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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沈从文的选择称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实践，但毋庸讳言，沈从文是有些瞧不上一般所谓的知识阶级的，对比于他这个“乡下人”，知识阶级似乎本能地就具有得风气之先、闻风而动的本领，灵巧应变，适应趋时；而他几乎一贯地固执己见，晚年一篇未写完的自述题为“无从驯服的斑马”。多少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恰恰是知识分子，多少年来一直强调独立性、自主选择、自我坚守等等。因此就尤其值得反省：以往知识分子所强调的独立性，对于个人与时代之间的关系的选择，对于自我在时代中的位置的确立，是不是进行过质询和探问？一九四九年以后，沈从文的角落位置和在角落里的作为，应该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些启示；否则的话，我们就只能停留在对他工作成就的赞叹和对他命运的感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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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拉杂杂说了这么多，还意犹未尽，还有许多地方没有说到，说到的地方也有很多的意见没有确切的定论，还有很多意思没有说清楚却召唤着我们去尽量弄清楚，去获得更多更深的理解——我想，重读沈从文之所以有价值，有吸引力，也正在于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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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〇五年四月，复旦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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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九讲 第一讲 《从文自传》：得其“自”而为将来准备好一个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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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为什么要写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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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自传》写于一九三二年八月，那时作者在青岛大学国文系做讲师，暑假期间用三个星期就写了出来，但到一九三四年七月才由上海第一出版社出版；从一九四〇年十月到一九四一年初，作者在昆明又进行了校改，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开明书店出版改订本。这本自传从问世以来由多家出版社印行过多种不同版本，二〇〇二年北岳文艺出版社《沈从文全集》据开明书店改订本编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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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这本自传的时候，作者刚过三十岁，虽然已经发表和出版了大量作品，成为备受瞩目的作家，但《边城》《湘行散记》这样的标高之作还没产生，个人的“文学地位”还正处在有待进一步确立的过程中。为什么这么“早”就“急于”写自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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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〇年，作者为自传的重新发表写了篇《附记》，说：“一个朋友准备在上海办个新书店，开玩笑要我来为‘打头阵’，约定在一个月内必须完成。这种迫促下出题交卷，对我并不习惯。但当时主观设想，觉得既然是自传，正不妨解除习惯上的一切束缚，试改换一种方法，干脆明朗，就个人记忆到的写下去，既可温习一下个人生命发展过程，也可以让读者明白我是在怎样环境下活过来的一个人。特别是在生活陷入完全绝望中，还能充满勇气和信心始终坚持工作，他的动力来源何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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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个直接的原因，还因为作者个人一贯坚持不懈的写作探索，正碰上了一个“学习情绪格外旺盛”，“工作效率之高，也为一生所仅有”的阶段：“当时我正在青岛大学教散文习作。本人学习用笔还不到十年，手中一枝笔，也只能说正逐渐在成熟中，慢慢脱去矜持、浮夸、生硬、做作，日益接近自然。为了补救业务上的弱点，我得格外努力。因此不断变换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用不同方法处理文字组织故事，进行不同的试探。”[2]应了朋友的约稿，这时候的“试探”，结果就是一本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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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如果从沈从文此前此后的文学创作历程来看，乃至从他完整的生命行程来看，《从文自传》的产生究竟有什么不一般的意义，为什么是在这个时候产生的，显然还需要更充分的发掘和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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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问题及其问题的解答，应该是隐藏在作品里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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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九讲 二、地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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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自传》共十八篇，写到作者离开湘西闯荡进北京就戛然而止。那是一九二三年，作者二十一岁。一开篇，作者说，“拿起我这枝笔，想写点我在这地面上二十年所过的日子，所见的人物，所听的声音，所嗅的气味”，这些“日子”“人物”“声音”“气味”，综合而成“我真真实实所受的人生教育”，而所有的一切，都是发生在湘西及其周围边地（黔北、川东、湘西之间）的。也就是说，这本自传的地理中心是湘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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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这一点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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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自传》的第一篇是《我所生长的地方》，而提到那个“边疆僻地小城”，“我应当照城市中人的口吻来说，这真是一个古怪地方！”[3]在这里，沈从文预先假设了他的读者——“城市中人”——的反应，这就与当事人自己的反应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对于就生长在那个地方的人来说，他是不会觉得自己熟悉的家乡有什么离奇古怪的。这样一来，作者的“地方性意识”以及在这种意识下有意强化的“地方性差异”就突出出来。事实上，整部自传从始至终都贯穿着这么一种对比：作者叙述在这片土地上所经历的种种，对作者自己来说，都是极平常、自然的事，而对于读者来说，就可能产生完全相反的感受了。这种贯穿全书的对比是隐蔽的，因为作者除了一开篇提了一句“城市中人的口吻”外，并没有直接去写读者的反应；但他想象得出读者的反应，而且，越是在想象中看着读者的惊讶神情，他自己的叙述就越是不惊不乍，自然洒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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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把自己的根扎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在这片土地上接受了真实人生教育的人，他和别的地方的人，特别是“城市中人”的“差异性”，也就自然地显现出来了；由此也就可以说，在沈从文这里，“地方性意识”和“地方性差异”与个人意识和个人差异是相连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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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的“读者意识”是很明显的，他写这部自传的一个目的就是“让读者明白我是在怎样环境下活过来的一个人”；不过，如果说他写这本书就是为了给“城市中人”看看，震惊他们一下，就有些片面和简单了。他的“地方性意识”和“地方性差异”以及与此相联的个人意识和个人差异，并非只是为了“对比”和“震惊”而进行夸大的结果，而确实产生于特殊的地理、历史和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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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生长的地方”凤凰，它的来历确实有些不同寻常：“只由于两百年前满人治理中国土地时，为了镇抚与虐杀残余苗族，派遣了一队戍卒屯丁驻扎，方有了城堡与居民。”[4]此地处在黔北、川东、湘西间极偏僻的角隅上，名叫镇筸，又名凤凰厅，民国后改成县治，名凤凰县。这个小城，从存在的因缘上讲，与大部分因交通、物产、经济活动、政治活动等因缘而存在的城市之间的不同，就非常明显了。“试将那个用粗糙而坚实巨大石头砌成的圆城，作为中心，向四方展开，围绕了这边疆僻地的孤城，约有四千到五千左右的碉堡，五百以上的营汛。碉堡各用大石块堆成，位置在山顶头，随了山岭脉络蜿蜒各处走去，营汛各位置在驿路上，布置得极有秩序。这些东西在一百七十年前，是按照一种精密的计划，各保持相当距离，在周围数百里内，平均分配下来，解决了退守一隅作蠢动的边苗叛变的。两世纪来满清的暴政，以及因这暴政而引起的反抗，血染赤了每一条官路同每一个碉堡。到如今，一切完事了，碉堡多数业已毁掉了，营汛多数成为民房了，人民已大半同化了。落日黄昏世界，站到那个巍然独在万山环绕的孤城高处，眺望那些远近残毁碉堡，还可依稀想见当时角鼓火炬传警告急的光景。这地方到今日，已因为变成另外一种军事重心，一切皆用一种迅速的姿势，在改变，在进步，同时这种进步，也就正消灭到过去一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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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特殊的地理、历史和现实中走出来的一个人，走到一个阶段，为自己“温习一下个人生命发展过程”，比起为给别人看看离奇和古怪来，当然是更为根本和内在的精神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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