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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39096 长期会的本意在安定学人生活,在长期经援的安抚下,我这个小“学人”也分到一千元(配济、房子,图书费、车马费兼而有之)。这个数目,仅够维持一个学生的最低的生活,而不是一个“学人”的最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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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39098 一个学人的最低生活标准是一间安静的小房(不是十人一间的宿舍),深夜可看书(不是在宿舍偷点蜡烛),每月可以买几百元的书,看两场电影,吃一次老爷饭店(虽然我从来没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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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39100 我对生活标准看法是,一个敏感的青年人,他的精神已经痛苦太多,我们没有理由再要求他在肉体上、生活上,再吃更多的苦;没有理由说他租一间小房,逃开城市和俗人的喧嚣,每月花光一万个一毛钱是奢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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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39102 五年的宿舍生活,一年的军中生活,使我深深感觉到:群众是独立思考与做学问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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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39104 没有人相信我穿的衣服没有一件不是老子的余荫,没有人相信我要筹还大学时代的零星旧债,没有人知道我为买书而存下半年吃早饭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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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39106 我想起《东轩笔录》中的那个故事。范仲淹奇怪那个孙秀才为什么年轻有为却“汲汲于道路”,当他知道孙秀才志在“日得百钱,则甘旨足矣”的时候,他决定做此人“日可得三千”,为了使其人能“安于为学”。十五年后听到孙秀才变成一代大儒孙明复了,他忍不住感慨说:“贫之为累大矣,倘索米至老,则才如明复,犹将汩没而不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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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39108 也许我真该后悔我念这个研究所,每月四百元公费,能专心研究什么?如果为生活不得已去“汲汲于道路”,把青春的兴趣浪费在穿衣吃饭上,那倒不如干脆去近史所或“国史馆”来得好!(我不觉得我不够资格,至少“成绩单”不如我的同班同学都在那里受着“高酬”。)因为那些地方至少把我的学力、兴趣与谋生打成一片,学问即在饭碗中,饭碗即在学问中,不必靠偷改作文或乱写稿子来赚外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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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39110 我并不是计划告别学问,可是我知道学问对于我,目前简直是一件奢侈品,做学问需要大量的安定与气质,至少对我这种“内多欲而外好学问”的人是如此。顾翊群是安定的代表,萧启庆是气质的化身,而我却什么也不是。基于这种自觉,我觉得我不能再恋栈了,我觉得我不配做您的助手,您的研究室里也不该收容这么一个文化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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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39112 姚从吾老师收信后,不但写信给我,“提出一千元,送供需用”,并且一天写了三封信给萧启庆,其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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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39114 李敖怕是很苦了……他昨天又写一长信给我,很引起我的同情。但我已把款备好了,预备今天(礼拜六有课)给他,他又没有来,只有请您多跑一趟了。我很抱歉的是:1. 兼任助理遭到意外的挫折。2. 北商分校教书,也须等明年,1月内或2月初方可确定。3. 李兄个性强,又不随便接受他人的帮助,您又不在,无人劝解。4. 我在北平时颇有办法。现在,往往自己陷于困境,一筹莫展。奈何!这一千块钱,请他收下,以供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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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39116 萧启庆那时正在北投复兴岗当兵,他收到信后,在17日到21日间,又给了我三封信,最后一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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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39118 昨日去台大访你,结果听说你已好几天没去了,结果遇着姚老,他又要我去新店“劝”你,我虽然答应了他,但因公路局不帮忙,等了半小时车都不停,一气之下,乃径自凯归复兴岗了,若遇老头,就说我去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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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39120 星期日早晨我去拜访你,能否在府稍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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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39122 陶老三来一信,也附在信里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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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39124 萧启庆信中提到的“陶老三”,就是陶晋生。陶晋生是陶希圣的儿子,在历史系比我高三班,他和我一起给姚从吾老师做助理,后来留学美国。陶晋生能当上助理,固然由于他本人的程度不错,但是陶希圣过去在北大教书,又是北大毕业生,和姚从吾老师有交情,也有以致之。这时姚从吾老师见我生计困难,认为陶希圣欠他的情,颇想把我介绍到陶希圣主持的“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纂委员会”,暂时糊口。他把这意思告诉吴相湘老师,吴相湘老师极为赞成。因为他一直想拉我搞近代现代史,由于姚从吾老师是他的老师,挡在中间拉我搞中古史,他就一直不便多说。这回是姚从吾老师的意思,他自然乐为奔走。他跑去找陶希圣,陶希圣立刻表示欢迎李敖去。不料姚从吾、吴相湘两位老师兴高采烈地告诉了我,我却面有难色。我表示陶希圣是汉奸,又是国民党中的红人,我实在不愿意和他接近。吴相湘老师说:开国文献会并非陶希圣一个人的,罗家伦也是主持人之一,并且你去只是帮忙编民国开国时史料,是以整理辛亥革命史为主,可以发扬先烈们的幽光潜德,跟陶希圣的身份有什么相干?国民党史料不开放,你去可以趁机看到一些史料,“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你还是去吧!姚从吾老师也劝我不妨暂时去,他说他和胡先生(胡适)也谈过,胡先生说不妨去。在两位老师的劝说下,我说既然如此,我就暂时去混碗饭吧!就这样,我就上了“贼船”,虽然最后因为不能“从贼”而被开革,但回首之余,仍不无悔恨。悔恨我实在不该上船。去文献会工作是我结束新店山居的最大原因,在我到文献会后两个月,我便搬回了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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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39129 李敖回忆录 [:1706038273]
1706039130 李敖回忆录 文献会(1962—1963·二十七到二十八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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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39132 1962年1月29日,旧年将至,姚从吾老师送来一千元,并附一信。两天以后,又转来陶希圣“拟请李敖同学参加‘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辑事务工作按月津贴新台币一千元”的信,姚从吾老师和吴相湘老师又分别给我一信,嘱咐我“从此安心工作”,因为这一职务,“得来亦不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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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39134 1962年2月1日,我去文献会见陶希圣的时候,正是我在《文星》第五十二期发表《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的同一天。这篇文章里已点名攻击到陶希圣。在这篇文章发表前一个月,我在《文星》第五十一期发表《播种者胡适》,已先引起各界的重视,这种重视,是从《文星》第四十九期起发表《老年人和棒子》的一贯延续。姚从吾老师信中嘱咐我“若过于放肆,不但树敌太多,亦恐于工作有妨”;吴相湘老师信中嘱咐我“切忌多言”,都是他们的先见之明。他们劝我“往事已过,今后仍应潜心学问”“从此安心工作”,显然期许我仍旧去走做学问的路,不要乱写文章。他们把我安排在陶希圣那里,目的都在希望那个职务使我得以糊口,并且“借此研究民国史,以期有些具体的成就”。事后回想起来,两位老师似乎都太天真了一点。其实他们不了解陶希圣,也不了解我。不了解陶希圣的是:他们以为我们只是把李敖暂时“寄存”在你陶希圣那儿,李敖毕竟是我们的人,我们的学生,殊不知陶希圣才不这样想呢!陶希圣慧眼识人,看到李敖是何等人才,焉有不拉为己有,拉为国民党所有之理?不了解我的是:他们以为我会与陶希圣勉强相处,殊不知我才不这样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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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39136 我一去文献会,心中打定主意就是要防备陶希圣拉我。陶希圣对我,果然备极礼遇。那时他正搬了新居,把旧宅留做文献会工作人员宿舍,指定我住他的卧室那一间,可是我一直没去住。他见我不去住,乃在文献会楼上隔出三间房,由我住一间。因为与办公厅在一起,比较单纯,我就从新店迁回台北,住进杭州南路文献会。罗家伦、陶希圣上楼来看我,并且参观我这间卧室,看到墙上我挂的PLAYBOY的大幅裸体女人,两人的有趣表情,我至今难忘。(我在1962年4月12日日记上写:“上午罗家伦、陶希圣来参观卧房,罗进即复出,陶见裸女不敢进,笑死人,陶哼了一声,罗哈了一声,真是哼哈二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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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39138 蒋君章在《伤逝集》中回忆说:“‘五十年开国文献’的编纂,一方面为纪念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另一方面却含有提供正确的革命建国史料,使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国际学者,得到中国革命建国的原始资料,作为他们研究参考的根据。这个委员会的发起,是执政党的决策,得到‘行政院’和‘立法院’的支持,其预算初时列在‘国史馆’的预算中,后来改列在‘教育部’的预算中,陶希圣先生担任主任委员,罗志希先生担任副主任委员,两位先生看得起我,要我担任总编辑的职务……两位先生有意栽培后进,由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借调研究生若干人作为我的助理。”蒋君章的书是1979年出版的,我直到这书出版后五年,才在地摊上看到;直到看到后,我才弄清当年一些我所不知的真相。例如我一直不知道“这个委员会的发起,是执政党的决策”,我一直以为它的预算只来自“国史馆”,我一直以为罗家伦是主任委员(罗家伦在北大是陶希圣的学长),我一直不知道我是蒋君章的助理。事实上,我今天的感觉只是陶希圣想自立衙门而已,表面上托之于“执政党的决策”“国史馆的预算中”“教育部的预算中”,骨子里却是建立陶家班。蒋君章说“由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借调研究生若干人作为我的助理”,这话有语病。我去文献会,我是唯一的研究生,其他全不是,后来龚忠武、张国兴来,才有了研究生的局面(张俊宏是在我走后很久,才进文献会糊口)。会中一共七八人,以陶希圣的同乡、亲戚居多。湖北人之天下也。我到文献会之初,从没见过蒋君章,整天也无所事事,上班时间大家打乒乓球,中午、晚上七八人围成一桌开饭,互开玩笑,倒也自在。会中由高荫祖做执行秘书,高荫祖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四组专员,编有《中华民国大事记》一书,为人笃厚,对我极为倾倒,常找我聊天。陶希圣也常找我聊天,聊天中有时话中有话,我总是装糊涂。我知道他们想拉我入国民党,我打定主意不干,所以除了装糊涂,也别无好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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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39140 从我进文献会起,我就没听过姚从吾老师的嘱咐,停写“辩难文章”,我给《文星》写文章,一直不断。《文星》第五十三期(1962年3月1日)上就发表了《胡适先生走进了地狱》《为〈播种者胡适〉翻旧账》;第五十四期(4月1日)就发表了《我要继续给人看看病》……直到第六十期(10月1日)发表《胡秋原的真面目》《澄清对“人身攻击”的误解》等,我的文章,笔锋所指,一直风光与风波不断。在被我批评的人之中,其中最吃不住的,不是别人,就是胡秋原。胡秋原早年参加共产党CY,又参加闽变叛国,抗战时加入国民党做中央委员并办党报,大陆丢掉时“打算做共党百姓”,不肯出来,后来才到台湾。有一次被派出去,竟“在英国与共党有过接触”而遭国民党党纪处分。他是一个反复多变的人,由于反复多变,政治上,自然也就不能被一再信任。因而在心理上,他有了一种“幻想的被迫害症”。他的自高自大自我膨胀,过分重视自己,使他老觉得有人想打击他,他完全不能了解何物胡秋原,胡秋原何物。谁要打击这样一个宦海失意和学界走板的人呢?但在这种心病下,他总是刻意寻找“幻想的迫害者”(imaginarypersecutor)。他公开说《文星》“自恃有强大后盾,这后盾即我说的参谋团,其中有教授,包括一个教逻辑的,有我们的同业新闻界人士,还有政治上的权威人士等,这是一‘奇异同盟’,毫无原则的,但不知为了什么,也许由于一种‘反胡秋原Complex’,结成了一个‘反胡秋原联合战线’”。又说反胡集团的组成分子为“青年后面有中年,有老年,比我更老的前辈”。又说组成分子的单位“是由一个教育机关,一个学术机关的人,组织了一个参谋团,还加上一个后勤机关,不断集会三个星期”……这些自高自大自我膨胀,过分重视自己的“幻想的被迫害症”,使他一开始就不相信批评他只是李敖一个人的事。他用尽对我人身攻击的字眼,像“豪奴”“狮犬”“背后有中年有老年”“有传授有计划”“有组织攻击”“有参谋团、顾问”“危险打手”“幕后人”“雇佣诽谤者”“奉命骂人”“问了顾问”等等。一口咬定许多机关和人士利用李敖来打击他。胡适死后,他首先怀疑的,就是姚从吾。但他也不照照镜子,姚从吾打击他干什么?姚从吾是学界的“当权派”,是台大教授、是“中央研究院院士”,胡秋原全没当上,是学界走板的人物,谁要打击他啊?可是,没有用,一个人犯了“幻想的被迫害症”,是没救的。1962年4月14日,我有日记如下:“姚先生在课堂上说佩服我矛盾战术,使胡秋原气焰不敢太盛。并说日前在南港跟胡秋原打招呼,胡秋原不理他,盖以姚李一气故也。”这表示说,胡秋原早在4月间,就认到姚从吾头上来了。另一方面,胡秋原又认到陶希圣头上,但他又不照照镜子,陶希圣打击他干什么?陶希圣是政界的“当权派”,是国民党中常委、坐文学侍从之臣的第一把交椅,胡秋原全没当上,是宦海失意的人物,谁要打击他啊?可是,没有用,一个人犯了“幻想的被迫害症”,是没救的。陶希圣告诉我说:“胡秋原说我打击他,我打击他干什么?大陆撤退时,胡秋原投共未遂,到了香港。当时不能来台,还是我设法使他入境的——我要打击他,我会这样帮他吗?”可是,当时胡秋原的“幻想的被迫害症”已深,怎么都要一口咬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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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39142 为了反击胡秋原对我的人身攻击,为了寻求历史的真相,我在1962年10月1日在《文星》第六十期发表《胡秋原的真面目》。第二天,我有日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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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39144 陶转告以后行文务必多小心,盖胡秋原等或将以李敖思想违背三民主义来扣帽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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