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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长庚》里检讨“从‘五四’到如今”二十年来文字工具的“误用与滥用”，又要“看看二十年来用文字作工具，使这个民族自信心的生长，有了多少成就。从成就上说，便使我相信，经典的重造，不是不可能的。经典的重造，在体裁上更觉得用小说形式为便利”。“新经典的原则，当从一个崭新观点去建设这个国家有形社会和无形观念。尤其是属于做人的无形观念重要。勇敢与健康，对于更好的‘明天’或‘未来’人类的崇高理想的向往。”“生命的‘意义’，若同样是与愚迷战争，它使用的工具仍离不了文字，这工具的使用方法，值得我们好好的来思索思索。”[161]这其实是在强调文学的根本性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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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话文问题》里，沈从文说伟大作品的产生得期望这样的作者：“即由人类求生的庄严景象出发，因所见甚广，所知甚多，对人生具有深厚同情与悲悯，对个人生命与工作又看得异常庄严，来用宏愿与坚信，完成这种艰难工作，活一世，写一世，到应当死去时，倒下完事。工作的报酬，就是那工作本身；工作的意义，就是他如历史上一切伟大作者同样，用文字故事来给人生作一种说明，说明中表现人类向崇高光明的向往，以及在努力中必然遭遇的挫折。虽荆棘载途，横梗在生活中是庸种极端的愚蠢、迷信、小气、虚伪、懒散、自私……他却凭韧性与牺牲，慢慢接近那个幻想。到接近幻想时，他谅已精尽力竭，快要完了。他本身一生实应当如一篇宏大庄严然而同时又极精美的诗歌。”[162]显然，他是以此自期的，是十分严肃的自我要求和自我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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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不能沦落为商业和政治的雇佣，却必须得有根本性的担当；黑夜仰望苍穹，可见细碎的星子，文学就得如星子，得有光明，哪怕是“细碎的光明”；它得包含“一种永恒，一点力量，一点意志”；[163]它得是未来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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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九讲 五、“美不常住，物有成毁”与“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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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做了个梦，梦见带他到溪边去的四姨坐船从溪里回来了，诗人舅舅在堤上拍手。“一切愿望都神圣庄严，一切梦想都可能会实现。”怀着梦想的孩子，“正睁起一双大眼睛，向虚空看得很远，海上复杂和星空壮丽，既影响我一生，也会影响他将来命运，为这双美丽眼睛，我不免稍稍有点忧愁。因此为他说了个佛经驹那罗王子的故事”。[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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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在《黑魇》里只是极为简略地一提，《青色魇》才完完整整地叙述。阿育王得子，双眼如驹那罗鸟的眼睛一样俊美有神，卜筮为阿育王说“眼无常相”法，它的意思，其实是沈从文要说的意思：“凡美好的都不容易长远存在，具体的且比抽象的还更脆弱。美丽的笑容和动人的歌声，反不如星光虹影持久，这两者又不如某种观念信仰持久。英雄的武功和美人的明艳，欲长远存在，必与诗和宗教情感结合，方有希望。但能否结合，却又出于一种偶然。因人间随时随处，都有异常美好的生命，或事物消失，大多数即无从保存。并非事情本身缺少动人悲剧性，缺少的只是一个艺术家或诗人的情绪，恰巧和这个问题接触。必接触，方见功。这里‘因缘’二字有它的庄严意义。‘信仰’二字也有它的庄严意义。记住这两个名词对人生最庄严的作用，在另外一时，就必然发生应有的作用。”驹那罗王子后来双眼被挖，他自己说“美不常住，物有成毁”，似乎能够接受这样的命运。阿育王为救治儿子双眼，手捧钵盂，向众宣示：“今我将用这一钵出自国中最纯洁女子为同情与爱而流的纯洁眼泪，来一洗驹那罗盲眼。若信仰二字，犹有意义，我儿驹那罗双眼必重睹光明，亦重放光明。若信仰二字，早已失去应有意义，则盲者自盲，佛之钵盂，正同瓦缶，恰合给我儿驹那罗作叫化子乞讨之用！”人天相佑，奇迹重生，全城年青女子，连臂踏歌，终宵欢庆。[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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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还记得，《长河》里夭夭望见红紫色的远山野烧，对老水手说：“好看的都应当长远存在。”老水手叹了一口气，回答说：“夭夭，依我看，好看的总不会长久。”[166]美好的能不能够长远存在，这是沈从文萦绕于心的问题。在时代的剧烈变化和现实的动荡混乱中，这个问题就变得非常突出，非常刺痛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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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无从求解于现实中，则需要“信仰”来把人心落实下来。驹那罗王子的故事，既是“美不常住，物有成毁”的故事，也是“信仰”创造奇迹的故事；它是一个复杂的故事，也是一个单纯的故事。在叙述完这个故事之后，沈从文说，“信仰”，有它永远的意义。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信仰”呢？这当然与眼前的现实密切相关。“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明确而单纯的新的信仰，去实证同样明确而单纯的新的共同愿望。人间缺少的，是一种广博伟大悲悯真诚的爱，用童心重现童心。而当前个人过多的，却是企图用抽象重铸抽象，那种无结果的冒险。社会过多的，却是企图由事实重造事实，那种无情感的世故。情感凝固，冤毒缠绕，以及由之而生的切齿憎恨与相互仇杀。”[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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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为孩子讲这个故事的家庭情境中来，主妇目光仿佛是说：“王子眼睛被恶人弄瞎后，要用美貌女孩子的纯洁眼泪来洗，方可重见光明。现在的人呢，要从勇敢正直的眼光中得救。”讲故事的人补充说：“一个人从美丽温柔眼光中，也能得救！”[168]这当然指的是主妇的眼光。主妇平和、宽厚的性格，照例的沉默与微笑中所包含的同情、容忍、保留、坚韧，当然还有那美丽温柔眼光，至少能够让被社会的大现实和个人痛苦的思考弄得焦头烂额的讲故事人，在家庭的小环境中，轻松安稳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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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九讲 第六讲 时代转折处的“呓语狂言”：一九四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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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种文字材料及其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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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年是沈从文人生命运和事业的分水岭。这个说法当然是正确的；不过这个说法适用于很多经历过那个时代转折的人，包括与沈从文同代的很多作家。历史和社会发生了巨大的、根本性的裂变，个人的命运和事业，大多数只能随着这个巨大的、根本性裂变而发生重要的调整，甚至是根本性的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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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即使很多人都处在分水岭上，沈从文仍然显得非常特殊。他是以精神的极端痛苦和紧张而孤立在分水岭上的，其孤立的程度，在他觉得是唯一的一个；其极端的程度，竟至于发展到“精神失常”和自杀。在一段不算短的时间里，他的精神处在崩溃的边缘，处在崩溃的过程中，甚至可以说，已经崩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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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虎雏编撰的《沈从文年表简编》关于一九四九年的情况有扼要说明：“一月上旬，北京大学贴出一批声讨他的大标语和壁报，同时用壁报转抄郭沫若《斥反动文艺》全文；时隔不久又收到恐吓信，他预感到即使停笔，也必将受到无法忍受的清算。在强烈刺激下陷入空前的孤立感，一月中旬，发展成精神失常。”“九月中下旬，病情渐趋缓和。作《从悲多汶乐曲所得》、《黄昏和午夜》长诗反映这个过程，以及音乐对于自己的特殊作用。但精神上的康复还待漫长岁月，且时有反复。”[169]《沈从文全集·集外文存》在新编集《一个人的自白》的编者说明中说：“至秋冬，病情渐趋平稳。”[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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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九四九年间，沈从文自己留下了各种文字材料，一九九六年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的《从文家书》曾选编了其中的一部分，题为《呓语狂言》。《沈从文全集》的出版，使我们能够看到的这部分内容大为丰富，主要有：（一）书信和零星日记，编入第19卷；（二）自白性文字《一个人的自白》《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政治无所不在》等，编入第27卷；（三）三首长诗，除上文提到的两首，还有作于五月的《第二乐章——第三乐章》，编入第15卷；（四）写在自己著作上的零星杂感，编入第14卷的《艺文题识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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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沿用《从文家书》的命名，把沈从文生病期间的文字称为“呓语狂言”；我们来分析他的“呓语狂言”，特别要注意其中所包含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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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沈从文的“精神失常”，既是外界强大压力刺激的结果，也是他个人精神发展所致。绝不能轻估外界的压力及其罪责，但也不能因此而忽视沈从文自身精神发展的状况，特别是四十年代以来精神上的求索、迷失和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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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精神失常”的“呓语狂言”，到底能够揭示出什么样的自身状况和时代状况？它有什么特殊的价值？“精神失常”其实是个极其模糊的说法，据此我们难以得到任何实质性的认识。他的“精神”状况到底是怎样的？“失常”的“常”是指什么？从哪一种角度看是“精神失常”？如果换一种角度呢？从“呓语狂言”中，是否能够找到对这些问题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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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们不但要注意沈从文精神崩溃的过程，而且还要注意他从崩溃中“恢复”过来的过程。这个“恢复”意义重大，如果没有这个“恢复”，不但沈从文后半生的事业无从谈起，而且也将使得沈从文的精神痛苦和思想坚持失去可以证实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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