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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和沈从文反应的不同,除了经历、性格、志趣、思想等等方面的个人原因外,是不是还跟看的“方式”有关:通过“媒介”来看,比起在现场的亲眼看,更容易引向情景的“象征”意义,而且往往到头来“象征”的意义比引起“象征”的情景更为重要;在现场的亲眼看,由于其真切性,集中注意的就是现场发生的情景本身。当然,即使是现场的看,也并非不能产生任何一点由情景而起的“引申”,只是任何的“引申”都是附属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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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鲁迅和沈从文的不同,简单点说,鲁迅通过“象征”性事件看到的是令他忧愤的“国民性”及其现状,而沈从文直接看到的就是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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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点,就是鲁迅和沈从文在与生活世界发生关系的时候,他们的对待方式是非常不同的:鲁迅是能够而且善于从平常中看出不平常的极端敏感的天才,而沈从文是把不平常也当作平常来接受的那么一个人;鲁迅是质疑性的,沈从文是容纳性的。在沈从文看来,生活世界的真实就是这样,而鲁迅则要问:这样就对么?“从来如此,便对么?”沈从文当然也不因为生活世界如此便对,但他在质疑对错之前,先接受生活世界本身的“教育”。沈从文也写过发生在北平的杀人和看杀人,但他的叙述确实没有鲁迅那样激烈。他从湘西到北平后,目睹过鲁迅笔下的情景,不过在他的回忆文字里,却是强调它的平常,它的“司空见惯”:“这个文明古都,并且经常还可见到一小队武装人马小跑通过,末后一辆平板大车上,坐了个面目肮脏的赤膊壮汉,作成京戏中上法场的情形,或痴痴呆呆一言不发,或嘶声嚷叫‘砍了头不过碗大一块疤’,‘二十年又是一条好汉’,更自得其乐是‘小孙子,大闺女,来为老子送丧!’恰正是在全国任何一省都是每天发生的悲剧,同样是人人司空见惯的事情,除了少数有闲好事的人,或在街头闲荡的小孩子,跟着车后追去,大多数人都带着一种麻木神情,等待车一过身,就又依旧做他应做的事!”[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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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谈到沈从文叙述看杀人表现得“若无其事”“不动声色”“平静”,用这些词的时候都加了引号,因为其中还有需要仔细辨析的问题。作者在事情发生的当时的反应和很多年后作者回忆时的反应,以及作者把这些过往经验写出来给别人看,意识到同时也要给别人看自己的什么样的反应,这之间,是有着微妙差别的。我们从作品里读到的,当然是作者叙述的结果,或者说是作者设计、驾驭、控制叙述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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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这样叙述,是表明他的冷漠和麻木吗?如果看杀人只是看杀人而没有对自己的实实在在的影响,真正地无动于衷,那么,作者就是一个鲁迅所说意义上的“看客”;与给人的表面印象恰恰相反,作者想表达的却是,看杀人深刻地“教育”了自己,成为建构自己的人事现象中重要的因素;而有这样的因素参与建构的自己这么一个人,当然与没有此类因素参与建构的、没有受过同样“教育”的别的人,有着重要的、无法泯灭的区别。所以,他在叙述怀化镇的生活时说了这么一段话:“我在那地方约一年零四个月,大致眼看杀过七百人。一切人在什么情形下被拷打,在什么状态下被把头砍下,我皆懂透了。又看到许多所谓人类做出的蠢事,简直无从说起。这一分经验在我心上有了一个分量,使我活下来永远不能同城市中人爱憎感觉一致了。从那里以及其他一些地方,我看了些平常人不看过的蠢事,听了些平常人不听过的喊声,且嗅了些平常人不嗅过的气味;使我对于城市中人在狭窄庸懦的生活里产生的作人善恶观念,不能引起多少兴味,一到城市中来生活,弄得忧郁强悍不像一个‘人’的感情了。”[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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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九讲 五、无量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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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高小毕业后,家境衰败,为谋出路,当兵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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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一八九八年离开绍兴,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时十七岁,比一九一七年离开凤凰时的沈从文大两岁,对于生活上的这一变化,鲁迅后来写下了一段有名的话:“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我要到N地进K学堂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我的母亲没有法,办了八元的川资,说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哭了,这正是情理中的事,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而况伊又看不见自己的儿子了。”[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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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写离家,情绪、心境十分不同。当母亲和人谈及让儿子去当兵的事情时,他正好泡在河水里,第二天就背了个小包袱上路了。“离开了家中的亲人,向什么地方去,到那地方去又做些什么,将来便有些什么希望,我一点儿也不知道。我还只是十四岁稍多点一个孩子,这分年龄似乎还不许可我注意到与家中人分离的痛苦。我又那么欢喜看一切新奇东西,听一切新奇声响,且那么渴慕自由,所以初初离开本乡时,深觉得无量快乐。”[20]一个即将展开的新世界和对宽阔自由生活的憧憬,唤起的会是一个少年的“无量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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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一个小兵动荡不安的军中生活充满了艰难和辛酸,但对那颗不知餍足地渴求新鲜养分来滋育和扩充的心灵来说,他的注意力多被自然与人事的现象及其体会占去了。“各种生活营养到我这个魂灵,使它触着任何一方面时皆若有一闪光焰。”“凭一种无挂无碍到处为生的感情,接近了自然的秘密。我爬上一个山,傍近一条河,躺到那无人处去默想,漫无涯涘去作梦,所接近的世界,似乎皆更是一个结实的世界。”[21]“那地方既有小河,我当然也欢喜到那河边去,独自坐在河岸高崖上,看船只上滩。那些船夫背了纤绳,身体贴在河滩石头上,那点颜色,那种声音,那派神气,总使我心跳。那光景实在美丽动人,永远使人同时得到快乐和忧愁。当那些船夫把船拉上滩后,各人伏身到河边去喝一口长流水,站起来再坐到一块石头上,把手拭去肩背各处的汗水时,照例总很厉害的感动我。”这些经验、体会、感动,不会浪费,一点一滴都融进了一个成长着的生命里面,就连换防路上过了些用木头编成的渡筏,“那些渡筏的印象,十年后还在我的记忆里,极其鲜明占据了一个位置”。[22]《从文自传》校改的时候,沈从文特意在说到茶峒的渡筏后加了一句:“《边城》即由此写成。”[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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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同一段经历,在后来的不同时期、不同情境中回想起来,感受会很不一样,或者说,感受的侧重点很不一样。在一九八〇年的自传《附记》里,沈从文就说,读这部自传,“部分读者可能但觉得‘别具一格,离奇有趣’。只有少数相知亲友,才能体会到近于出入地狱的沉重和辛酸”。又说自己在湘西的经历是“二十年噩梦般的恐怖黑暗生活”。[24]而在一九四九年写的《一个人的自白》里,沈从文写了一段与鲁迅的感慨可说是同出一辙的话:“有谁在旧军阀时代,未成年时由衰落过的旧家庭,转入到一个陌生杂牌部队,作过五年以上的小护兵司书的没有?若你们中有那么一个人,会说得出生活起始,将包含多少酸辛。这也是人生?就是人生。我就充分经验过这种人生。这里头包含了一片无从提及的痛苦现实。你们女人中有作过小丫头童养媳的没有?作过小商店的学徒,必须侍候许多人烟茶,并将一切小过失推置于她身上承担的职务没有?若有那么一个人,也会说得出相似不同痛苦生活经验。”但他接下去说:“否定因之在我生命中生长。我的生命并没有对困辱屈服。我总要想方法抵抗,不受这个传统力量和环境征服或压倒。‘旧家世’固然容易使一个纨绔子堕落,却帮助了我个人在困难绝望中挣扎。一面随环境流转,一面从学习上找新机会。”[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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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有了这个“否定”,把困苦屈辱逆转成生命中正面、积极、肯定的力量和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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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九讲 六、对于人类智慧光辉的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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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生命的另一种东西在成长的过程中不断变换着形式出现,而且日益显示其重要性和沉潜的影响力,这种东西,沈从文把它和人事生活、自然现象这两类并列,称为人类智慧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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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在军中作司书,碰到司令部姓文的秘书官晒书,“我看到他有两本厚厚的书,字那么细小,书却那么厚实,我竟吓了一跳”。文秘书说这是宝贝,天下什么都写在上面,“这样说来更使我敬畏了。我用手摸摸那书面,恰恰看到书脊上两个金字,我说:‘《辞源》,《辞源》。’”文秘书不仅让他知道了有《辞源》这样的书,还诱发几个人合订了一份《申报》。不被允许翻看《辞源》那宝书的时候,他就看《秋水轩尺牍》《西游记》,或者练字,描画戏台前的浮雕。[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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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段时间,他因为所在部队全军覆没被遣散,到芷江投亲,舅父黄巨川同姨父熊捷三每天作诗,他替他们抄诗,开始学写小楷字。不久就自己做点半通不通的五律七律,恰巧又自以为爱上了一个女孩子而且为那女孩子所爱,就无日无夜作情诗,结果是被骗去很多钱。在这个时期,接触到外国文学,那是姨父家中的两大箱商务印行的《说部丛书》,“这些书便轮流作了我最好的朋友。我记得迭更司的《冰雪姻缘》《滑稽外史》《贼史》这三部书,反复约占去了我两个月的时间。我欢喜这种书,因为它告给我的正是我所要明白的。它不如别的书说道理,它只记下一些现象。即或它说的还是一种很陈腐的道理,但它却有本领把道理包含在现象中。我就是个不想明白道理却永远为现象所倾心的人”。[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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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又去当兵。有谁能够想象,这个小兵的包袱里,有一本值六块钱的《云麾碑》,值五块钱的《圣教序》,值两块钱的《兰亭序》,值五块钱的《虞世南夫子庙堂碑》,还有一部《李义山诗集》。“这份产业现在说来,依然是很动人的。”[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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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他在筸军统领官陈渠珍身边作书记约半年,日常的事务中有一件是保管整理大量的古书、字画、碑帖、文物,“这份生活实在是我一个转机,使我对于全个历史各时代各方面的光辉,得了一个从容机会去认识,去接近”。“无事可作时,把那些旧画一轴一轴的取出,挂到壁间独自来鉴赏,或翻开《西清古鉴》《薛氏彝器钟鼎款识》这一类书,努力去从文字与形体上认识房中铜器的名称和价值。再去乱翻那些书籍,一部书若不知道作者是什么时代的人时,便去翻《四库提要》。这就是说我从这方面对于这个民族在一段长长的年分中,用一片颜色,一把线,一块青铜或一堆泥土,以及一组文字,加上自己生命作成的种种艺术,皆得了一个初步普遍的认识。由于这点初步知识,使一个以鉴赏人类生活与自然现象为生的乡下人,进而对于人类智慧光辉的领会,发生了极宽泛而深切的兴味。”[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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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人类智慧光辉的领会,使人的性格发生了一些改变,特别是内部精神生活有了剧烈的变动,一个具体的表现是,“觉得异常寂寞”。“我需要几个朋友,那些老朋友却不能同我谈话。我要的是个听我陈述一分酝酿在心中十分混乱的感情。我要的是对于这种感情的启发与疏解,熟人中可没有这种人。”可是不久姨父聂仁德来了,他就去听这个姨父谈“宋元哲学”,谈“大乘”,谈“因明”,谈“进化论”。“但这么一来,我的幻想更宽,寂寞也就更大了。”“我总仿佛不知道应怎么办就更适当一点。我总觉得有一个目的,一件事业,让我去做,这事情是合于我的个性,且合于我的生活的,但我不明白这是什么事业,又不知用什么方法即可得来。”[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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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个时候,一个转机来了。沈从文调进陈渠珍办的报馆作校对,从长沙来了个受五四运动影响的印刷工人,带来好些新书新杂志,沈从文很快就对新书“投了降”,“不再看《花间集》,不再写《曹娥碑》,却喜欢看《新潮》《改造》了”。“为了读过些新书,知识同权力相比,我愿意得到智慧,放下权力。我明白人活到社会里应当有许多事情可作,应当为现在的别人去设想,为未来的人类去设想,为自己一点点理想受苦,不能随便马虎过日子,不能委屈过日子了。”[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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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痴呆想了整四天,做出一个决定,到北京去。没过多久,他就在北京西河沿一家小客店的旅客簿上,写下——“沈从文年二十岁学生湖南凤凰县人”,“便开始进到一个使我永远无从毕业的学校,来学那课永远学不尽的人生了”。[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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