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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尘弥漫千重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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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苦或失楼前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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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者无为无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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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为后世铺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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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再去看他时，他说他正在写有关谭嗣同的历史长篇。他滔滔不绝地讲谭的满腔热血，他悲天悯人忧国忧民的胸怀，以及谭的文学造诣。戊戌政变失败后，谭不愿逃走，宁可以死酬国，在菜市口被清廷斩首时毫不畏惧从容就义。李敖当时讲得很激动，这种事本来就是使人感动的，但对李敖，却不止此。你会觉得他是在身体力行。那天我们谈得很晚，第二天一早他就来了，带来一个扇面送我。他记得我曾要他在我的杭扇上写几个字。想不到他抄了一整扇面谭嗣同的诗给我。前首八句颇能表达李敖自己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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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端过去生中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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兜上朦胧业眼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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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下髑髅谁一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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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前尸冢梦三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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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裘喷血和天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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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竹闻歌匝地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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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甲傥容心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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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身成骨骨成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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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60年代初，我就说李敖最大的特点就是他的斗志。二十年后，本性未改。许多人说李敖这样下去迟早是一个悲剧角色。看他的诗，看他对谭嗣同的仰慕，好像他自己也有准备似的。他不止一次对我说，你们这些在外面的中国知识分子是中国的精英，但是你们为中国做了些什么？这是李敖对我们的期望，而我们对李敖的期望是什么？李敖第二次入狱，多少人觉得他是自作自受，多少人道听途说，落井投石，我们连起码的把人同事分别开来都做不到。我们在乎的还是私人恩怨，不是原则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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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心岂免含冤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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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全难燃已死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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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哪复沧海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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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声无恙我将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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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二十年前写这些句子时，可能是为情而写，正像他写的其他东西一样，迸发强烈的历史感。今天再读它们，仍可在不同的层次里揣摩它的意义。“钟声无恙我将归”，2月初他出狱归来，立即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大爆监狱黑暗内幕。他说六个月的牢不是白坐的，他看了一卡车的书，写了三十万言，出了六本书，完成了一篇十万字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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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李敖，旺盛的精力，激昂的斗志。对于他，我们能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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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回忆录 笔伐（1982—1992·四十七到五十七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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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平写作虽多，却始终没办过自己的杂志，过去主持《文星》杂志，是鹊巢鸠占，不算是自己的杂志。《文星》被封后，我申请不到杂志执照，后来坐牢，一连十四年大霉运，离办杂志愈来愈远。十四年后复出，在1981年申请杂志执照，“行政院”新闻局在该年4月18日按“出版法”第9条给了我“千秋评论”杂志执照，但在一个多月后，却又快速按“出版法”第11条“技术击倒”（T. K. O. technical knock-out）了它，使我因冤案入狱而不得为杂志发行人。这一内幕，值得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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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二十四岁拿到台大毕业文凭后，一连二十二年都长捐箱底，一直没有用它，因为我没有正式职业，文凭对我毫无用处。不过，到了1981年我四十六岁时候，它派上了用场，因为我想办一本杂志，申请杂志执照要用大学毕业证书，我就申请了一张“千秋评论”杂志执照（局版台志字第2775号）。可是，这个执照很微妙地害到了我，执照发下来（1981年4月23日）才五十五天（1981年6月17日），我在地方法院已判无罪的官司（萧孟能自诉李敖所谓侵占案），突然受政治影响，一夕之间，竟被台湾“高等法院”的法官林晃、黄剑青、顾锦才三人枉法裁判为有罪（1980年度上诉字第2498号）！这一判决，微妙反映了外界“选举快到，快判李敖”的公论为什么口耳相传，也反映了争取自由的长路上我所付出的苦心、代价与牺牲。妙的还不止这种巧于配合的枉法裁判，还有更妙的。在枉法判决后二十三天（1981年7月10日），我突然收到台北市政府“1981府新一字第31031号”市长李登辉的来函，说：“一、准台湾‘高等法院’七十年6月29日剑刑勇字第26号函略以：李敖因侵占罪经判处有期徒刑六月确定。二、依出版法第11条第3款规定，被处二月以上之刑在执行中不得为杂志之发行人。另同法施行细则第16条规定：新闻纸、杂志……之发行人有出版法第11条各款所列情事之一，未依同法第10条之规定申请变更发行人登记，注销其登记。”收到这封来函后，我又大惑不解、又恍然大悟。大惑不解的是：李登辉如果希旨承风，想封杀李敖的“千秋评论”杂志，尽管依例通知可也，何必抬出台湾“高等法院”来呢？恍然大悟的是：不抬出台湾“高等法院”，封杀的依据，只能根据报上李敖判罪的新闻，这样证据力就弱了一点，因此抬出台湾“高等法院”来，一切就都站得稳了。更妙的还不止台北市政府这封来函，还有更更妙的。这来函中“说明”之“一”中，就完全露出了马脚。“说明”之“一”指出，台北市政府是“准台湾‘高等法院’七十年6月29日剑刑勇字第26号函”，而要李敖“前来办理变更发行人登记手续”的，但是，怪事来了，因为按照“刑事诉讼法”第227条，只是裁判书正本“送达于当时人、代理人、辩护人及其他受裁判之人”而已，又何必去“剑刑勇字第26号函”给台北市政府？台湾“高等法院”在本身忙得案牍劳形之时，居然好整以暇，写信给台北市政府，告以“李敖因侵占罪经判处有期徒刑六月确定”，这不是天下怪事吗？难道法院承办审理业务之不足，还要兼办钳制言论的通风报信吗？这种行文，岂不是太明显地联合作业封杀李敖吗？更微妙的是：这一杂志执照是“新闻局”局长宋楚瑜核发的，而李登辉给我的信中，却明列“副本收受者：行政院新闻局”字样，这又明显有违行政作业的常规，因为在我尚未拒绝申请变更登记前，毫无知会“新闻局”之理，可见“市长”李登辉知会“局长”宋楚瑜，全是两条蒋家走狗的串通法院的联脚作业。当然，我是不会做变更登记的，但我略施巧计，就打垮了他们的作业：按照钳制言论自由的“出版法”第二条，出版品分为三类：一、“新闻纸类”。二、“书籍类”。三、“其他出版品类”。再按钳制言论自由的“出版法”第36条，出版品如违反本法规定，主管官署得为行政处分：一、“警告”。二、“罚锾”。三、“禁止出售散布进口或扣押没入”。四、“定期停止发行”。五、“撤销登记”。这一条中“定期停止发行”“撤销登记”，是钳制“新闻纸类”的致命法宝，但对非“新闻纸类”的“书籍类”，却没有什么作用，因为“书籍类”既非“按期发行”，自然所谓“行政处分”，也就至多不过即时查禁了事。而“新闻纸类”却可来个查禁一年，或撤销登记。换句话说：对“书籍类”，处分只能及身而绝，不能延伸；对“新闻纸类”，处分却能断子绝孙，可以延伸。因此，理论上，一个作者，如果能定期（“按期发行”）出书，则在某种形式上，几与杂志无异；虽然在事实上，全世界几乎没有这样多产的作者，能够维持——经年累月的维持——每月十万字这种写作量。就这样的，虽然《千秋评论》杂志执照被封杀了，但我的“千秋评论”（全名“李敖千秋评论丛书”）就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出国民党不意的情况下，“创世纪”一般地出现了它的“创‘书’记”。这种突破与成绩，足登世界纪录全书而有余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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