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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里的“看”指的并不只是“眼睛”这一官的功能,而是代表全部“官觉”的感受,举凡颜色、声音、气味等等,皆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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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看”到了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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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路上“看到个帖子很有趣”,就一字不改地抄下来:“立招字人钟汉福,家住白洋河文昌阁大松树下右边,今因走失贤媳一枚,年十三岁,名曰金翠,短脸大口,一齿凸出,去向不明。若有人寻找弄回者,赏光洋二元,大树为证,决不吃言。谨白。”并说:“这人若多读些书,一定是个大作家。”[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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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许会觉得,这似乎没有什么意思;那么,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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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这河面静中有个好听的声音,是弄鱼人用一个大梆子,一堆火,搁在船头上,河中下了拦江钓,因此满河里去擂梆子,让梆声同火光把鱼惊起,慌乱的四窜便触了网。这梆声且轻重不同,故听来动人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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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船泊的地方是潭里,因此静得很,但却有种声音恐怕将使我睡不着。船底下有浪拍打,叮叮当当的响。时间已九点四十分,我的确得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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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鱼的梆声响得古怪,在这样安静地方,却听到这种古怪声音,四丫头若听到,一定又惊又喜。这可以说是一首美丽的诗,也可以说一种使人发迷着魔的符咒。因为在这种声音中,水里有多少鱼皆触了网,且同时一定也还有人因此联想到土匪来时种种空气的。三三,凡是在这条河里的一切,无一不是这样把恐怖、新奇同美丽揉和而成的调子![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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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还是没有什么感觉,那么,再看看这样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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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船停了,停到鸭窠围。中时候写信提到的“小阜平冈”应当名为“洞庭溪”。鸭窠围是个深潭,两山翠色逼人,恰如我写到翠翠的家乡。吊脚楼尤其使人惊讶,高矗两岸,真是奇迹。两山深翠,惟吊脚楼屋瓦为白色,河中长潭则湾泊木筏廿来个,颜色钱黄。地方有小羊叫,有妇女锐声喊“二老”,“小牛子”,且听到远处有鞭炮声,与小锣声。到这样地方,使人太感动了。四丫头若见到一次,一生也忘不了。你若见到一次,你饭也不想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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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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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已八点半了,各处还可听到人说话,这河中好像热闹得很。我还听到远远的有鼓声,也许是人还愿。风很猛,船中也冰冷的。但一个人心中倘若有个爱人,心中暖得很,全身就冻得结冰也不碍事的!这风吹得厉害,明天恐要大雪。羊还在叫,我觉得希奇,好好的一听,原来对河也有一只羊叫着,它们是相互应和叫着的。我还听到唱曲子的声音,一个年纪极轻的女子喉咙,使我感动得很。我极力想去听明白那个曲子,却始终听不明白。我懂许多曲子。想起这些人的哀乐,我有点忧郁。因这曲子我还记起了我独自到锦州,住在一个旅馆中的情形,在那旅馆中我听到一个女人唱大鼓书,给赶骡车的客人过夜,唱了半夜。我一个人便躺在一个大炕上听窗外唱曲子的声音,同别人笑语声。这也是二哥!那时节你大概在暨南读书,每天早上还得起床来做晨操!命运真使人惘然。[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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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许感觉着点什么了,但不是很明晰;那么就再看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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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若你见到纸背后那个地方,那点树,石头,房子,一切的配置,那点颜色的柔和,你会大喊大叫。不瞒你,我喊了三声!……这时一点儿风没有,天气且放了晴,薄薄的日头正照在我头上。我坐的地方是梢公脚边,他的桨把每次一推仿佛就要磕到我的头上,却永远不至于当真碰着我。河水已平,水流渐缓,两岸小山皆接连如佛珠,触目苍翠如江南的五月。竹子、松、杉,以及其他常绿树皆因一雨洗得异常干净。山谷中不知何处有鸡叫,有牛犊叫,河边有人家处,屋前后必有成畦的白菜,作浅绿色。小埠头停船处,且常有这种白菜堆积成A字形,或相间以红萝卜。三三,我纵有笔有照相器,这里的一切颜色,一切声音,以至于由于水面的静穆所显出的调子,如何能够一下子全部捉来让你望到这一切,听到这一切,且计算着一切,我叹息了。我感到生存或生命了。三三,我这时正像上行时在辰州较下游一点点和尚洲附近,看着水流所感到的一样。我好像智慧了许多,温柔了许多。[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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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到这里,你也许可以感受到那使他“智慧了许多,温柔了许多”的东西,你明白这一点;可是,你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他说“感到生存或生命了”?这一句话是不是太突兀了?为什么那些自然景物和自然化的普通人生活的日常景象,会让他“感到生存或生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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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留到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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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先来看更“表面”的问题。沈从文是在一条移动的船上“看”景物的,他描述景物是即时性的,就是随着船的移动边“看”边写,这个特点,从景物这方面来讲,是没有一个限定的范围,不是“看”某一处或几处的景物,而是船走到哪里“看”到哪里;从“看”这方面讲,是没有一个固定的视角,也没有一个固定的方向,这样的“看”不是“透视”,而是在不断变换的位置上“看”向不同的地方。从内在的“看”的观念上来说,我们在前面讲过,沈从文喜欢“看”却不为一般社会价值限定“眼光”,也就是心中没有“定见”;而从外在的“看”的方式来说,又是没有“定位”“定向”“定范围”的,这就使得沈从文的景物描写很“活泛”,流动不居,不是“死”的。有人说沈从文的景物描写清澈透明,但也很“表面”,没有“深度”,如果这个话不是用来挑剔和指责的,我倒同意;非但同意,而且要说这也正是沈从文的“好”。从“看”来说,“深度”是“焦点透视”产生的,要产生出“深度”,一定要有“定见”“定位”“定向”“定范围”,也就是说,一定要把“眼光”所及的东西对象化,用“眼光”去“占有”景物,使景物屈从于“眼光”,以便“攫取”景物而产生出解释的“深度”。沈从文的“看”,却不是“占有”式的,他虽然未必达到庄子所说的“使物自喜”的境界,却也庶几近之,因为有意无意间习得了“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的观物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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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观物方式,因在一条船上的客观环境而表现得特别突出,但即便是在其他作品中,沈从文的景物描写其实也是如此。一般说来,沈从文的景物描写很受推崇,不过多数人只是从用字、用词的贴切和语言的独特性等方面来说明他的景物描写之好,诚然不错,但根本还在观物方式以及观物的传达方式上。就此而言,沈从文从传统中国的观感传达方式上受惠多多,且深入骨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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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九讲 三、沈从文作品里的人,与启蒙的新文学里的人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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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在桃源雇了一条小船,水手三人,舵手五十多岁,前舱板一个大人,一个孩子,“两个人的职务是船在滩上时,就撑急水篙,左边右边下篙,把钢钻打得水中石头作出好听的声音。到长潭时则荡桨,躬起个腰推扳长桨,把水弄得哗哗的,声音也很幽静温柔。到急水滩时,则两人背了纤索,把船拉去,水急了些,吃力时就伏在石滩上,手足并用的爬行上去”。[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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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谈起这些水手,似乎有说不完的话。他兴致勃勃地听他们说“野话”——城里人会把这叫作“脏话”,沈从文却称为“野话”,“野”和“脏”的区别就太大了;他仔仔细细地计算他们每天可得多少钱;他知道每天两毛钱从天亮拉到天黑的船夫在这条河里有三十万,他熟悉他们的希望、高兴和不高兴。“他们的希望只是多吃一碗饭,多吃一片肉,拢岸时得了钱,就拿去花到吊脚楼上女人身上去,一回两回,钱完事了,船又应当下行了。天气虽有冷热,这些人生活却永远是一样的。他们也不高兴,为了船搁浅,为了太冷太热,为了租船人太苛刻。他们也常大笑大乐,为了顺风扯篷,为了吃酒吃肉,为了说点粗糙的关于女人的故事。他们也是个人,但与我们都市上的所谓‘人’却相离多远!一看到这些人说话,一同到这些人接近,就使我想起一件事情,我想好好的来写他们一次。我相信我若动手来写,一定写得很好。但我总还嫌力量不及,因为本来这些人就太大了。”[42]为什么说这些人“太大了”呢?过后不久,他说起这些人的生活,又写道:“真可以说是庄严得很!”[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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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庄严”,可不是不知情的廉价的赞美。沈从文很清楚,水面上人生活很悲惨,就连船主做鸦片烟生意也无利可图,地方经济一天比一天坏。水不只是美丽的景致,它的可怕处水手们最懂得。他船上的那个一毛钱一天的小水手,过险滩时一下子被篙子弹到水里,侥幸被救起后抱着桅子荷荷地哭。“我现在方明白住在湘西上游的人,出门回家家中人敬神的理由。从那么一大堆滩里上行,所依赖的固然是船夫,船夫的一切,可真靠天了。”[44]纵然如此,这些人的日常生活,依然有声有色,在沈从文看来,这是“多动人的图画!”“提到这些时我是很忧郁的,因为我认识他们的哀乐,看他们也依然在那里把每个日子打发下去,我不知道怎么样总有点忧郁。正同读一篇描写西伯利亚方面农人的作品一样,看到那些文章,使人引起无言的哀戚。我如今不止看到这些人生活的表面,还用过去一份经验接触这种人的灵魂。真是可哀的事!我想我写到这些人生活的作品,还应当更多一些!”[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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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文学的发生,是和“人的文学”的倡导为一体的,而新文学对“人”的发现,又是与现代中国的文化启蒙紧密纠缠在一起的。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新文学担当了文化启蒙的责任,新文学作家自觉为启蒙的角色,在他们的“人的文学”中,先觉者、已经完成启蒙或正在接受启蒙过程中的人、蒙昧的人,似乎处在不同的文化等级序列中。特别是蒙昧的人,他们占大多数,从而构成了中国社会文化的基本状况。而这个基本状况是要被新文化改变甚至改造的,所以这蒙昧的民众就成为文学的文化批判、启蒙、救治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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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按照这样一个大的文化思路和文学叙事模式,沈从文湘西题材作品里的人物,大多应该处在被启蒙的位置。但沈从文没有跟从这个模式。他似乎颠倒了启蒙和被启蒙的关系,他的作品的叙述者,和作品中的人物比较起来,并没有处在优越的位置上,相反这个叙述者却常常从那些愚夫愚妇身上受到“感动”和“教育”。而沈从文作品的叙述者,常常又是与作者统一的,或者就是同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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