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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42214 翠翠与老船夫共享这寂静安闲的生活,但老船夫和翠翠却不同。可以把翠翠叫作“自然人”,却不能这样叫老船夫,因为“教育”老船夫的,除了自然,还有人事。他和翠翠在同样的山水里,却比翠翠多了人世的阅历和沧桑的经验。这是其一;其二,同时也因为阅历和经验,他所感受的自然,也不像翠翠那样单纯明朗,而多了些复杂和沉重的成分以及莫可名状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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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42216 比这个生活圆圈更大的,就是茶峒山城的生活了。在这个世界里出现了船总顺顺和他的两个儿子天保、傩送,出现了端午节划船比赛,出现了茶峒日常的人事和普通的场景。茶峒的风土人情,并不像我们在一般小说里看到的那样,仅是作为故事的“背景”来写的,它本身就是小说要着力描述的重点和中心,它和故事出现在同一个层面,而不是“附属”或“陪衬”在故事的后面。这就是为什么上面说《边城》写的是翠翠的故事时,前面要加个限制,“单就情节来说”。小说的名字叫《边城》,如果换成“翠翠的故事”,就简单了许多,单薄了许多。“边城”不只是一个地理环境,它还是一种不同的文化、一种不同的价值的象征。写《边城》,就是写“中国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种事情”。[71]“边城”不是为了翠翠才存在的,“边城”是和翠翠一道出现在作品里,共同成就了这个作品,因而也共同确立了各自在文学中的存在的。甚至也可以说,翠翠是“边城”的一个点、一条线、一支动人的曲子,或者说,翠翠是“边城”的一个例子、一个代表。沈从文作品里的景物描写,风土叙述,人情刻画,往往不是“背景”而是“前景”,不是“陪衬”而是“主体”,这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并不限于《边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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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42218 流经“边城”的河叫酉水,“两岸多高山,山中多可以造纸的细竹,长年作深翠颜色,迫人眼目。近水人家多在桃杏花里,春天时只需注意,凡有桃花处必有人家,凡有人家处必可沽酒。夏天则晒晾在日光下耀目的紫花布衣袴,可以作为人家所在的旗帜。秋冬来时,人家房屋在悬崖上的,滨水的,无不朗然入目。黄泥的墙,乌黑的瓦,位置则永远那么妥贴,且与四围环境极其调和,使人迎面得到的印象,实在非常愉快”。[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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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42220 边地风俗淳朴,淳朴到做妓女,“也永远那么浑厚”。沈从文选择写妓女来突出边地人情,实在有挑战世俗社会价值的意思,但这挑战,换个人来处理,就极有可能处理得突兀,僵硬,而在沈从文写来,却非常自然,自然到让人觉得,在这个地方做妓女就一定是这个样子。他写妓女多靠商人维持生活,恩情所结,却多在水手。写妓女和水手的感情,简直就是写一种奇特而朴素的爱情。“感情好的,别离时互相咬着嘴唇咬着脖颈发了誓,约好了‘分手后各人皆不许胡闹’;四十天或五十天,在船上浮着的那一个,同在岸上蹲着的这一个,便皆呆着打发这一堆日子,尽把自己的心紧紧缚定远远的一个人。尤其是妇人,情感真挚痴到无可形容,男子过了约定时间不回来,做梦时,就总常常梦船拢了岸,那一个人摇摇荡荡的从船板到了岸上,直向身边跑来。或日中有了疑心,则梦里必见那个男子在桅子上向另一方面唱歌,却不理会自己。性格弱一点的,接着就在梦里投河吞鸦片烟,性格强一点的,便手执菜刀,直向那水手奔去。”[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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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42222 这里可以见出沈从文叙述的一个典型而重要的特征。他写的不是某一个具体的妓女和水手,也不是具体的某时某刻的场景,他写的是复数,是常态,但奇妙的是,这对于复数和常态的叙述却异常逼真。不同于一般对复数人物和常态情景叙述的平板和面目模糊,沈从文的叙述,能以非常生动鲜活的细节和特殊性处理,达到复数人物和常态情景的具体性。这样的叙述特征,在沈从文的许多作品里都能见到。在这里他通过写复数妓女的常态生活而见山城的风俗人情,也见一种不同的道德、价值和文化。“短期的包定,长期的嫁娶,一时间的关门,这些关于一个女人身体上的交易,由于民情的淳朴,身当其事的不觉得如何下流可耻,旁观者也就从不用读书人的观念,加以指摘与轻视。这些人既重义轻利,又能守信自约,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较之知羞耻的城市中人还更可信任。”[74]叙述的话头一转,“挑衅”般地扯出“读书人的观念”“城市中人”来,可不是无端起事:即使我们姑且承认沈从文的《边城》是他用文字造的一个桃花源,那这个桃花源,也不是用来做逃避的去处的,它具有积极的反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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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42224 它要“挑衅”和反叛的世界,在翠翠的生活世界之外。翠翠生活世界的圆周,最大就只是“边城”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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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42229 沈从文九讲 [:1706041452]
1706042230 沈从文九讲 三、这个世界,有它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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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42232 这个风景如画、人情美好的世界,有它的悲哀。这个悲哀可从人事上说,也可从自然上说。说到最后,人事上的悲哀和自然上的悲哀可以归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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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42234 在小说的第一章,作者就交代了翠翠母亲的故事:她和一个军人唱歌相熟后有了私情,军人服毒自杀,她在生下孩子之后也追随赴死。到第七章,翠翠母亲的故事第二次出现。第一次出现是叙述者直接对着读者讲的,不经过小说中的人物;第二次是出现在老船夫的意识和思想里,他眼看着翠翠越来越像母亲,心里就不免记起旧事。到第十一章,第三次出现,这是老船夫以为明白翠翠的心事的时候,“便把眼睛向远处望去,在空雾里望见了十六年前翠翠的母亲,老船夫心中异常柔和了。轻轻的自言自语说:‘每一只船总要有个码头,每一只雀儿得有个窠。’他同时想起那个可怜的母亲过去的事情,心中有了一点隐痛,却勉强笑着”。他告诉翠翠大老托人来做媒,“翠翠不作声,心中只想哭,可是也无理由可哭。祖父还是再说下去,便引到死过了的母亲来。老人话说了一阵,沉默了。翠翠悄悄把头撂过一些,见祖父眼中业已酿了一汪眼泪。翠翠又惊又怕,怯生生的说:‘爷爷,你怎么的?’”[75]第四次、第五次是紧接着出现在第十二章、十三章里,三章的连续出现,而且一次比一次清晰地指向某个似乎难以逃开的阴影。第十二章,老船夫隐约觉得翠翠爱二老不爱大老,“再想下去便是……想到了这里时,他笑了,为了害怕而勉强笑了。其实他有点忧愁,因为他忽然觉得翠翠一切全像那个母亲,而且隐隐约约便感觉到这母女二人共通的命运”。[76]说到“共通的命运”这地步,对老船夫来说,不祥和悲哀的感觉其实已经全部出来了。那么翠翠呢?在第十一章,老船夫和翠翠说起她母亲的事,但接下来只写了翠翠对祖父流泪的惊怕;第十三章,才有了翠翠对母亲故事的感受。一方面是,祖父“说了些那个可怜母亲的乖巧处,同时且说到那可怜母亲性格强硬处,使翠翠听来神往倾心”。更有一方面是,“翠翠抱膝坐在月光下,傍着祖父身边,问了许多关于那个可怜母亲的故事。间或吁一口气,似乎心中压上了些分量沉重的东西,想挪移得远一点,才吁着这种气,可是却无从把那种东西移开”。[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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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42236 叙述到这个地方,翠翠母亲的故事在小说中的存在,就一步一步地推进到最高程度了。一开始,它只存在于叙述者“客观”的叙述中;第二步,它出现在老船夫的心里,并在他的心里逐渐强化,越来越占有位置,直至达到对命运的预感;第三步,它到了翠翠的心里,成为压迫着她的无从挪移的沉重的东西。由于年少懵懂,翠翠对它的感知不可能与老船夫的感知等同,但是它既然已经成为翠翠无法移开的东西,就会一直等着她明白的一天。写到这种程度,就没有必要再写了,所以接下来一直到第二十章老船夫死去,都没有再提翠翠母亲的故事。最后的第二十一章,杨兵马跟翠翠说到她的父母,而且说到老船夫的事,说到围绕着翠翠所发生的一切翠翠先前不知道的种种,凡是以前不明白的,这会儿全明白了。明白了,也就长大了。明白了什么呢?我们一开始把翠翠叫作“自然人”,她受的“教育”是自然的“教育”;现在,我们得说,她受到了人事的“教育”,这其中,一定包含着对命运的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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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42238 小说中几次提到杜鹃,似乎都不引人注意。但既然沈从文多年后仍然记得年轻时过茶峒“闻杜鹃极悲哀”,我们不妨来看看小说中杜鹃出现在何种情境中。第十一章,老船夫想到翠翠母亲心中隐痛却勉强笑着时,翠翠正从山中黄鸟杜鹃叫声里,以及其他声音里,想到各种事情,其时来做媒的人刚走。第十三章,黄昏时,别的鸟都休息了,“只杜鹃叫个不息”。“翠翠看着天上的红云,听着渡口飘乡生意人的杂乱声音,心中有些儿薄薄的凄凉。”杜鹃的叫声和凄凉的感觉连在一起了,“于是,这日子成为痛苦的东西了。翠翠觉得好像缺少了什么。好像眼见到这个日子过去了,想要在一件新的人事上攀住它,但不成”。祖父不知道翠翠这时候的心境,只顾摆渡,翠翠忽然哭起来,“很觉得悲伤”,此时,“杜鹃又叫了”。[78]杜鹃的叫声引起悲哀和伤感,这当然不是沈从文的“发明”,但沈从文把它写进这么一个仿佛永远妥帖和谐的环境里,写进一个刚刚开始接触一点人生上事情的少女的感受和意识里,就不是重复文学滥调,而是他个人心思的文学表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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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42240 我在这一讲开始的部分,引述过沈从文关于《边城》的这么几句话:“一切充满了善,充满了完美高尚的希望,然而到处是不凑巧。既然是不凑巧,因之素朴的良善与单纯的希望终难免产生悲剧。”本来,这似乎是个容易圆满起来的故事,翠翠和二老彼此喜欢,如果一开始就直接表达出来了,好像没有谁会反对;但偏偏是,两人的心思,要经过许多的环节和曲折才流露出来,这中间,就牵连进许多的人与事。老船夫最为操心,反被认为为人弯弯曲曲;大老因为跟二老用唱歌的方式竞争无望,就离家跟船去了,名字取老天保佑意思的他却失事而死;哥哥死了,二老的歌也不唱了,翠翠只在梦里朦朦胧胧听过一回,第二天要真真实实地听,却没等来。因不凑巧而误会,结疙瘩,结果只好是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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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42242 为什么在人事的安排上,从翠翠父母的事到翠翠的事,都那么不能如人意呢?这个问题,老船夫很深地想过。“祖父是一个在自然里活了七十年的人,但在人事上的自然现象,就有了些不能安排处。”翠翠母亲从认识那个兵到丢开老的和小的,陪那个兵死去,“这些事从老船夫说来谁也无罪过,只应‘天’去负责。翠翠的祖父口中不怨天,心中却不能完全同意这种不幸的安排”。[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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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42244 “天”这个概念,在《边城》这部作品中非常重要。“天”不是自然,在沈从文的思想里,自然和人事是并列在同一个层面的两种现象,人可以在自然中“长养”、接受自然的“教育”,也可以在人事中历练、接受人事的“教育”,“天”却是笼罩自然和人事的东西,它有意志、有力量安排人事,干预人间。更重要的是,“天”的意志并不在乎人的意愿。即所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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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42246 在众多关于《边城》的评论中,沈从文似乎只首肯过刘西渭(李健吾)的一篇,这篇文章里有这么一段:“作者的人物虽说全部良善,本身却含有悲剧的成分。唯其良善,我们才更易于感到悲哀的分量。这种悲哀,不仅仅由于情节的演进,而是自来带在人物的气质里的。自然越是平静,‘自然人’越显得悲哀:一个更大的命运影罩住他们的生存。这几乎是自然一个永久的原则:悲哀。”[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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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42248 这一段话,每一句是一层意思,所有的意思又交织在一起,仔细想起来很复杂。如果人物本身就含有悲剧成分,那么悲剧就不是——或者至少不完全是——在事情的发展变化过程中产生的,也就是说,即使能够改变事情发展变化的过程,也未必就能够避免悲剧;人物自来的气质里就有悲哀,那是因为,自来就有一个笼罩着他们的命运;可是悲哀为什么会是自然“永久的原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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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42250 如果反过来,用小说的叙述为这段评论做个“注释”的话,这样一个简单的情境就够了:在第二章,描述茶峒地势,凭水依山筑城,河街房子莫不设有吊脚楼,“某一年水若来得特别猛一些,沿河吊脚楼,必有一处两处为大水冲去,大家皆在城上头呆望。受损失的也同样呆望着,对于所受的损失仿佛无话可说,与在自然安排下,眼见其他无可挽救的不幸来时相似”。[81]“无可挽救的不幸”之所以“无可挽救”,是因为它出自高于人事能力的意志,“边城”人对此只能“无话可说”,“呆望着”。他们“呆望”不幸,也即是对天地不仁的无可奈何的体会、默认和领受,“呆望”的神情,也因为体会、默认和领受而可以说是自身悲剧成分和自来悲哀气质的外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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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42252 自身悲剧成分和自来悲哀气质既然是把天地不仁“内化”为个人命运的结果,那么,天地不仁在这里就不是一种表面的感慨,一种责任的推诿,一种无知无识的愚昧,一种知识和逻辑的推论。这个世界有它的悲哀,这个世界自来就带着悲哀的气质在体会、默认和领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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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42257 沈从文九讲 [:1706041453]
1706042258 沈从文九讲 四、用文字包裹伤痕,在困难中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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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42260 一九三六年,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从文小说习作选》,《习作选集代序》里谈到《边城》,说:“这作品原本近于一个小房子的设计,用少料,占地少,希望她既经济而又不缺少空气和阳光。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我主意不在领导读者去桃源旅行,却想借重桃源上行七百里路酉水流域一个小城小市中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有的一分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82]在这段解释的前面,有这样“指责”读者的话:“我作品能够在市场上流行,实际上近于买椟还珠,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83]那么,作者在作品背后隐藏的,到底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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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42262 一九四九年,沈从文在命运的转折处写下了一些回顾人生经验的自白性文字,生前都没有发表。其中《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提到《边城》时说:“不幸得很是直到二十四年,才有个刘西渭先生,能从《边城》和其他《三三》等短篇中,看出诗的抒情与年青生活心受伤后的痛楚,交织在文字与形式里,如何见出画面并音乐效果。”又说:“这个作品原来是那么情绪复杂背景鲜明中完成的。过去的失业,生活中的压抑、痛苦,以及音乐和图画吸入生命总量,形成的素朴激情,旋律和节度,都融汇而为一道长流,倾注入作品模式中,得到一回完全的铸造。”[84]这就说得比较清楚了,原来这个美丽精致的作品里面,融汇了作者个人“年青生活心受伤后的痛楚”,“过去的失业,生活中的压抑、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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