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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星》被停刊一年，只是一个表面上的处分，骨子里，处分却是更严重的，那就是蒋介石下手令：“该书店应即迅速设法予以封闭。”在这一手令下，文星即将被封，就在眼前。蒋介石下令封闭文星，这当然会造成他和老同志萧同兹间的不快。为防止这一不快，萧同兹早先得到党方高层人士传达的三点秘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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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萧先生为吾人夙昔敬重爱护之本党先进，希望不致因《文星》问题使总裁对萧先生有所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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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文星》书刊中如《邓肯传》《蒋廷黻文集序》《孙中山先生与西医》等文字，希望萧先生能阅看一遍，俾能获知其错误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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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希望萧先生能说服孟能，使其不再与李敖接近，并将此类书刊停止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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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的，萧同兹还未能“说服孟能，使其不再与李敖接近”之前，文星已被李敖惹出更大的祸事来了。于是，蒋介石不耐烦了，终于下达了封闭手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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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萧同兹在国民党中的多年耕耘有了收获，在蒋介石封闭手令到达“总统府”秘书长张群手中的时候，张群“党党相护”，偷偷压住了公文，火速通知了萧同兹。于是决定大家演戏如下：第一步，由黄少谷、黄杰拜访张群，表示萧同兹愿出面整理《文星》，盼能转陈“总统”。第二步，由张群表示应提书面报告。第三步，由萧同兹提书面报告并向张群恳陈衷曲。第四步，由张群签呈“总统”。以上第一次手续，显然向蒋介石保证，萧同兹的报告，是由黄少谷、黄杰两人“背书”的，同时也可使张群推卸责任，表示他所以代呈报告，乃是基于黄少谷、黄杰的面请，并非他个人有私于萧同兹也！——国民党元老真老吏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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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1966年2月6日，萧同兹向蒋介石上了报告，报告措辞谨微，虽为文星上报告，却处处站在蒋介石利益进言，所谓“为免于被外界利用致产生不妥倾向”，所谓“近闻海外有左倾分子托于言论自由之说阴有支援《文星》复刊之活动，同兹深虑此类活动，若不即时加以遏止，听其发展，不唯将陷孟能辈于罪累，亦恐因此影响政府之威信”等等，都是站在这种立场进言的。报告文字洗练，是出于李晋芳之手，再经黄少谷改正过的。这种文字，再经张群过目后，认为可以打动蒋介石，于是张群就附上这样的签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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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谨查萧同兹同志追随钧座深受培植担任中央社文化宣传工作历二十余年不无微劳其所呈各节情词尚属恳切兹既愿为文星书店负责彻底改组拟饬作如下之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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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星书店应即彻底改组由萧同兹同志完全负责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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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据报该书店正在高雄筹设分店而其主要编著人员李敖陆啸钊等亦尚未脱离关系应即责成萧同兹同志一并负责处理予以停办并开除李陆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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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应切实防止台港两地分歧分子，企图利用该书店进行渗透活动，萧同兹同志应对其子萧孟能严加督导管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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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至于《文星》杂志停刊一年期满后应否复刊问题拟到时再行核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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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签是否可行谨检呈萧同兹原报告一件敬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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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示谨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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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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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张群五十五年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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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群的签呈和萧同兹的报告送到蒋介石面前后，蒋介石在张群、萧同兹、黄少谷、黄杰四个人的老面子下，基于他自己的利益，终于网开一面，批示“可发拟试办”五个字。由于这五字御批，文星遂由萧同兹“老年人接了青年人棒子”。可是，我当时铁口直断，预言文星改组不会成功。我坚决相信的蒋介石纵然一时放过文星，但蒋经国不会放过，这一判断，愈来愈证明准确了。在表面上，文星似乎惹来了私人方面的不少麻烦，从“皤然一公”（胡秋原）到“公然一婆”（胡适夫人江冬秀），都大有人在。但这些纠缠，不论当事人是自知的还是不自知的，其实都是公家方面的棋子而已。《文星》既成为《自由中国》杂志以后，官方眼中钉的递补者；封杀《文星》既成为定案，手法自然也不厌其精，是“公私合营”式的——在“公”的手法动手前后，多次以“私”的手法打前站，先制造空气，也就不足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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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3月国民党开三中全会，胡秋原“得风气之先”，扩大事态，上书全会，说萧同兹“背党卖国”“萧同兹父子书店近四年来之活动，乃与匪帮盲进运动相符应”“与毛贼近数年之全面盲进相呼应”“相配合”等等；另一方面，早在1964年起，情治背景的国民党就加入批斗，其中最明显的一人，就是写《文化界中一枝毒草》《文星与李敖》等书的侯立朝。1985年5月25日，林正杰的《前进》上透露，侯立朝告诉他们：“他曾是‘蒋经国的打手’，说他当年亲奉蒋经国之命，对文星集团开火。”我真“感谢”林正杰背离党外，大力批我，由于这种串联国民党情治人员批李敖的联合作业，我才在二十年后得知了这么奇妙的真相，并得到蒋经国亲自指挥消灭文星的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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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皤然一公”也好，不论“公然一婆”也罢，不论“蒋经国的打手”也行……这些都是外表的纠缠与制造空气，最后消灭文星，还得靠内部作业的完成，和官方正式出面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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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文星》被勒令停刊后第八天（1966年1月4日），警总就以（1965）训唤字第9345号查禁了《文星》第九十七期和李敖的《孙逸仙和中国西化医学》。3月22日，蒋介石批下了“可如拟试办”的张群签呈，表面上，似乎有诚意让文星活下去；骨子里，却大有花样！在文星改组过程中，7月18日，警总忽然以（1966）莒控字第4364号到4374号十一张联号公文，查禁了殷海光的《中国文化的展望》，李敖的《为中国思想趋向求答案》《教育与脸谱》《历史与人像》《文化论战丹火录》《上下古今谈》《传统下的独白》，陆啸钊的《恶法录及其他》，李声庭的《人权·法治·民主》《我志未酬》，和于熙俭翻译的《邓肯女士自传》。这种印钞票式的联号查禁，是很荒谬的。例如李敖的《传统下的独白》，此书初版于1963年9月，如今事隔四年，竟发现不妥，才予以查禁，试问这四年间几万本的上市流传，若“影响民心士气”，警总负责书刊审查诸公是吃什么的？所以这种查禁，纯属给文星改组好看，并无其他玄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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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文星改组，总编辑请的是军方人物胡汝森上校。胡汝森与警总政战部副主任段春理少将、政三处副处长伍一心上校、政战部第二处文化组主任李国瑾中校多次会面，1966年9月17日会面那次，据事后胡汝森记录，有这些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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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瑾中校：最近李敖登广告要出十本书，我们对他一切来往读者的情形十分清楚，但仍有两点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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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知这十本书的内容是什么，是不是搅什么花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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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最担心是怕李敖借此搅问题，而萧孟能从中资助他。如果萧孟能万一在财政上帮助李敖出书，而不幸出了问题，则又将牵连“文星案”，一切将不好处理（李再三强调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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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汝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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