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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义助殷海光的时候,我当时已被官方完全封锁,已经很难靠写作出版维生。我的维生之业,其实是做旧电器买卖。那时候美军顾问团在台北,市面上品质好的冰箱冷气等电器,台湾不能生产,都靠顾问团用过的三手货。我和李世君合作,化名“OK李”,整天登英文报兜来旧电器,然后转卖。转卖时候,我都亲自参加搬运,与苦力无异。有一次卖了一台冰箱给李翰祥,我在参加搬运的时候,被李太太张翠英看到,她说:“怎么大作家做起苦力来了?”我说:“大作家被下放了,正在劳动改造啊!”为了坚守原则,不同国民党合作,我在谋生上的辛苦与心血,一般人是完全不清楚的,我也无须让他们清楚。从外表上看,我蛮有钱的,因为我知道在现实社会中,“充阔”比“装穷”更容易混,“充阔”至少可以贷得到款,贴得了现,借得到钱,“装穷”则全无用处。大家都说我有钱,可是谁知道我做苦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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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但没有钱,当时在财务上的窘迫,甚至非常严重。殷海光被宏恩医院“当场收押”“立即检查”的时候,院方立刻要三千元住院保证金,我就掏不出。经我和会计小姐挤眉弄眼,她同意我先开一张空头支票做抵,等我出去找到三千元后再换回。我把殷海光料理好,叫孟绝子、陈平景陪他,就直奔水牛出版社找彭诚晃,我拿出另开的一张三千元加利息的支票,向彭诚晃贴现。彭诚晃把我的支票翻过来掉过去研究着,我问:“怎么了?是假的?你研究什么?”他说:“你贴现干什么用?”我说:“本来不想说,你既然问,说也可以,老殷住院了,我要筹保证金,所以就找到你们小气的客家人头上来了。别啰唆了,快借钱吧!”可是彭诚晃却不肯借,我认为他太不够意思了,说:“你们水牛创业,我帮了多少忙!《罗素选集》明明是我编的,你们却挂上刘福增的名字!我不愿和你们计较,可是这一次,为了老殷,我不会原谅你们了!”从此以后,我再也不肯见彭诚晃这个人了。直到十多年后,我由萧孟能太太朱婉坚那边取得公证授权,把当年萧孟能卖给彭诚晃的版权全部作废,才算彻底作弄了这个客家人,才算出了这口恶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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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给水牛匿名编《罗素选集》这类事,我还为其他出版社做了很多,甚至一些畅销书,像《胡适语粹》等都是我编的。一来是做些有益读者的事,二来是以不正常方法赚点正常收入。编这些书,都不能由我挂名,那时候,拜官方之赐,“李敖”两个字已像黑死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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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件匿名的活动是我应屠申虹之邀,与汤炎光办《文风》杂志。汤炎光是老国大代表,想出风头,要办杂志,当时以我之名,根本申请不下来杂志执照,但汤炎光可以。于是达成协议,汤炎光只有挂名发行人的权利,其他编务、内容一概不得过问。于是我和屠申虹就包办了第一期,很寒酸,只有一张纸,分出四版,但一张纸照样闯祸。办出来后,一方面“中央研究院”登大幅广告斥责、抗议,一方面汤炎光被调查局局长沈之岳请去吃饭,劝他千万不可和李某人合作,否则后患无穷。汤炎光一听吓坏了,立刻打退堂鼓,不办了,我和屠申虹不便相强,相强也没用。不过这杂志夭折,却给我一个方便,我阴错阳差变成了电话阶级。因为当时电话很贵,用杂志社申请可半价优待,杂志垮了,电话长留,从此我家有了电话。由此一例,可以想象萧孟能待我之厚,跟他文星共事这么多年,编辑部也在我家,可是他却吝于在编辑部装个电话!电话以外,冰箱也如此。我离开文献会,住到安东街时候,他为我买了一个冰箱,却不是电冷的,而是每天由人送冰块来放进去的冰箱!我有电气冰箱,是1964年5月1日迁入水源路十九号之八“水源大楼”三号以后的事。在“水源大楼”给我最深的印象是我与“H”同居——没有冷气,但有电器冰箱享受下的同居。“H”是苏州人,香港英文书院毕业,当时在NACC(美国海军情报中心)做秘书,美丽无比,是我女朋友中最漂亮的,她是“北洋军阀”唐天喜的女儿唐静琴介绍我认识的,唐静琴是她干妈。那时她的未婚夫去美,她被官方限制,暂时不能出境,所以跟我在一起,我过三十岁生日时,她正在我身边,那时正是我的盛年,文星的盛世。后来我搬到信义路四段二一七巷十六弄十九号之三国泰信义公寓四楼,她也过来,不久出国了。出国前陆建业、崔小萍拉她拍琼瑶的《窗外》电影,做女主角,在台湾因纠纷未能放映,后来林青霞做女主角的《窗外》是第二次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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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虽被官方秋前秋后算账,但我气派不衰,最有趣的一件鲜事,是我阴错阳差,变成了汽车阶级。原来我被文星请出去,为自谋生计方便,打算买辆机车,不料买机车分期付款要两个房保,买汽车开支票只要一个房保,因为萧孟能不肯为我作保,我只有信义公寓妈妈名下一个房保,其他别无房保可寻,故买了360CC的凯莉小汽车。我就是这样阴错阳差之下,成为汽车阶级的。那时候台北市面汽车尚少,我这辆身价连计程车都不如的小车,开起来却拉风得很,到处可停,与凯迪拉克无异也。印象最深的两次,一次是我跟女朋友“小Y”到淡水红毛城,另一次是去阳明山一家日式旅馆洗温泉,都开的这辆汽车。“小Y”也是苏州人,政治大学中文系毕业,是女作家,所以她和我之间的情书颇多。“小Y”美丽、细腻而多情致,是最可爱的女人,洗温泉那次,她软语哀求、欲仙欲死,曲尽江南美女的婉转,令人终生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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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的汽车换了,换成了和裕隆计程车一样的车,不过是全白的,仍旧极为拉风。那时刘家昌自费拍电影,想找一个假的制片人为他撑腰,制片人要阔,我因为是汽车阶级,被他看中,遂以购买我收藏的《古今图书集成》为交换条件,要我开着车替“演”制片人,我同意了。自此跟演艺界扯了好长一阵子。他们好赌,我的赌技亦属一流,因此常常打梭哈。刘家昌此人嗜赌而艺不精,一意赢人而自己屡输。有一天有次牌局,我告诉他:“今晚有一个凯子参加。”他闻之大喜,入夜闻声而至。一赌之下,发现高手如云,他输得丢盔曳甲。这时他偷偷问我:“敖之,你不是说有个凯子吗?”我说:“是啊!凯子不是别人,就是你小子呀!”——古时阿波罗发神谕会有一大国战败灭亡,但没说出是哪一大国,求神谕者欣喜而去,不知原来亡者乃自己之国也。又有一次刘家昌全部输光,一点赌本都没有了。他低声下气向刘维斌借赌本,刘维斌说:“除非你叫我爸爸,我不借。”刘家昌说:“大丈夫,怎么可以叫人爸爸?不过,叫人‘把拔’可以。”刘维斌问:“什么是‘把拔’?”刘家昌说:“‘把拔’什么意思都没有,只是发音像爸爸。这样叫了,你以为我叫了你爸爸,我只认为叫了你‘把拔’,所以叫了等于没叫,可是赌本却借到了。”后来,刘家昌怀疑李翰祥给他戴了绿帽子,气冲冲跑到片场,当众打了李翰祥。事件发生后,我和影剧圈内深知李翰祥的导演们、朋友们,都坚信戴绿帽子是绝不可能的事,这件事,全是刘家昌疑神疑鬼的闹剧。因此我告诉刘家昌以李翰祥不可能偷你老婆的种种证据,我说了半天,刘家昌若有所悟,但是最后大声说:“但是,但是,敖之,我不是王八,这怎么成?我已经招待记者,当众宣布我是王八了!”我听了,大笑,说:“难道非做王八不可吗?难道非做王八不乐吗?难道要做错了王八,还要为了面子错到底吗?难道非说你老婆偷人,你才变得理直气壮吗?家昌啊!何必自寻烦恼啊!”有一次大家在刘维斌家赌钱,赌到天亮时,来了电话,刘家昌说:“一定是我老婆来查勤了,千万别承认!”刘维斌拿起电话,果然是江青打来的,刘维斌立刻把赌台上的生龙活虎气概,收敛得一干二净,反倒装出被电话吵醒的模样,语调迟钝,慢慢而断续地说:“……不在啊……没有啊……我昨晚拍片,今早4点才上床啊……”我们大家屏息静坐,不敢出声。事后哄笑不已,深叹刘维斌演技精绝。二十年后江青来台,到我家拜访我,我甚感惭愧,觉得她与刘家昌婚姻的失败,我们这些当年的酒肉朋友不无责任。虽然我多年后,已变成律己极严得连清茶咖啡都戒掉了的清教徒,但是自悔少作之情,犹未能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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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我也去过几次舞厅。胡秋原说舞女“形而上者不能聊,形而下者不能搞”,妙句也!有一次与居浩然上舞厅,忽闻广播说:“居浩然先生电话。”居浩然正拥形而上而下之,置若罔闻。我提醒他有电话,居浩然正色说:“这里没有居浩然!我姓张——在风月场所,我都姓张。”我恍然大悟,难怪居太太查勤,永远找不到我们的居校长!(淡江大学前身是淡江英专,居浩然做校长,我重考大学前,也考取过,所以辈分上他是我的“校长”。)还有一次余传韬从海外归来,透过徐钟珮,与我结识,两人一见如故,聊得开心。一起去王又曾开的仙乐斯舞厅,王又曾在旁作陪。点来舞女,左拥右抱之余,余传韬问我:“我在台湾做什么最好?”我说:“你组织新党最好,因为你跟他们有生殖器关系(余传韬的父亲是青年党大员余家菊、丈人是国民党大员陈诚)。你组织新党,他们不会抓你。你组织新党,顶多被打屁股而已,怕什么?”可是余传韬就是不敢。后来,他由“教育部”次长而“中央大学”校长,一直善保其臀,不敢造次,校长不负此臀,此臀负校长,想起“腹负将军”的典故,不禁失笑。(《通鉴长编》记:“党太尉进食饱,扪腹叹曰:‘我不负汝。’左右曰:‘将军不负此腹,此腹负将军。’”)当年我还去过几次酒家。一次是和徐,一次和叶明勋、毛树清,出来后还一起跳舞。后来我坐牢,最后一年被“洗脑”,在土城仁爱教育实验所被所谓学者专家们“上课”,一天毛树清来了,佯做不认识,酒肉朋友,当如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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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回忆录 软禁(1970—1971·三十五到三十六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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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十一岁到三十五岁四年间,也就是1966到1970前后四年间,我把它归纳为“星沉”时期。在这段日子里,《文星》杂志、文星书店相继沉下去了,我自己——这颗拟人化的文星——也沉下去了。不过,到了1970年,“星沉”的情况更恶化了,那就是我开始被国民党政府软禁时期,前后长达十四个月之久,直到我被捕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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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面所以恶到这一地步,基因除了我过去有多彩多姿的反政府(黑底)外,与彭明敏的关系,构成了黑上加黑,以致沉上加沉,最后终于沉到牢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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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明敏在台大早我十年,我在台大法学院的时候,他没教过我,但是教过我的许多老同学。我的《传统下的独白》出版后,送了一册给他,他回信给我,说:“我一向爱护您的文章,且对您的许多见解,都很同感,希望将来有机会认识您。”这封信写后二十七天,1963年12月10日,他透过郭鑫生相约,在台北致美楼请我吃饭,那是我们第一次正式见面。此人博学有礼、叔度汪汪,给我极深刻的印象。从此与他在师友之间,见乎交情,那时我正主持文星,在吃饭前十天,我在《文星》发表了他的大作——《泛非思想的感情因素》,在“编辑室报告”中,特别点出“读了这篇文章,使我们可从这段思潮的激荡中,得到触类旁通的领悟”。在这微妙领悟后十个月,“彭案”发生了,十三个月后,他历劫归来,门前冷落,特务环伺,备感人情冷暖,亲友都不敢同他往还,他的朋友只剩下“极少数极少数例外”,我是例外之一,并且不愧是例外中的例外。因为我也备受迫害,与他处境堪似,于是相濡以沫,日久更见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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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蒋介石下密谕,将我和陆啸钊赶出文星。我去做生意,需要在银行开甲种户,领取支票。曾请萧孟能帮忙,萧孟能推托不肯,彭明敏知道了,慨然相助,写信给陆啸钊,叫他陪我到彰化银行永乐分行去开户,原来彭明敏请他哥哥彭明辉为我暗中介绍,才得过关。那时我困于生计,卖书为活,彭明敏也为我写信向洋人兜售。此类义助,不胜枚举。总之,从他出狱,到他偷渡离台,四年之内,我和他在黄昏,在子夜,在灵犀相通之际,在杯酒谈薮之间,共度过数不清的悲欢岁月。这种患难之情,于彭明敏则属唯一,于我则属仅见,于今回味起来,恍然如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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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彭明敏生计日窘,本来他在中山北路巷内有一小块地,原拟兴建起来,与我合开一小餐厅,后来未成事实。他日夕被调查局派人跟踪,有时至感气愤,乃亲自照相取证,相机都被抢走。我得知后,乃和黄胜常(黄三)用长镜头代为拍得,使彭明敏大为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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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明敏精通四国语文,除在太空法中为国际翘楚外,其他涉猎也极渊博。他是我台湾人朋友中,最有志气、最有学问、最有高度教养的伟大知识分子。他的生活品位极为高雅,有一次把亲植的非洲紫罗兰送我,又送我的女朋友小蕾一条他自养的小狗,命名嘟嘟,1970年1月15日,嘟嘟不幸中毒而死,我正事忙,托魏廷朝去看彭明敏,带去一些啤酒和杂志,顺便问问还有没有嘟嘟血亲可以代讨。不料廷朝回报,说只有彭师母在家。十一天后,魏廷朝匆至,说外电传来,彭明敏已抵瑞典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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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明敏偷渡后,我立刻被软禁经年,以至下狱。军法判决的罪状,是“明知彭明敏有叛乱前科,其叛乱之念未泯,仍秘密与之交往”,并助其偷渡。从此牢门一入,深如海矣!在我与彭明敏四年间的患难之交里,由于我不是他的学生,他“在灵犀相通之际,在杯酒谈薮之间”,透露了不少心事给我,而为其他人或他的学生所不知。例如我对他以向蒋介石的“悔过”换取出狱的行为,曾表示不解。他最后道出了真相,说:“本来我是不肯悔什么过,准备坐牢的。可是我一想到女人那一对奶,我就只好投降了。”还有一次他向我说,他羡慕My Secret Life 一书的作者,因为该作者一生搞过四千个女人。像这些话都由他在灵犀杯酒之间透露给我,可见两人交往之近。这段交往,彭明敏后来写《彭明敏回忆录〈自由的滋味〉李敖定本序》有相对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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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坐牢十三个月而被押回家看管之后,状况并不好转。“亲友”们恐慌未息,不但不敢接触,有的还要“落井下石”。狭路相遇,有的装得看不见,有的干脆落荒而逃(猜想回家后,必求神拜佛保庇其不会因遇见我而被牵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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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难能可贵的,仍然有些例外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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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就是这种极少数极少数例外朋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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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与《台湾自救运动宣言》无关。可是,谢聪敏、魏廷朝和我被捕后,警总人员觉得该“宣言”文章写得太好(这应归功于谢聪敏和魏廷朝),不可能出于台湾人之手。他们猜来猜去竟然想到李敖,一口咬定是李敖代笔的。审问期间,他们对此一再追问不舍,使得我哭笑不得。李敖也因此更成为特务人员怀疑和注意的对象。这是李敖与《台湾自救运动宣言》唯一的“牵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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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李敖早于《台湾自救运动宣言》案的发生,也曾到过他家。在那里印象最深的,除了藏书丰富之外,就是他亲手把全家清理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包括浴室厕所。他没有中国传统“文人”的肮脏陋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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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案发后,李敖不但不畏怯,反而倍加亲切,我知道他不赞同“台湾独立”,也不支持“台人自决”。他所以反对国民党,不是出于狭窄的政治利益,而是发自历史和文化的深厚哲学,也是出于民主自由的信念和人权人道的大精神。他的思索是广泛、深刻、清晰、严密而良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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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看管期间,李敖约我每月密会一次。每次他都要请我到高级餐馆,享受丰餐,大概是要鼓舞我士气,补给我营养。他又怕我监禁生活太干枯无聊,每次都会带来当时受禁的《花花公子》杂志最新一期,借给我看(他言明那是“借”的,不是“送”的,所以每本都须于下次会面时归还他,我乃照办不误。)。有一晚上,调查局局长沈之岳请我们两人吃饭,事前事后,我俩都觉得极好玩,嘻嘻笑笑,好像两个调皮顽童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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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起,我开始准备脱出台湾,须与海外各方联络。所有通信都须请人带出海外投邮,来信也不能邮寄,只能从海外由人带进台湾。为此,需要一些可靠朋友,由他们再转托其可靠友人,带出带进。李敖便是这少数可靠朋友之一。他曾为我转出一些重要信件,但他恐不知道我频频与海外联络,目的是什么。没有想到这竟成为他入狱重大罪名之一,我衷心歉疚,难以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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