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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城》创作于沈从文个人生活的幸福时期，但是作者生命经验的连续性和不可分割性会使生活的分期无效。当我们一开始讨论是哪些因素酝酿了《边城》的时候，就没有把这部作品的形成孤立封闭在某一段时期内；但一开始我们还没有直接指向作者本人的生活痛苦。现在我们应该深切地感受到了，原来《边城》这样的作品蕴藏了作者以往的生命经验，是包裹了伤痕的文字，是在困难中的微笑。“一切都在‘微笑’中担当下来了。……这微笑有生活全部屈辱痛苦的印记。有对生命或人生无比深刻的悲悯。有否定。有承认。有《旧约》中殉教者被净化后的眼泪。”[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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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笑”担当了什么？由自然美、人性美和人情美构成的沈从文小说世界的“微笑”面容，担当了什么？如果不看到这一点，单说沈从文的景物描写如何如何美，人情风俗又如何如何淳朴，就把沈从文小说中的自然和人情看得太简单了。“微笑”背后不仅有一个人连续性的生活史，而且有一个人借助自然和人性、人情的力量来救助自己、纠正自己、发展自己的顽强的生命意志，靠了这样的力量和生命意志，他没有让因屈辱而生的狭隘的自私、仇恨和报复心生长，也是靠了这样的力量和生命意志，他支撑自己应对现实和绝望，同时也靠这样的力量和生命意志，来成就自己“微笑”的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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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笑”的文学对于作者个人有这样的担当，如果把这种担当从作者个人扩大到更广阔的范围呢？沈从文在《题记》里说到“民族复兴大业”，并非只是随便说说的大话，也不是理论的预设，他是从个人的生命经验和文学之间的紧密关联出发而引生这种思想的，这种思想与蕴藏在清新朴实的文字后面的“热情”渗透、交织在一起。由此，我们或许可以理解《题记》最后的话：“我的读者应是有理性，而这点理性便基于对中国现社会变动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各在那里很寂寞的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这作品或者只能给他们一点怀古的幽情，或者只能给他们一次苦笑，或者又将给他们一个噩梦，但同时说不定，也许尚能给他们一种勇气同信心！”[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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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九讲 第四讲 《长河》：“常”与“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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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写作的缘起和出版的周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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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四年，沈从文第一次回到十多年前离别的家乡湘西，这一经历直接导致了《湘行散记》的诞生；回到北平后续写完成了返乡前已经动笔的《边城》，“创造一点纯粹的诗，与生活不相粘附的诗”。[88]这两部作品成为沈从文湘西题材作品的典范，代表了他成熟的风格和个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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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次返乡经历却使他真切意识到，《边城》的世界已经无法“对应”二十年来发生了深刻变化的湘西现实世界，他在凤凰老家给妻子的信里说：“这里一切使我感慨之至。一切皆变了，一切皆不同了，真是使我这出门过久的人很难过的事！”[89]虽然《边城》仍然按照原来的计划写出，写成了“与生活不相粘附的诗”，却也以悲剧性的结局埋下了他的悲哀和伤感；而且，使他“很难过的事”未能写出，这就为他以后对家乡的书写留下了延展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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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一点，他当时就产生了明确的想法，所以在《〈边城〉题记》里，预告似的说：“我并不即此而止，还预备给他们一种对照的机会，将在另外一个作品里，来提到二十年来的内战，使一些首当其冲的农民，性格灵魂被大力所压，失去了原来的朴质，勤俭，和平，正直的型范以后，成了一个什么样子的新东西。他们受横征暴敛以及鸦片烟的毒害，变成了如何穷困与懒惰！我将把这个民族为历史所带走向一个不可知的命运中前进时，一些小人物在变动中的忧患，与由于营养不足所产生的‘活下去’以及‘怎样活下去’的观念和欲望，来作朴素的叙述。我的读者应是有理性，而这点理性便基于对中国现社会变动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各在那里很寂寞的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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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河》最初的酝酿，应该就在此一时期。作品却一直没有写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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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全面爆发后，南下途中，沈从文又一次返乡，在大哥沈云麓沅陵的新家“芸庐”住了几个月，直到一九三八年四月启程去昆明。这一特殊时期短暂的家乡生活，促生了散文集《湘西》和小说《长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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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河》是到昆明两个多月后开始写的。一九三八年七月二十八日，沈从文给还滞留在北平的妻子张兆和写信，告诉说：“我已寄望舒文章十页，下期航信还可寄十页。”这文章，指的就是《长河》。戴望舒时任香港《星岛日报·星座》副刊主编，《长河》从八月七日起在该副刊连载，至十一月十九日，共六十七次，未完。信里，沈从文向妻子谈起这部刚刚开头的作品，“我用的是辰河地方作故事背景，写橘园，以及附属于橘园生活的村民，如何活；如何活不下去，如何变；如何变成另外一种人。预备写六万字”。[91]隔了一天，三十日又写一信，一开头就说：“已夜十一点，我写了《长河》五个页子，写一个乡村秋天的种种。仿佛有各色的树叶落在桌上纸上，有秋天阳光射在纸上。夜已沉静，然而并不沉静。雨很大，打在瓦上和院中竹子上。电闪极白，接着是一个比一个强的炸雷声，在左边右边，各处响着。房子微微震动着。稍微有点疲倦，有点冷，有点原始的恐怖。我想起数千年前人住在洞穴里，睡在洞中一隅听雷声轰响所引起的情绪。同时也想起现代人在另外一种人为的巨雷响声中所引起的情绪。我觉得很感动。唉，人生。这洪大声音，令人对历史感到悲哀，因为它正在重造历史。”[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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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现代”的雷声轰响中，带着对变动中的历史的悲哀，沈从文再次书写乡土，书写一个不同于《边城》的“现实”的湘西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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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落笔的时候，《长河》只是一个中篇的构思，可是写作的过程中发现这个篇幅容纳不了变动时代的历史含量，就打算写成多卷本的长篇。中间隔了一长段时间之后，到一九四二年四月，动手补充修改《长河》第一卷，五月，他在写给沈云麓的信里说：“《长河》已成十三万字，不久可付印。”“《长河》有三十万字，用吕家坪作背景。”（“三十万字”指的是预计全部完成后的字数。）“最近在改《长河》，一连两个礼拜，身心都如崩溃，但一想想，该作品将与一百万或更多读者对面，就不敢不谨慎其事了。”[93]到九月八日，又报告说：“上卷约十四万字，不久或可出版。”[94]事实是，桂林明日社正准备出版《长河》第一卷，没料到十四万字书稿被扣，经重庆、桂林两度审查，各有删削，却仍然不能出版。原因是：“从目下检审制度的原则来衡量它时，作品的忠实，便不免多触忌讳，转容易成为无益之业了。因此作品最先在香港发表，即被删节了一部分，致前后始终不一致。去年重写分章发表时，又有部分篇章不能刊载。到预备在桂林印行送审时，且被检查处认为思想不妥，全部扣留，幸得朋友为辗转交涉，径送重庆复审，重加删节，方能发还付印。”[95]这是一九四三年写的《题记》里面的话，“付印”仍然只是设想。一直到一九四五年一月，昆明文聚社终于出版了这部小说，因此前屡遭删节，出版时只剩十一万字。第六章《大帮船拢码头》的中间，竟印了一行“（被中央宣传部删去一大段）”的字样。《沈从文全集》即据文聚社单行本编入，另外增加了新发现的《〈长河〉自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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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永玉在沈从文去世后曾经非常感慨地谈到《长河》：“写《长河》的时候，从文表叔是四十岁上下年纪吧！为什么浅尝辄止了呢？它该是《战争与和平》那么厚的一部东西的啊！照湘西人本份的看法，这是一本最像湘西人的书，可惜太短。”“写《长河》之后一定出了特别的事，令这位很能集中的人分了心，不能不说是一种损失。真可惜。”[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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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九讲 二、“常”与“变”，生活的完整性与“迷信”及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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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写的是辰河中部吕家坪水码头及其附近小村萝卜溪的人与事，时间是一九三六年秋天。从二十世纪初到这个时间，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动辐射到这偏僻之地，居住在湘西辰河两岸的人的哀乐和悲欢，就和一个更大世界的变动联系在一起，不可能是封闭的时间和空间里的哀乐和悲欢了。从《边城》这个自足世界的时间和空间，到《长河》风吹草动都与外界息息相关的时间和空间，其性质已经显示出非常不同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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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人与地》，就是写三十年来沿河居民生活世界发生变化的大略情形。这里盛产橘柚，陌生人路过橘园，若要买，得到的回答一定是不卖。“入境问俗”，“不卖”和“不许吃”却是两回事，你尽管摘来吃好了：“乡亲，我这橘子卖可不卖，你要吃，尽管吃好了。这水泡泡的东西，你一个人能吃多少？十个八个算什么？你歇歇憩再赶路，天气老早咧。”这样的开篇，先写仲夏橘子开花香馥醉人，九月橘子成熟，随处堆积，如一堆堆火焰；再写让路人管饱吃橘子却不收分文，如此笔致很容易让人产生错觉，以为沈从文又在写他拿手的美丽的自然和淳朴的民风，像《边城》里，过渡人如果抓一把铜钱掷到船板上，老船夫照例一一拾起，追着塞回那人手里。不过这一次，沈从文却想在淳朴的风俗之外，关注另外的问题。所以他紧接着就写，“到把橘子吃饱时，自然同时也明白了‘只许吃不肯卖’的另外一个理由。”原来是橘子太多，不值钱，不好卖。“出橘子地方反买不出橘子，实在说原来是卖不出橘子。有时出产太多，沿河发生了战事，装运不便，又不会用它酿酒，较小不中吃，连小码头都运不去，摘下树后成堆的听它烂掉，也极平常。”[97]战乱影响了橘子的外运，这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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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不那么显而易见的，小说的叙述却非常明确：“大城市里的中产阶级，受了点新教育，都知道橘子对小孩子发育极有补益，因此橘子成为必需品和奢侈品。四两重一枚的橘子，必花一二毛钱方可得到。而且所吃的居多还是远远的从太平洋彼岸美国运来的。中国教科书或别的什么研究报告书，照例就不大提起过中国南几省，有多少地方，出产橘子，品质颜色都很好，远胜过外国橘子园标准出品。专家和商人既都不大把它放在眼里，因此当地橘子的价值，便仅仅比萝卜南瓜稍贵一些。”[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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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或者不以为然，认为叙述中出现这样的话，不过是沈从文这个“乡下人”在城乡对比和城乡对立的情绪中发发牢骚，泄泄怨气。其实不是这么简单。首先，这不是情绪性的；还有，与其说他要表达的是城乡“对比”和“对立”，还不如说他要说的是城和乡之间的紧密关联，是辰河两岸这个偏僻的小地方和大都市、和整个中国的紧密关联。这种关联，即使仅仅表现在可见的物品买卖和价格上，也牵扯到经济、文化和政治等各个方面的影响和作用。沈从文的立场，粗略看起来好像是地方性的，乡土性的，但他不仅是在整个民族国家的广阔视野里看待和思考地方性、乡土性的问题，而且他对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想象，并不与对地方性、乡土性问题的倾心关注相对立，相反，他企望能够在矛盾纠结中清理出内在的一致性。从抗战以来到差不多整个四十年代，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一直盘踞在他的思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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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写这地方的人事。从屈原放逐到此写出《橘颂》两千年来，虽然多少有些改变，却依然不过是随着季节轮换生老病死，一半人在地面上生根，一半人在水面上流转。但是这些年，情形却出现了不一样的变化。这个变化，概而言之，是“现代”来了。“现代”是怎么到了这个地方的呢？从人来看，譬如说，谁家的孩子上进，读书好，考入省立师范学堂，“待到暑假中，儿子穿了白色制服，带了一网篮书报，回到乡下来时，一家大小必对之充满敬畏之忱。母亲每天必为儿子煮两个荷包蛋当早点，培补元气，父亲在儿子面前，话也不敢乱说”。[99]这是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现象，受了一点“现代”教育的儿子，使古老中国的父亲天经地义的“权威”一下子丧失了，反而“敬畏”起有了一点“现代文化资本”的儿子来。这个现象不是偶然的和个别的，在二十世纪中国总体的“现代”进程中，“现代文化资本”令人生畏起敬的优越性，时时处处可以找到佐证。时光进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出现了一个从他的诗篇里能够感受到四季轮转、风吹的方向和麦子的成长的优秀诗人海子，广大贫瘠的乡村找到了它的歌手；可是，你也许想象不到，“据说在家里，他的农民父亲甚至有点儿不敢跟他说话，因为他是一位大学教师”。[100]“现代”的权威，从三十年代的湘西到八十年代的安徽，并没有根本的改变。而儿子呢，“儿子自以为已受新教育，对家中一切自然都不大看得上眼，认为腐败琐碎，在老人面前常常作‘得了够了’摇头神气。……到后在本校或县里作了小学教员，升了校长，或又作了教育局的科员，县党部委员，收入虽不比一个舵手高多少，可是有了‘斯文’身份，而兼点‘官’气”，一来二去，就成了“当地名人”了。既成名人，“思想又新，当然就要‘革命’”。[101]“革命”不出两个公式：一是与有“思想”，又“摩登”，懂“爱情”的新女性发生恋爱或婚姻，是谓家庭革命；二是回乡来要改造社会，于是作代表，办学会，印报纸，发议论……到后梦想的“大时代”终于到来，却压力过猛，末了不出两途，或逃亡，或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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