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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41841 我把沈从文的选择称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实践,但毋庸讳言,沈从文是有些瞧不上一般所谓的知识阶级的,对比于他这个“乡下人”,知识阶级似乎本能地就具有得风气之先、闻风而动的本领,灵巧应变,适应趋时;而他几乎一贯地固执己见,晚年一篇未写完的自述题为“无从驯服的斑马”。多少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恰恰是知识分子,多少年来一直强调独立性、自主选择、自我坚守等等。因此就尤其值得反省:以往知识分子所强调的独立性,对于个人与时代之间的关系的选择,对于自我在时代中的位置的确立,是不是进行过质询和探问?一九四九年以后,沈从文的角落位置和在角落里的作为,应该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些启示;否则的话,我们就只能停留在对他工作成就的赞叹和对他命运的感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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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41843 拉拉杂杂说了这么多,还意犹未尽,还有许多地方没有说到,说到的地方也有很多的意见没有确切的定论,还有很多意思没有说清楚却召唤着我们去尽量弄清楚,去获得更多更深的理解——我想,重读沈从文之所以有价值,有吸引力,也正在于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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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41845 二〇〇五年四月,复旦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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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41850 沈从文九讲 [:1706041434]
1706041851 沈从文九讲 第一讲 《从文自传》:得其“自”而为将来准备好一个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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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41853 沈从文九讲 [:1706041435]
1706041854 一、为什么要写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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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41856 《从文自传》写于一九三二年八月,那时作者在青岛大学国文系做讲师,暑假期间用三个星期就写了出来,但到一九三四年七月才由上海第一出版社出版;从一九四〇年十月到一九四一年初,作者在昆明又进行了校改,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开明书店出版改订本。这本自传从问世以来由多家出版社印行过多种不同版本,二〇〇二年北岳文艺出版社《沈从文全集》据开明书店改订本编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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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41858 写这本自传的时候,作者刚过三十岁,虽然已经发表和出版了大量作品,成为备受瞩目的作家,但《边城》《湘行散记》这样的标高之作还没产生,个人的“文学地位”还正处在有待进一步确立的过程中。为什么这么“早”就“急于”写自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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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41860 一九八〇年,作者为自传的重新发表写了篇《附记》,说:“一个朋友准备在上海办个新书店,开玩笑要我来为‘打头阵’,约定在一个月内必须完成。这种迫促下出题交卷,对我并不习惯。但当时主观设想,觉得既然是自传,正不妨解除习惯上的一切束缚,试改换一种方法,干脆明朗,就个人记忆到的写下去,既可温习一下个人生命发展过程,也可以让读者明白我是在怎样环境下活过来的一个人。特别是在生活陷入完全绝望中,还能充满勇气和信心始终坚持工作,他的动力来源何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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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41862 除了这个直接的原因,还因为作者个人一贯坚持不懈的写作探索,正碰上了一个“学习情绪格外旺盛”,“工作效率之高,也为一生所仅有”的阶段:“当时我正在青岛大学教散文习作。本人学习用笔还不到十年,手中一枝笔,也只能说正逐渐在成熟中,慢慢脱去矜持、浮夸、生硬、做作,日益接近自然。为了补救业务上的弱点,我得格外努力。因此不断变换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用不同方法处理文字组织故事,进行不同的试探。”[2]应了朋友的约稿,这时候的“试探”,结果就是一本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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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41864 可是,如果从沈从文此前此后的文学创作历程来看,乃至从他完整的生命行程来看,《从文自传》的产生究竟有什么不一般的意义,为什么是在这个时候产生的,显然还需要更充分的发掘和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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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41866 这样的问题及其问题的解答,应该是隐藏在作品里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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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41872 沈从文九讲 二、地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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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41874 《从文自传》共十八篇,写到作者离开湘西闯荡进北京就戛然而止。那是一九二三年,作者二十一岁。一开篇,作者说,“拿起我这枝笔,想写点我在这地面上二十年所过的日子,所见的人物,所听的声音,所嗅的气味”,这些“日子”“人物”“声音”“气味”,综合而成“我真真实实所受的人生教育”,而所有的一切,都是发生在湘西及其周围边地(黔北、川东、湘西之间)的。也就是说,这本自传的地理中心是湘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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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41876 强调这一点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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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41878 《从文自传》的第一篇是《我所生长的地方》,而提到那个“边疆僻地小城”,“我应当照城市中人的口吻来说,这真是一个古怪地方!”[3]在这里,沈从文预先假设了他的读者——“城市中人”——的反应,这就与当事人自己的反应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对于就生长在那个地方的人来说,他是不会觉得自己熟悉的家乡有什么离奇古怪的。这样一来,作者的“地方性意识”以及在这种意识下有意强化的“地方性差异”就突出出来。事实上,整部自传从始至终都贯穿着这么一种对比:作者叙述在这片土地上所经历的种种,对作者自己来说,都是极平常、自然的事,而对于读者来说,就可能产生完全相反的感受了。这种贯穿全书的对比是隐蔽的,因为作者除了一开篇提了一句“城市中人的口吻”外,并没有直接去写读者的反应;但他想象得出读者的反应,而且,越是在想象中看着读者的惊讶神情,他自己的叙述就越是不惊不乍,自然洒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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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41880 那么,把自己的根扎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在这片土地上接受了真实人生教育的人,他和别的地方的人,特别是“城市中人”的“差异性”,也就自然地显现出来了;由此也就可以说,在沈从文这里,“地方性意识”和“地方性差异”与个人意识和个人差异是相连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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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41882 沈从文的“读者意识”是很明显的,他写这部自传的一个目的就是“让读者明白我是在怎样环境下活过来的一个人”;不过,如果说他写这本书就是为了给“城市中人”看看,震惊他们一下,就有些片面和简单了。他的“地方性意识”和“地方性差异”以及与此相联的个人意识和个人差异,并非只是为了“对比”和“震惊”而进行夸大的结果,而确实产生于特殊的地理、历史和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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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41884 “我所生长的地方”凤凰,它的来历确实有些不同寻常:“只由于两百年前满人治理中国土地时,为了镇抚与虐杀残余苗族,派遣了一队戍卒屯丁驻扎,方有了城堡与居民。”[4]此地处在黔北、川东、湘西间极偏僻的角隅上,名叫镇筸,又名凤凰厅,民国后改成县治,名凤凰县。这个小城,从存在的因缘上讲,与大部分因交通、物产、经济活动、政治活动等因缘而存在的城市之间的不同,就非常明显了。“试将那个用粗糙而坚实巨大石头砌成的圆城,作为中心,向四方展开,围绕了这边疆僻地的孤城,约有四千到五千左右的碉堡,五百以上的营汛。碉堡各用大石块堆成,位置在山顶头,随了山岭脉络蜿蜒各处走去,营汛各位置在驿路上,布置得极有秩序。这些东西在一百七十年前,是按照一种精密的计划,各保持相当距离,在周围数百里内,平均分配下来,解决了退守一隅作蠢动的边苗叛变的。两世纪来满清的暴政,以及因这暴政而引起的反抗,血染赤了每一条官路同每一个碉堡。到如今,一切完事了,碉堡多数业已毁掉了,营汛多数成为民房了,人民已大半同化了。落日黄昏世界,站到那个巍然独在万山环绕的孤城高处,眺望那些远近残毁碉堡,还可依稀想见当时角鼓火炬传警告急的光景。这地方到今日,已因为变成另外一种军事重心,一切皆用一种迅速的姿势,在改变,在进步,同时这种进步,也就正消灭到过去一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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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41886 从特殊的地理、历史和现实中走出来的一个人,走到一个阶段,为自己“温习一下个人生命发展过程”,比起为给别人看看离奇和古怪来,当然是更为根本和内在的精神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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