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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笨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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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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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忍于现状，连现状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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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登纳曾长年以忍耐为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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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场合是，如不忍于现状，则连现状也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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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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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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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寂并不是看不到人，看不到“朋友”。在人群中，你常常发现只有你自己在想你想的，关切你想的。别人的面孔可能很友善，声音可能很亲切，可是那只局限于众生生活与世俗生活，除此以外，他们立刻变得无知、冰冷、麻木、比邻犹若天涯、相逢如不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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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寂是要自己决定，自己排遣，自己应付难题，自己面对斧钺；孤寂是没有人可以商量，没有人可以倾心。不错，你有熟面孔，可是你怕引起他们的茫然、乏味与丑恶一面，影响到他们安全，他们有限的热心与关切，你也不得不拒绝，因为他们太软弱，他们非但无助于你，反易自伤其手（乃至终于露出人的丑恶一面——每个人都有的那躲藏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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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寂是处于荒原，孤寂是独行坟场，孤寂是在什么声音都没有的时候看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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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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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和“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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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亡命的亡命，被抓的被抓，远扬的远扬，自保的自保。一两个偶一见面的，竟又是来求助于你的，至少是增加你的负荷的。总之，此一二偶一见面者，其见面也出于不得已。人道如斯，几乎已令人失去对friendship的信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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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环伺也，警告也，干扰也，穷缠也，迄无止境。他们简直要变成你的朋友了。“你不跟俺们交朋友？好！俺们把你的朋友全赶走，你不交俺们还交谁？”Had a enemy like you，who needs friends？难道有朝一日，你岂要建立起对“敌人”的信仰吗？“敌人”至少有一点是值得信托的——就是他们绝不变，绝不像朋友一般地忘记你。他跟你永不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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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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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绝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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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胡：吾已彻底被Houses arrest，吾不得出，人（除小八、小蕾外）不得入。吾已声明，如此日子久了，如此枯燥生活，必然会把吾之“赵四小姐”逼跑，那时警总理该配给一二“花木兰”来，才算公平。闲话休言，至少二个月内，你不要来。切记切记。1971年3月15日夜，“自费张学良”亲笔（也许是绝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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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日“跟踪我的”小郑说，保安处共有“花木兰”六人，都丑得要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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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3月19日晚上，跟踪我的林组长（林业振）上楼来敲门，低声对我说：“处（保安处）里要请李先生现在去一趟，派黑轿车来，就在楼下。”他因为跟踪久了，对我不无交情，补了一句：“情况很麻烦，你要有心理准备。”我点了头，请他门外等我，我走进卧室，把早有准备的一包十万现金给了小蕾，并还给她一包照片——她二十岁时我用“拍立得”相机为她照的裸照。嘱咐她现金备用，照片不能给第三者看到，所以改由她保管。嘱咐过后，就相拥而别。从此，我结束了软禁的岁月，走上漫长坐牢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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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回忆录 监狱（1971—1976·三十六到四十一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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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请上黑轿车后，立即直驶台北市博爱路警备总部保安处，被安置在讯问室的最后一间——第五房，开始办打指模等收押手续。旋即进来两名特务，一高一矮，连夜疲劳审问，向我提出种种问题，由矮的主问，高的在旁记录，记录用的是本活页簿，上面有字，是要问的各种问题。当时谢聪敏、魏廷朝已被捕去二十四天，我因误信两人（尤其是魏廷朝）平时给我的英雄形象，竟以为他们什么也没供出，因此就我所知，一路掩护，什么答案都不吐实，并且不断扯谎以为掩饰。由于我生怕我的口供不利于谢聪敏和魏廷朝两人，结果一开始就给特务们“李敖不合作”的坏印象，自此约四个小时一轮班，总是两人一组，夜以继日，问个不停。所谓夜以继日，其实是想象中的说法，因为疲劳审问下来，我根本难以分清是日还是夜。讯问室第五房是间内有洗手间的小套房，除一窄床一小圆桌一小茶几和四把藤椅外，别无他物。天花板是一块块有密集小孔的甘蔗板，板面白色，小孔看起来黑色，内装录音线路，角落有闭路监视镜头伸出，一举一动，全程监视。房正中央屋顶悬有五盏六十支光的灯泡，不分日夜，永远开着，房的四墙和地面都钉上深褐色的塑胶布，布后是泡绵，摸上去走上去都软软的，连床也是如此，也被塑胶布包住，床固定在墙上，床下并且是实心的。整个房间却没有窗户，换句话说，全靠灯光和空调气孔维持人的视觉和呼吸。全房只有一扇门，门上方有一手掌大小玻璃，透过玻璃，门外的警卫可以窥视室内动静，我在这第五房住了近一年，门口的警卫二十四小时从没中断过。换句话说，除了在洗脸、大小便时有个死角外，一举一动，全在闭路电视和警卫一人的监视中。正因为第五房的装修如此奇异，所以当我被夜以继日、日以继夜的疲劳审问中，完全无法辨别是日是夜，只能从早餐的情况感觉出又一天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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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1971年3月19日晚上被收押起，大概经过三四天或四五天的疲劳审问，始终浑身疲累却满口谎话，不得要领。特务们侦讯的方式只是翻来覆去听你说说说，偶尔在旁做记录，四小时换一班，接班的两人翻看记录后，即立刻进入情况。轮番上阵，一一追问我过去多年所做“害”国民党的事，尤其是“跟监”我的十四个月中，我竟神通广大，在被“跟监”中做的许多“害”他们的事，例如援救柏杨事件、泰源监狱名单事件、接雷震出狱事件、窃听器偷运事件，乃至八竿子打不着的美国商业银行爆炸事件等等，不一而足。在所有问题中，最令我困扰的是一再问什么是“两个半”？我说“两个半”是中国民间传说有两个半军事家，一个是杨杰，一个是蒋介石，半个是白崇禧。他们说你李敖胡扯，我们问的不是这个。我说既然不是这个，请你们给我一个边，教我怎么答，否则无从答起，最后终于告诉我魏廷朝说“两个半”是他是一个台独，谢聪敏是一个台独，你李敖是半个台独。在台湾肯干的台独，只有你们“两个半”。事实上，魏廷朝从来没跟我提过什么“两个半”，我又从何答起？最后侦讯人员告诉我，他们得到的情报是以彭明敏为首的叛乱活动“台湾本部”有五个委员，我是其中之一。我听了大惑不解，因为关于这“台湾本部”，事实上，我一无所知，乃是被逮捕以后才得知的。听了这一天方夜谭，我说半个正好是“两个半”的五分之一，“两个半”自是指五委员而言，这样看来，“两个半”岂不正是五委员的秘密代号吗？——我在忧患中仍不失幽默，这段讽刺，我记忆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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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后，我看到谢聪敏在海外的回忆，谈到“台湾本部”的事。谢聪敏说：“我被捕以后首先受到八天八夜的疲劳讯问，在昏昏沉沉中听到特务要求我编造台独联盟‘台湾本部’的组织。特务指出‘台湾本部’要有五个委员。‘你先把两个木的编进去。’特务说。我不知道谁是两个木的，我把林水泉先生编进去。他们不让我编进林水泉，他们说林水泉坐在牢里，不可能参加‘台湾本部’的会议，他们要的是两个字的。于是我把当时的国民党想尽办法邀请回台的林二先生排进去。我说林二就是彭教授派遣来台的。‘我们要的是李敖，不是林二。’特务等得不耐烦，明白地说。‘李敖是大陆人，怎么会参加“台湾本部”？’我问。‘海外的台独联盟主张容纳大陆人，李敖担任台湾本部委员，那是理所当然。’‘我从来没有听过“台湾本部”的名称，当然也没有向他谈过。即使有“台湾本部”的名称，他也未必接受委员的职务，自古才大难为用，谁敢惹他？你们要虚构罪名也要让人民信服啊！’‘无论如何我们已经决定抓他。’于是他们开始用刑，编造‘台湾本部’的委员名单，替台独联盟网罗大陆人。”——在特务们的“网罗”下和谢聪敏的诬攀下，我李敖就变成了“台湾本部”五人小组的大员，可是直到今天，我除了谢聪敏、魏廷朝二位外，还不知道另外两位大员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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