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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荣:有一点很有意思:他在四十年代,是一个很糟糕的环境,他会那么紧张,会思考那么多的问题;五十年代环境更加糟糕,他反而比较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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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新颖:他精神崩溃以后,慢慢恢复好了;然后这个心情就逐渐平静下来了。当然了,他也在不断地发牢骚,但基本上主要的心态是平静下来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奇迹。这个平静的原因,根本上是他重新找到了自己创造事业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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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荣:四五十年代转折关头,他写了很多“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夙命”啊之类的东西,可能正是在这个时候,从极度精神紧张导致的绝望中清醒过来后,他一下子明白了自己的命运。一旦真明白了自己的命运,他就不会再像前一个时期,想不通也硬是要想,做不到还是要努力去做。在这之后,他也许会是这么一种心态:一点一点去做吧,能做多少是多少,天地运行,生生不息,人类干过那么多蠢事,但你要他一下子消灭,也没那么容易。好多东西貌似弱小,还是有力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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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新颖:他决定到历史博物馆研究文物,家里两个读中学的孩子跟他闹,觉得社会在这么向前发展,你却到古旧的东西里打转转,很落后,跟不上时代。其实一百多年来,我们中国人一直都很担心自己跟不上时代。而这一百年来的中国社会历史,几乎就可以说是时代挟裹一切的历史。从伟人豪杰到凡夫俗子,几乎都有一种唯恐被时代抛弃的无意识恐惧,大家自觉地追赶时代,自觉地投入到时代的洪流中去,尽管心里都清楚没有几个人能呼风唤雨,引领时代,可是至少也要做到与时俱进,随波逐流。有普遍的不自觉恐惧,也有普遍的自觉追求,有这样的思想意识做基础,时代对人的影响、改造就容易进行,而且进行得完全彻底,势不可挡。社会和时代的角落是被人鄙视和摈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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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恰恰找到了一个角落的位置,而且并不是在这个角落里苟延残喘,是安身立命。处于时代的洪流之外的人也并非绝无仅有,可是其中多数是逃避了时代洪流,自己也无所作为的。沈从文却是要在滔滔的洪流外做出实在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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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沈从文的选择称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实践,但毋庸讳言,沈从文是有些瞧不上一般所谓的知识阶级的,对比于他这个“乡下人”,知识阶级似乎本能地就具有得风气之先、闻风而动的本领,灵巧应变,适应趋时;而他几乎一贯地固执己见,晚年一篇未写完的自述题为“无从驯服的斑马”。多少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恰恰是知识分子,多少年来一直强调独立性、自主选择、自我坚守等等。因此就尤其值得反省:以往知识分子所强调的独立性,对于个人与时代之间的关系的选择,对于自我在时代中的位置的确立,是不是进行过质询和探问?一九四九年以后,沈从文的角落位置和在角落里的作为,应该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些启示;否则的话,我们就只能停留在对他工作成就的赞叹和对他命运的感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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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拉杂杂说了这么多,还意犹未尽,还有许多地方没有说到,说到的地方也有很多的意见没有确切的定论,还有很多意思没有说清楚却召唤着我们去尽量弄清楚,去获得更多更深的理解——我想,重读沈从文之所以有价值,有吸引力,也正在于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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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〇五年四月,复旦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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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九讲 第一讲 《从文自传》:得其“自”而为将来准备好一个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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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为什么要写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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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自传》写于一九三二年八月,那时作者在青岛大学国文系做讲师,暑假期间用三个星期就写了出来,但到一九三四年七月才由上海第一出版社出版;从一九四〇年十月到一九四一年初,作者在昆明又进行了校改,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开明书店出版改订本。这本自传从问世以来由多家出版社印行过多种不同版本,二〇〇二年北岳文艺出版社《沈从文全集》据开明书店改订本编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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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这本自传的时候,作者刚过三十岁,虽然已经发表和出版了大量作品,成为备受瞩目的作家,但《边城》《湘行散记》这样的标高之作还没产生,个人的“文学地位”还正处在有待进一步确立的过程中。为什么这么“早”就“急于”写自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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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〇年,作者为自传的重新发表写了篇《附记》,说:“一个朋友准备在上海办个新书店,开玩笑要我来为‘打头阵’,约定在一个月内必须完成。这种迫促下出题交卷,对我并不习惯。但当时主观设想,觉得既然是自传,正不妨解除习惯上的一切束缚,试改换一种方法,干脆明朗,就个人记忆到的写下去,既可温习一下个人生命发展过程,也可以让读者明白我是在怎样环境下活过来的一个人。特别是在生活陷入完全绝望中,还能充满勇气和信心始终坚持工作,他的动力来源何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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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个直接的原因,还因为作者个人一贯坚持不懈的写作探索,正碰上了一个“学习情绪格外旺盛”,“工作效率之高,也为一生所仅有”的阶段:“当时我正在青岛大学教散文习作。本人学习用笔还不到十年,手中一枝笔,也只能说正逐渐在成熟中,慢慢脱去矜持、浮夸、生硬、做作,日益接近自然。为了补救业务上的弱点,我得格外努力。因此不断变换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用不同方法处理文字组织故事,进行不同的试探。”[2]应了朋友的约稿,这时候的“试探”,结果就是一本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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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如果从沈从文此前此后的文学创作历程来看,乃至从他完整的生命行程来看,《从文自传》的产生究竟有什么不一般的意义,为什么是在这个时候产生的,显然还需要更充分的发掘和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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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问题及其问题的解答,应该是隐藏在作品里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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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九讲 二、地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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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自传》共十八篇,写到作者离开湘西闯荡进北京就戛然而止。那是一九二三年,作者二十一岁。一开篇,作者说,“拿起我这枝笔,想写点我在这地面上二十年所过的日子,所见的人物,所听的声音,所嗅的气味”,这些“日子”“人物”“声音”“气味”,综合而成“我真真实实所受的人生教育”,而所有的一切,都是发生在湘西及其周围边地(黔北、川东、湘西之间)的。也就是说,这本自传的地理中心是湘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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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这一点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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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自传》的第一篇是《我所生长的地方》,而提到那个“边疆僻地小城”,“我应当照城市中人的口吻来说,这真是一个古怪地方!”[3]在这里,沈从文预先假设了他的读者——“城市中人”——的反应,这就与当事人自己的反应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对于就生长在那个地方的人来说,他是不会觉得自己熟悉的家乡有什么离奇古怪的。这样一来,作者的“地方性意识”以及在这种意识下有意强化的“地方性差异”就突出出来。事实上,整部自传从始至终都贯穿着这么一种对比:作者叙述在这片土地上所经历的种种,对作者自己来说,都是极平常、自然的事,而对于读者来说,就可能产生完全相反的感受了。这种贯穿全书的对比是隐蔽的,因为作者除了一开篇提了一句“城市中人的口吻”外,并没有直接去写读者的反应;但他想象得出读者的反应,而且,越是在想象中看着读者的惊讶神情,他自己的叙述就越是不惊不乍,自然洒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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