弱,他是殷海光吸收及门弟子的前期人物,同殷海光关系不错,但他除了翻译外,写不出任何东西登《自由中国》,始终是个喜K洋书的蛋头而已。殷海光责备胡适喜欢以人情的原因揄扬别人的学问,说得很对,但他自己,却也犯这种毛病。殷海光吸收及门弟子,当时都是张灏型的,整天只会看洋书,谈方法学,但他们的知识基础太窄,货太少,所以充其量只会搭钢筋,没有水泥。殷海光自己也水泥不多,但他在大陆见多识广,文笔又好,所以能弥补不少“水泥缺货”,他的及门弟子却比他差得太远、太远。这种情形殷海光自己是心里有数的,但他的及门弟子心里无数,所以他们在台大,颇有不知天高地厚的毛病,以优异学生自居。我在台大,乍看起来,不是用功的学生,因为很多大学生念的书,我早在小学中学时候就念过了。在知识上,我是早慧的,早熟的。到台大后,我穿着长袍,整天搞“大学生同居”,形式上,我是有点“安事诗书”“束书不观”的。我不上课、不抄笔记,也不买老师的账,尤其是我看不起的老师。我在台大既如此特立独行,自然被侧目而视,只会皮相之见的人,当然只会从皮相看我这个“长袍怪”,而不知道我有“一飞冲天”的真本领。所以在台大的我,只是“不露文章世已惊”的我,只是部分的我。但这种真相,只有我知道。“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在台大池中,我被看作一条怪泥鳅,一条大泥鳅,毕业两年后,我退伍回来,我就证明给每一个人看:你们全错了,我是一条蛟龙!埃及在纳塞尔当政的时候,人人都把他的副总统萨达特看作一个喜欢穿好衣服住好房子的凡人;纳塞尔死后,美国特使李查逊吊丧,秘密向尼克松报告说,萨达特当权不会超过四到六个星期,结果却证明大家对萨达特都看走了眼。我一生中,被人看走了眼的次数也不在少,我总是用事实证明给每一个人看:你们全错了,我是一条蛟龙!所谓蛟龙,是一种能发洪水的龙,中国传统把革命性的异端看成洪水猛兽,我实在是这种洪水猛兽。限于政治环境,我清楚知道我做洪水猛兽的限度和下场,可是我仍旧朝前做去,这种使命感和悲剧感,对我而言,一点也不短,因为我早在小学时代、中学时代就形成了。先一代的蛟龙人物,陷在这个岛上的,我看来看去,只有两个人够格:一个是胡适,一个就是殷海光。我大学时代,胡适已经老惫,蛟龙气质,已经像丁尼生笔下的荷马史诗英雄,无复五四时代的风光;殷海光则如日中天,《自由中国》是1949冬天创刊的,到1960冬天停刊,前后十一年,殷海光在这十一年间,真是蛟龙得水;而这十一年,又正是我的中学时代、大学时代,我进台大的时候,正是殷海光最红的时候,也正是《自由中国》最红的时候,他的蛟龙气质,自然使我佩服,他托张灏约我去看他,我自然很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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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会定在下午,在殷海光家里,我如约前往。开门的是殷海光,他给我的印象可真糟:又瘦又小的身材,又蹭又蹬的跛脚,粗糙的双手,杂灰的头发,风霜的脸,两只对称不佳的小眼睛,从三角眼皮下不友善地瞪着你。他的头与四肢,联合得很生硬,他紧闭嘴唇,作顾盼自雄状。真是作状,因为他的造型,实在极少雄的条件,但他硬要诚于中形于外,结果好像他外在的瘦小,快被他内在的伟大绷裂了似的,看起来真教我难受。“他为什么这么做作?这么紧张?罗素的信徒不该这样啊!”我心里这样想。“他完全不像思想家,不像哲学家,不像大学教授,他倒像是北门邮局门口卖春宫画的,当然卖春宫画的不会顾盼自雄。”我这样想,的确心里犯了大不敬之罪,可是我怎么也忍不住不这样想,我真的从心里对他抱歉。更糟的是,从他背后又钻出一条毛茸茸的东西——一条大狼犬。这条狼犬,殷海光命名为“领袖”,是把纳粹党对希特勒的尊称的走狗化。“领袖”究竟是“领袖”,威武无比,跟殷海光比起来,愈发显出殷海光的猥琐。“他真不该养这条不民主的东西。”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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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殷海光对我第一印象是怎样的,大概也不会好,我想我对他一定还以颜色了,因为两人谈得极不投机。我逼问他一个问题:“骂国民党是对的,国民党真的该骂。我要请问的是:你过去为国民党主持过宣传,你是国民党员,你怎么解释这一点?”殷海光被我突如其来的问题弄愣了,他很不高兴,显然不愿面对这个问题,他很窘,好像怪我知道得未免太多,他拖了很久才说:“我已经忘了我做过国民党了!我对这种历史的问题没有兴趣。”听了他的答复,我很难过,我觉得殷海光在这一答案上不够诚实。我说:“我是学历史的人,我对这种问题有兴趣。”我表示:国民党自从在大陆失败逃到台湾后,他们检讨失败的原因,可分两派:一派认为专制得不够,今后要多专制才行;一派认为自由民主得不够,今后要抛弃老套,要做深刻的进步的反省才行。做这种反省的人数极少,但最成功的就是殷海光。因为这种反省的成功,有两个条件:第一要有知识,第二要无政治野心。有知识,才知道大江东流挡不住,非得自由民主不可;无政治野心,才能维护理想主义的标准,不把自由民主当作争取政治地位的手段,而当作一种目的。我认为殷海光最有这两个条件,所以反省得最成功,在《自由中国》的表现上最出色。但这种成功,在国民党眼中,却认为是他们的失败,他们的集团里出了叛徒,并且是有头有脸有力量的叛徒。他们在痛心之余,会抬出忠党问题来使大家难看,所以我认为:“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的勇者,应该把他跟国民党的脐带关系交代清楚,公开交代清楚,不要闪躲这个问题。这种勇者大可公开脱党,公开宣布脱党的光明正大理由,公开表示他要为公谊抛弃私谊,为国是揭发党非。他不该在党籍上采取不了了之的态度,暧昧的态度,随便脱离了的态度,或是腼腆的态度。所以,我认为这是个有意义的历史问题,应该使人有兴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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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殷海光的第一次谈话,就在并不投机的情形下做一结束。我对他印象奇劣,虽然我喜欢他那光芒四射的文章,可是对他这个人,我却十分倒胃,倒胃得甚至不想选他的课。所以,大二的逻辑我没有选。此后我都和他并无来往,我在1958年6月15日日记里写道:“国实无人,如胡适之老是卖老货,殷海光也老是那一套,即可受欢迎,但他们又何其狭窄。”在第二年1月6日写道:“夜读逻辑,决定好好学到殷海光,从马戈言,此不难也。像‘吸收’胡适一样,他没有多少好‘吸收’的。”这些日记,都表示了我有限度地佩服殷海光,但同他并无来往。我的逻辑,直拖到大四时才修,修的还是台湾笨蛋教授曾天从开的课。但考试那天,却碰到殷海光监考,他在旁边看我写考卷,说了一句:“你的考卷洋洋洒洒。”此外,我只记得一次在马路上碰到他,我向他请教一个方法学上的名词。除此之外,见面时我也学他样,故意冷峻,好像两人不认识似的。古话说:“恶声至,必反之。”殷海光不通人情,真该给他还以颜色。这就是我当时对他的态度。在我快毕业时候,殷海光及门弟子林毓生(在历史系比我高一班)在凤山预官七期的刊物上,用科学方法,分析了蒋介石的伟大,他不但马屁拍得十分肉麻,还即时加入了国民党。他的同班马宏祥找到这篇文章,和我一起告诉殷海光。殷海光大为痛苦,他大概做梦也没想到,他传授的科学方法,竟被林毓生这样运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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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和殷海光是我大学时代最佩服的两位前辈,其他不论师友,与我固有交情,但谈佩服则吾岂敢。由此可见,我这个大学生是如何挑剔,如何眼高于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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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回忆录 军队(1959—1961·二十四到二十六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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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9月7日起,我开始受第八期预备军官训练,后来在野战部队中担任陆军排长,做到1961年2月6日退伍。这段军人生涯,是我人生中的重大转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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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7日早上八点半,我搭公路局汽车南下,在台中的好友张世民、张光锦、姚嶂、李述古、韩昭先、张仁龙送行,张光锦还特别送我一支圆珠笔,我用那支圆珠笔做起点,在艰难之中,辛苦留下了一天都不缺的日记,一共一年半之久,这是我一生中最长最完整的一段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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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编在风山陆军步兵学校第三总队第二大队第九中队第五号,在头发剃光、穿上军装以后,就面临了所有入伍训练的折腾与折磨。首先是整理内务,把棉被叠成豆腐块,有人为了清早起来,没办法把棉被快速折出棱角,宁愿不盖棉被,冻着睡;有人洗澡时不愿露小鸡,竟不脱内裤穿着洗,怪态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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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中很多是国民党,可是无法辨别谁是谁不是。入伍不久量衣服,未几宣布有些人的衣服要重量,特报出学号,带队而出。我为人警觉,他们一走,我铁口断定这些人都是党员,后来证之果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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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中第四号是台大中文系的孙玉华,他是队中国民党的大员,离我最近,负责暗中打我的小报告,我以玩世之态对之。有一次写诗给他,内容是:“见了二娘呼婶婶,见了悟空喊大爷,退役以后饿不死,衡阳街口擦皮鞋。”退伍时得知,他在小报告上,并没写我的坏话,也没写别的同学坏话,这种东北人孙玉华的忠厚,是南方人国民党所不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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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伍训练的活动不全是武的,也有文的,例如讲演比赛等等。讲演比赛,当然我讲得最好,但是内容思想有问题一箩筐,当然没上名。陈汉卿说同学们要给我第一名,可是指导员于建业却扬言要禁我的足。郑清茂告诉我,队长刘勤跟他们党员说:“李敖当然说得对呀,可是这是军队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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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在军队,我仍展示出我又守原则,又粗犷,又狡猾的一面,我曾声言:“大丈夫要能软能硬、软中带硬、软硬兼施、能屈能伸、粗中有细,方能在军中混……”(编者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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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中编制学共产党,在队长以外,设专查思想的指导员,也就是政工人员。指导员于建业是山东即墨人,脸黑即如墨,为人有趣而阴险,常在和我嘻嘻哈哈中较劲。有一次专题讨论会,大家要写有关“五大信念”的心得,他跑过来半真半假地对我说:“人家都说你不是好人!”过会儿又来看我写的东西,叫我一一讲给他听,他一一反对:“这些话,根本都不能说!”“你对社会专挑毛病,跟马克思一样!”我做了一个戴帽子的手势说:“吓!帽子上来了!”他说:“你看,马克思自传就是你这个样儿!”我说:“我没看过,不知道是怎么个样儿。”他又改口说我心很仁慈。指导员那时三十七岁,是个不得志的老政工,疯疯癫癫的。他公然说:今日自由中国马克思之批评者为叶青,李敖之批评者是他于建业,其心态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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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半年受训期间,国民党千方百计,拉同学入党,最后,使出撒手锏,说不入党的会被分发到金门前线,而那时的金门是八二三炮战的极危险地带。在这种撒手锏的威胁利诱下,仅有的少数非党员同学,也大都入党了,可是我不为所动。指导员对我说:“李敖你不怕去金门?”我说:“我不怕。”他说:“你很优秀,我们国民党没拉到你,很可惜。”我说:“你们拉到一个贪生怕死,为了怕去金门而入党的李敖,才真可惜呢!”他说:“你不入党,你在台湾活下去,会永远不方便。”我说:“我准备死在金门,没什么不方便了。”他听了,摇头而去。好玩的是,最后我竟没有给分发到金门,反倒是一些临时搭入党巴士的同学给分发到金门。他们得知后,气得跑去质问指导员,指导员说:“前线需要忠贞的人,把李敖送到前线,他会影响民心士气,所以还是你们去好一点。”气得有人把党证都给撕了。我一生以我不是国民党为荣,我对为了不做国民党而付的一切代价,从不逃避。这个例子,就是最惊心动魄的,也是最有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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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3月3日,我从步校出发下部队。上车前指导员把一牛皮纸袋交给带队同学,其中是我们思想考核资料,要这位同学转往新单位。在路上,我们很技巧地偷拆了这口袋,在我的资料卡片上,赫然有十字评语:“思想游移,媚外思想甚重。”——指导员跟我周旋半年,最后以此十字为谥,政工人员之可怕,由此可见!而我在半路后,得窥他们如何害人,想来也不无奇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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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部队时,就看出人情关系来。同学中有背景的,就留在第二军团,或留在师部,或留在团部……可是没背景的如李敖者流,就下放到连部做排长——大家同车南下,可是先下车者,就看出来头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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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下部队,一直派在十七师四十九团。一到即派往四二炮连做副排长。不久又自四二炮连调到团部连做搜索排排长,去“搜索集训队”报到。有个老兵叫曹梓华,永远是笑嘻嘻的。他告诉我一个故事:“我们有一次被共匪俘虏,女匪干热烈招待,劝我们留下来一起打国民党,我们不肯。她们就放我们回来,临走让我们大吃大喝,还送路费。最后说:‘你们回去后,国民党还是会把你们抓来当兵的。下次在战场上见到我们,在瞄准时候,请瞄高一点。’”——共产党化敌为友,高明细腻有如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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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后来又调到第四连做兵器排排长。我曾戏描连中“官长部”如下:一、连长——想做生意。二、副连长——想升官。三、指导员——想结婚。四、干事——想洗鸳鸯澡。五、第一排排长——想说相声。六、第二排排长——想打炮(搞妓女)。七、第三排排长——想弹子房小老太婆。八、兵器排排长——想退伍。九、行政官——想八仙山盗林。“官长部”以外,“士兵部”更是形形色色。年轻的阿兵哥多来自农村,有的奇笨无比。射击瞄准,竟不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是要睁两眼全睁,要闭两眼全闭。气得老兵班长只好找来一块胶布,把这种阿兵哥一只眼贴住,才能放枪。有一次教放枪,教了半天也教不会,老兵班长气得大骂:“你到底懂不懂?”阿兵哥说:“懂。”老兵班长说:“懂你妈妈偷和尚!”还有的阿兵哥,一踢正步就紧张,踢时左手与左脚同出,右手与右脚同出,笑死人了。阿兵哥的程度如此,阿兵哥的岳父大人也不后人。有阿兵哥叫林成,他的岳父写信来,信封上写“林成愚婿安启”。至于老兵班长更妙,我排中有阿兵哥叫张中尾,读《青春花朵》一类书,老兵班长郑金海不准他读。原因是书中有“月经”二字。郑金海性好训话,部队解散后,他的班却常常不解散,他要过训话瘾后才解散。另有老兵说:“耶稣是玛利亚人。”老兵如此,老军官亦不后人。我听到军官们聊天,其中有“‘李’振宁”“‘杨’政道”“诺贝尔奖‘学’金”等说法,程度如何,由此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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