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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窗外一个穿浴衣的小女人立刻引起我的勃起。也许我这种强烈的欲念与我走的“中古式的寂静主义”的道路太不相称,可是至少在目前,我丝毫没有走回头路的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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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月前迁居的时候,他们有的说我一个月会搬回台北,有的说两个月,现在两个月了,我仍在新店如火如荼大张挞伐地过着“修道”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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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变化,成功地变化,过去的李敖将不认识今日的自己,我不能不惊叹于我的能力,我毕竟把我锻炼成一个我要变成的人,我不想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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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些日记,都记录了我在新店山居时期的心境,我自勉自己走向狄奥根尼(Diogenes)式的“犬儒主义”(Cynicism)的生涯,自强不息,却倾向息交绝游,尤其跟女人的关系,我始终未能脱离修道院式的矛盾与困境。这种修道院式的自律方式,其实是禁不住试炼的。所以,一旦美女出现在我眼前并且易与的时候,我的形而上还狄奥根尼,可是形而下却不狄奥根尼了。这位美女,就是王尚勤。她是台大农经系四年级的学生,我虽认识她哥哥、妹妹,可是一直到1962年2月24日在去“中央研究院”的公车上,我才碰巧认识了她。我约她来“碧潭山楼”一次,她是我新店山居九个半月中,唯一一位与我单独在一起的女人,这年3月29日,我就搬回台北了。“碧潭山楼”的房子和简陋家具,都移给陈鼓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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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店山居给了我许多退伍以来的新经历,比如我终于接近了大自然(那时碧潭还没被污染),比如我终于睡上了木板床(在“四席小屋”睡的是行军床),比如我终于考上了研究所(两年前为了回避“罗”考研究所,我没报名)……新店山居虽有很多新经历,但是一个老经历还是没有解决,就是穷困。在给姚从吾老师做“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助理的时候,因为该会成立不久,一切还没有完全上轨道,所订一些规章不尽理想。在助理人员发薪上要拖上一阵子,就是一例。我身受其害,忍不住了,决定不使姚从吾老师为难,直接“通天”了——我在10月6日写信给老师的老师胡适,向他抗议。因为他是这个委员会的负责人。我信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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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做助理的人与研究讲座教授和领甲乙种补助的先生们不同,他们有救授、讲师的本薪,补助的钱对他们是“安定费”,是本薪以外的“补”与“助”。可是我们“助理级”的就不同了,早几天或晚几天发薪对我们所生的影响是不能跟他们比的,每月唯一的一千元,它是我们的本薪,它迟迟不发,对“专任”两个字是一种讽刺,并且使我个人不好意思再向姚先生借钱,使我三条裤子进了当铺,最后还不得不向您唠叨诉苦。这是制度的漏洞还是人谋的不臧我不清楚,说句自私话,我只不过是不希望“三无主义”在我头顶上发生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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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收信后,在7日就限时信寄到我新店山居,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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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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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收到你7月4日的长信和那一大盒卡片之后,我总想写信请你来南港玩玩,看看我的一些稿件,从吾先生说:“等他考过研究所再找他吧。”后来我见报上你考取了研究所的消息,那时我又忙起来了,至今还没有约你来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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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双十节”,你来玩玩,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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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送上一千元的支票一张,是给你“赎当”救急的。你千万不要推辞,正如同你送我许多不易得来的书,我从来不推辞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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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信我已经转给科学会的执行秘书徐公起先生了。他说,他一定设法补救。祝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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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五十年10月7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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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支票可以在台北馆前街土地银行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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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收到胡适的信和一千元后,非常高兴,也很感动。胡适是我爸爸的老师,虽然他早已忘了我爸爸的名字。他对我的赏识,纯粹是基于我的治学成绩使他讶异,他有眼光看出我是最有潜力的台大学生,我很感谢他对我的特别照料,这一千元的确帮了我大忙。也许有人说风凉话,说胡适此举,意在收买人心。但是他老先生这样做,对人有益,对己无害(除了少了一千元外),又何乐而不为?别的老先生,高高在上,会这样帮助一个年轻人吗?一比之下,就知道胡适的高人一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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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救急,我只好动用胡适寄来的一千元。但我决定不把这一千元作为赠款,只作为贷款,我决定借用一阵子后,把钱还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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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10月10日回信给胡适,表示我对他的感谢。信中细述了“李敖先生”的一些身世,其中包括我跟严侨的关系,和在严侨被捕后,死去后,我如何受到胡适自由主义的影响,因而在思想上得到新的境界。这封信写得很长,有五千字,写得很动人。我听说胡适收到信后,深受感动。他拿给几个人看,其中真巧,在10月28日叶明勋、华严夫妇去南港看他的时候,他把信又拿出来,因而从这对夫妇口中,得知了一个惊人的大消息——严侨并没有死,他还在世,不但在世,并且已经出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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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日的早上,姚从吾老师在研究室中,从皮包里拿出一封信,当面交给了我。信的全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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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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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好消息报告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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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停云女士(《智慧的灯》的作者)和她丈夫叶明勋先生昨天来看我。他们说,严侨已恢复自由了,现在台北私立育英中学教书。他喝酒太多,身体颇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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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盼望这个消息可以给你一点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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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五十年10月29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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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在信封上写“敬乞姚从吾先生便交李敖先生”字样,他不把这封信付邮,显然是怕被国民党邮政检查,对我不便。他真是细心的人,细心得不露痕迹,真是老到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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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侨没死,太好了,透过华严,我得到严侨的地址,当天下午我就决定去看看他。看他的感想,我有一封信给胡适,提到重见严侨,说:“七年隔世,他真老了,脸上的皱纹,头上的白发,口中的酒气,没有任何一点能证明那是四十二岁的壮年!”这都是实情。严侨那时住在新生北路的陋巷里,住的是一幢老旧日式平房,我走进玄关的时候,他喊我名字,跑过来,抱住我,流出了眼泪。一切都有了改变,除了他炯炯的眼神和手中的酒瓶外,真的一切都有了改变。他绝口不谈在火烧岛的事,他只摇头又摇头,痛苦地说:“不好受!不好受!你千万不能到那儿去!”那天正是1961年11月1日,正是我在《文星》杂志发表《老年人和棒子》的同一天,我顺便带了一本去,他坐在破旧的藤椅上,仔细看了我的文章,核对了我的几段译文,夸奖我翻译得好。最后他放下了书,严肃地对我说:“我真的不要你这样写下去,这样写下去,你早晚要去那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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