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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再大胆一点,我还要说,可能在《湘行散记》的其他某几个篇章里,也多少存在着程度不等的虚构成分。作者多年后写《〈长河〉题记》,提到《湘行散记》,就说是“属小说游记”;[60]但我更想说的是,正是这些可能存在的恰当妥帖的虚构,非但没有造成《湘行散记》真实性的降低,反而把在某时某地事实上不够充分的真实,发展到它可能发展到的充分程度,换句话说,就是真实得到了实现。就此而言,虚构也成为成就《湘行散记》的一种成分,当然也得警惕,不可夸大这种成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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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行散记》里其余的三篇,《鸭窠围的夜》《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日》《辰河小船上的水手》,所写与书简大致相同,是书简相关内容的剪裁、整理、补充、修饰,而有时候干脆就是直接从书简里照搬过来的。这三篇,再加上《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我以为是《湘行散记》里写得特别好的几篇。而相关的内容在书简里,也是书简中特别精彩的部分;它们在《湘行散记》里的“重现”,让人觉得理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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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是回到书信这种形式的私人性质上来。这本来是“三三专利读物”,里面有儿女情长,有感人至深的爱的表达,非常自然。如果没有这么爱着的一个人,没有这么一个收信人和读信人,即使爱写信如沈从文,还会不会写出这么些信来,是大可怀疑的。但是,就是在这些因爱而产生的信里面,我们常见的那种儿女情长的私话却是很少的,沈从文写了那么多,不计巨细,细微如船舱底下流水的声音,重大如民族、生命、历史,甚至大到一个比人的世界更大的世界,而当这一切出现在书简里,同样也非常自然。现在我们常常谈到私人空间、个人空间的问题,这样特意地提出来强调,其实是把私人空间、个人空间狭窄化了,与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割裂了。私人空间、个人空间可以有多大呢?私人的爱的空间可以有多大呢?私人性质的写作、个人化写作,它的空间有多大呢?《湘行书简》可以做一个讨论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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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九讲 第三讲 《边城》:这个世界有它的悲哀,却在困难中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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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哪些因素酝酿了《边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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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城》最初连载于《国闻周报》第十一卷第一至四期(一九三四年一月一日至二十一日)、第十至十六期(三月十二日至四月二十三日),一九三四年由上海生活书店初版,一九四三年九月开明书店出版改订本。《沈从文全集》据开明书店改订本编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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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城》写的是湘西边境靠近川东的小城茶峒,不是沈从文的家乡小城凤凰。沈从文二十岁时随部队移防川东,经过这里,见过用木头编成的渡筏,他在《从文自传》里特意提到这种渡筏:“那些渡筏的印象,十年后还在我的记忆里,极其鲜明占据了一个位置。(《边城》即由此写成。)”[61]括号里的话,当是自传校改的时候加上去的。沈从文一生见过许许多多的船,但那样的渡船,他跟汪曾祺说,平生只看见过一次,就是在茶峒附近的棉花坡。[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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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边城》的缘起,首先得追溯到作者在茶峒这个地方的经验。“民十随部队入川,由茶峒过路,住宿二日,曾从有马粪城门口至城中二次,驻防一小庙中,至河街小船上玩数次。开拔日微雨,约四里始过渡,闻杜鹃极悲哀。是日翻上棉花坡,约高上二十五里,半路见路劫致死者数人。山顶堡砦已焚毁多日。”这些话,是作者一九四八年题写在《边城》初版样书上的一段文字的开头部分,这段文字作为《新题记》,遵照作者生前的要求,编入全集。[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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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城》原有《题记》,但多数时候不被重视;一些作品选本在选《边城》的时候也只有正文,不选《题记》。《新题记》收入全集前没发表过,却含有关于《边城》创作的重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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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面那段话后,《新题记》接着写:“民二十二至青岛崂山北九水路上,见村中有死者家人‘报庙’行列,一小女孩奉灵幡引路。因与兆和约,将写一故事引入所见。”此番情景,《水云》第四节有过交代:“故事上的人物,一面从一年前在青岛崂山北九水旁所见的一个乡村女子,取得生活的必然,一面就用身边黑脸长眉新妇作范本,取得性格上的素朴良善式样。一切充满了善,充满了完美高尚的希望,然而到处是不凑巧。既然是不凑巧,因之素朴的良善与单纯的希望终难免产生悲剧。”[64]这个印象一定是非常深刻的,在未曾完稿的自传的一章《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中,他又有描述:“还是一次去崂山玩时,路过一小乡村中,碰到人家有老者死亡,报庙招魂当中一个小女儿的哭泣,形成《边城》写作的幻念。记得当时即向面前的朋友许下愿心:‘我懂得这个有丧事女孩子的欢乐和痛苦,正和懂得你的纯厚与爱好一样多一样深切。我要把她的不幸,和你为人的善良部分结合起来,好好用一个故事重现,作为我给你一件礼物。你信不信?”[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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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行散记·老伴》回忆起作者刚当小兵时在泸溪县的一些事情,那时的伙伴中有一个叫“傩佑”,看中了城街上绒线铺的女孩子,“那女孩子名叫‘翠翠’,我写《边城》故事时,弄渡船的外孙女,明慧温柔的品性,就从那绒线铺小女孩脱胎而来”。十多年后重游故地,来到绒线铺前,一个叫小翠的女孩辫发上缠着一缕白绒线,她妈妈翠翠刚死了不久。“我被‘时间’意识猛烈的掴了一巴掌。”[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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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题记》又接着说:“九月至平结婚,即在达子营住处小院中,用小方桌在树荫下写第一章。在《国闻周报》发表。入冬返湘看望母亲,来回四十天,在家乡三天,回到北平续写。二十三年母亲死去,书出版时心中充满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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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边城》的写作过程,因为中间插入回乡看望病危的母亲而中断。在返湘前,沈从文刚结了婚,既有世俗的名誉,又获得了梦寐以求的爱情。达子营新居还来了一位年轻的客人巴金,沈从文把书房让给客人创作《雷》和《电》的前半部分,自己则在院中小方桌上,“一面让细碎阳光晒在纸上,一面也将我某种受压抑的梦写在纸上”。“我准备创造一点纯粹的诗,与生活不相粘附的诗。”[67]可是,母亲的病危使这温馨幸福的氛围不得持续。沈从文一九三四年一月七日启程返乡,这是他离乡十年来第一次回湘西;回到北平不久,就收到大哥信,得知母亲二月十三日病故,丧事也办了。续写《边城》是在这样的事情发生后进行的。到四月十九日,《边城》写完,四月二十四日写成《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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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题记》最后总结说:“二十年来生者多已成尘成土,死者在生人记忆中亦淡如烟雾,惟书中人与个人生命成一希奇结合,俨若可以不死,其实作品能不死,当为其中有几个人在个人生命中影响,和几种印象在个人生命中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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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三百多字的《新题记》为主要线索,综合其他文本,大致可以探知是哪些人事、哪些因由,合在一起发酵、酝酿了《边城》。之所以要费力这样做,不是为了“考证”《边城》的现实来源,更不想把它“坐实”;同时也不是为了说明小说创作的方法,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里说,他写人物,“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68]《边城》的写作也可以证明这一点,但这不是我们关心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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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关心的是,这些发酵、酝酿了《边城》的因素的性质:这些性质渗透进作品,在作品中起着微妙而重要的作用。因而,对这些因素的性质的理解,也极大地影响着对作品本身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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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杜鹃极悲哀”,“见路劫致死者数人。山顶堡砦已焚毁多日”;碰见老者死亡,小女儿报庙招魂哭泣,想到把“不幸”和为人的“善良”结合起来,“好好用一个故事重现”;当年的“翠翠”已死,“小翠”又长成母亲的模样;“将我某种受压抑的梦写在纸上”,“创造一点纯粹的诗”;“母亲死去,书出版时心中充满悲伤。”——用不着概括,这些经验、记忆、情绪和思想的性质,就已经形成集中而强烈的感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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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九讲 二、翠翠和翠翠生活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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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就情节来说,《边城》写的是翠翠的故事;翠翠的故事后面,隐现着翠翠父母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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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翠的故事很简单:茶峒山城一里外的小溪边,看渡船的老船夫和外孙女翠翠相依为命;茶峒城里船总顺顺的两个儿子,大老天保和二老傩送,都看上了翠翠。翠翠爱二老傩送,不爱大老天保。天保失望之下驾船离家,失事淹死;傩送因为哥哥的死在心里结了疙瘩,也驾船出外了。雷雨之夜,老船夫死了,就剩下翠翠一个人。翠翠心里想着的那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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