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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里的“看”指的并不只是“眼睛”这一官的功能，而是代表全部“官觉”的感受，举凡颜色、声音、气味等等，皆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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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看”到了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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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路上“看到个帖子很有趣”，就一字不改地抄下来：“立招字人钟汉福，家住白洋河文昌阁大松树下右边，今因走失贤媳一枚，年十三岁，名曰金翠，短脸大口，一齿凸出，去向不明。若有人寻找弄回者，赏光洋二元，大树为证，决不吃言。谨白。”并说：“这人若多读些书，一定是个大作家。”[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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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许会觉得，这似乎没有什么意思；那么，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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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这河面静中有个好听的声音，是弄鱼人用一个大梆子，一堆火，搁在船头上，河中下了拦江钓，因此满河里去擂梆子，让梆声同火光把鱼惊起，慌乱的四窜便触了网。这梆声且轻重不同，故听来动人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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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船泊的地方是潭里，因此静得很，但却有种声音恐怕将使我睡不着。船底下有浪拍打，叮叮当当的响。时间已九点四十分，我的确得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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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鱼的梆声响得古怪，在这样安静地方，却听到这种古怪声音，四丫头若听到，一定又惊又喜。这可以说是一首美丽的诗，也可以说一种使人发迷着魔的符咒。因为在这种声音中，水里有多少鱼皆触了网，且同时一定也还有人因此联想到土匪来时种种空气的。三三，凡是在这条河里的一切，无一不是这样把恐怖、新奇同美丽揉和而成的调子！[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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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还是没有什么感觉，那么，再看看这样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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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船停了，停到鸭窠围。中时候写信提到的“小阜平冈”应当名为“洞庭溪”。鸭窠围是个深潭，两山翠色逼人，恰如我写到翠翠的家乡。吊脚楼尤其使人惊讶，高矗两岸，真是奇迹。两山深翠，惟吊脚楼屋瓦为白色，河中长潭则湾泊木筏廿来个，颜色钱黄。地方有小羊叫，有妇女锐声喊“二老”，“小牛子”，且听到远处有鞭炮声，与小锣声。到这样地方，使人太感动了。四丫头若见到一次，一生也忘不了。你若见到一次，你饭也不想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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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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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已八点半了，各处还可听到人说话，这河中好像热闹得很。我还听到远远的有鼓声，也许是人还愿。风很猛，船中也冰冷的。但一个人心中倘若有个爱人，心中暖得很，全身就冻得结冰也不碍事的！这风吹得厉害，明天恐要大雪。羊还在叫，我觉得希奇，好好的一听，原来对河也有一只羊叫着，它们是相互应和叫着的。我还听到唱曲子的声音，一个年纪极轻的女子喉咙，使我感动得很。我极力想去听明白那个曲子，却始终听不明白。我懂许多曲子。想起这些人的哀乐，我有点忧郁。因这曲子我还记起了我独自到锦州，住在一个旅馆中的情形，在那旅馆中我听到一个女人唱大鼓书，给赶骡车的客人过夜，唱了半夜。我一个人便躺在一个大炕上听窗外唱曲子的声音，同别人笑语声。这也是二哥！那时节你大概在暨南读书，每天早上还得起床来做晨操！命运真使人惘然。[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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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许感觉着点什么了，但不是很明晰；那么就再看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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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若你见到纸背后那个地方，那点树，石头，房子，一切的配置，那点颜色的柔和，你会大喊大叫。不瞒你，我喊了三声！……这时一点儿风没有，天气且放了晴，薄薄的日头正照在我头上。我坐的地方是梢公脚边，他的桨把每次一推仿佛就要磕到我的头上，却永远不至于当真碰着我。河水已平，水流渐缓，两岸小山皆接连如佛珠，触目苍翠如江南的五月。竹子、松、杉，以及其他常绿树皆因一雨洗得异常干净。山谷中不知何处有鸡叫，有牛犊叫，河边有人家处，屋前后必有成畦的白菜，作浅绿色。小埠头停船处，且常有这种白菜堆积成A字形，或相间以红萝卜。三三，我纵有笔有照相器，这里的一切颜色，一切声音，以至于由于水面的静穆所显出的调子，如何能够一下子全部捉来让你望到这一切，听到这一切，且计算着一切，我叹息了。我感到生存或生命了。三三，我这时正像上行时在辰州较下游一点点和尚洲附近，看着水流所感到的一样。我好像智慧了许多，温柔了许多。[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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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到这里，你也许可以感受到那使他“智慧了许多，温柔了许多”的东西，你明白这一点；可是，你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他说“感到生存或生命了”？这一句话是不是太突兀了？为什么那些自然景物和自然化的普通人生活的日常景象，会让他“感到生存或生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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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留到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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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先来看更“表面”的问题。沈从文是在一条移动的船上“看”景物的，他描述景物是即时性的，就是随着船的移动边“看”边写，这个特点，从景物这方面来讲，是没有一个限定的范围，不是“看”某一处或几处的景物，而是船走到哪里“看”到哪里；从“看”这方面讲，是没有一个固定的视角，也没有一个固定的方向，这样的“看”不是“透视”，而是在不断变换的位置上“看”向不同的地方。从内在的“看”的观念上来说，我们在前面讲过，沈从文喜欢“看”却不为一般社会价值限定“眼光”，也就是心中没有“定见”；而从外在的“看”的方式来说，又是没有“定位”“定向”“定范围”的，这就使得沈从文的景物描写很“活泛”，流动不居，不是“死”的。有人说沈从文的景物描写清澈透明，但也很“表面”，没有“深度”，如果这个话不是用来挑剔和指责的，我倒同意；非但同意，而且要说这也正是沈从文的“好”。从“看”来说，“深度”是“焦点透视”产生的，要产生出“深度”，一定要有“定见”“定位”“定向”“定范围”，也就是说，一定要把“眼光”所及的东西对象化，用“眼光”去“占有”景物，使景物屈从于“眼光”，以便“攫取”景物而产生出解释的“深度”。沈从文的“看”，却不是“占有”式的，他虽然未必达到庄子所说的“使物自喜”的境界，却也庶几近之，因为有意无意间习得了“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的观物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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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观物方式，因在一条船上的客观环境而表现得特别突出，但即便是在其他作品中，沈从文的景物描写其实也是如此。一般说来，沈从文的景物描写很受推崇，不过多数人只是从用字、用词的贴切和语言的独特性等方面来说明他的景物描写之好，诚然不错，但根本还在观物方式以及观物的传达方式上。就此而言，沈从文从传统中国的观感传达方式上受惠多多，且深入骨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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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九讲 三、沈从文作品里的人，与启蒙的新文学里的人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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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在桃源雇了一条小船，水手三人，舵手五十多岁，前舱板一个大人，一个孩子，“两个人的职务是船在滩上时，就撑急水篙，左边右边下篙，把钢钻打得水中石头作出好听的声音。到长潭时则荡桨，躬起个腰推扳长桨，把水弄得哗哗的，声音也很幽静温柔。到急水滩时，则两人背了纤索，把船拉去，水急了些，吃力时就伏在石滩上，手足并用的爬行上去”。[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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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谈起这些水手，似乎有说不完的话。他兴致勃勃地听他们说“野话”——城里人会把这叫作“脏话”，沈从文却称为“野话”，“野”和“脏”的区别就太大了；他仔仔细细地计算他们每天可得多少钱；他知道每天两毛钱从天亮拉到天黑的船夫在这条河里有三十万，他熟悉他们的希望、高兴和不高兴。“他们的希望只是多吃一碗饭，多吃一片肉，拢岸时得了钱，就拿去花到吊脚楼上女人身上去，一回两回，钱完事了，船又应当下行了。天气虽有冷热，这些人生活却永远是一样的。他们也不高兴，为了船搁浅，为了太冷太热，为了租船人太苛刻。他们也常大笑大乐，为了顺风扯篷，为了吃酒吃肉，为了说点粗糙的关于女人的故事。他们也是个人，但与我们都市上的所谓‘人’却相离多远！一看到这些人说话，一同到这些人接近，就使我想起一件事情，我想好好的来写他们一次。我相信我若动手来写，一定写得很好。但我总还嫌力量不及，因为本来这些人就太大了。”[42]为什么说这些人“太大了”呢？过后不久，他说起这些人的生活，又写道：“真可以说是庄严得很！”[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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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庄严”，可不是不知情的廉价的赞美。沈从文很清楚，水面上人生活很悲惨，就连船主做鸦片烟生意也无利可图，地方经济一天比一天坏。水不只是美丽的景致，它的可怕处水手们最懂得。他船上的那个一毛钱一天的小水手，过险滩时一下子被篙子弹到水里，侥幸被救起后抱着桅子荷荷地哭。“我现在方明白住在湘西上游的人，出门回家家中人敬神的理由。从那么一大堆滩里上行，所依赖的固然是船夫，船夫的一切，可真靠天了。”[44]纵然如此，这些人的日常生活，依然有声有色，在沈从文看来，这是“多动人的图画！”“提到这些时我是很忧郁的，因为我认识他们的哀乐，看他们也依然在那里把每个日子打发下去，我不知道怎么样总有点忧郁。正同读一篇描写西伯利亚方面农人的作品一样，看到那些文章，使人引起无言的哀戚。我如今不止看到这些人生活的表面，还用过去一份经验接触这种人的灵魂。真是可哀的事！我想我写到这些人生活的作品，还应当更多一些！”[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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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文学的发生，是和“人的文学”的倡导为一体的，而新文学对“人”的发现，又是与现代中国的文化启蒙紧密纠缠在一起的。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新文学担当了文化启蒙的责任，新文学作家自觉为启蒙的角色，在他们的“人的文学”中，先觉者、已经完成启蒙或正在接受启蒙过程中的人、蒙昧的人，似乎处在不同的文化等级序列中。特别是蒙昧的人，他们占大多数，从而构成了中国社会文化的基本状况。而这个基本状况是要被新文化改变甚至改造的，所以这蒙昧的民众就成为文学的文化批判、启蒙、救治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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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按照这样一个大的文化思路和文学叙事模式，沈从文湘西题材作品里的人物，大多应该处在被启蒙的位置。但沈从文没有跟从这个模式。他似乎颠倒了启蒙和被启蒙的关系，他的作品的叙述者，和作品中的人物比较起来，并没有处在优越的位置上，相反这个叙述者却常常从那些愚夫愚妇身上受到“感动”和“教育”。而沈从文作品的叙述者，常常又是与作者统一的，或者就是同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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