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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还记得，《长河》里夭夭望见红紫色的远山野烧，对老水手说：“好看的都应当长远存在。”老水手叹了一口气，回答说：“夭夭，依我看，好看的总不会长久。”[166]美好的能不能够长远存在，这是沈从文萦绕于心的问题。在时代的剧烈变化和现实的动荡混乱中，这个问题就变得非常突出，非常刺痛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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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无从求解于现实中，则需要“信仰”来把人心落实下来。驹那罗王子的故事，既是“美不常住，物有成毁”的故事，也是“信仰”创造奇迹的故事；它是一个复杂的故事，也是一个单纯的故事。在叙述完这个故事之后，沈从文说，“信仰”，有它永远的意义。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信仰”呢？这当然与眼前的现实密切相关。“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明确而单纯的新的信仰，去实证同样明确而单纯的新的共同愿望。人间缺少的，是一种广博伟大悲悯真诚的爱，用童心重现童心。而当前个人过多的，却是企图用抽象重铸抽象，那种无结果的冒险。社会过多的，却是企图由事实重造事实，那种无情感的世故。情感凝固，冤毒缠绕，以及由之而生的切齿憎恨与相互仇杀。”[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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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为孩子讲这个故事的家庭情境中来，主妇目光仿佛是说：“王子眼睛被恶人弄瞎后，要用美貌女孩子的纯洁眼泪来洗，方可重见光明。现在的人呢，要从勇敢正直的眼光中得救。”讲故事的人补充说：“一个人从美丽温柔眼光中，也能得救！”[168]这当然指的是主妇的眼光。主妇平和、宽厚的性格，照例的沉默与微笑中所包含的同情、容忍、保留、坚韧，当然还有那美丽温柔眼光，至少能够让被社会的大现实和个人痛苦的思考弄得焦头烂额的讲故事人，在家庭的小环境中，轻松安稳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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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九讲 第六讲 时代转折处的“呓语狂言”：一九四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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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种文字材料及其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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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年是沈从文人生命运和事业的分水岭。这个说法当然是正确的；不过这个说法适用于很多经历过那个时代转折的人，包括与沈从文同代的很多作家。历史和社会发生了巨大的、根本性的裂变，个人的命运和事业，大多数只能随着这个巨大的、根本性裂变而发生重要的调整，甚至是根本性的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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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即使很多人都处在分水岭上，沈从文仍然显得非常特殊。他是以精神的极端痛苦和紧张而孤立在分水岭上的，其孤立的程度，在他觉得是唯一的一个；其极端的程度，竟至于发展到“精神失常”和自杀。在一段不算短的时间里，他的精神处在崩溃的边缘，处在崩溃的过程中，甚至可以说，已经崩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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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虎雏编撰的《沈从文年表简编》关于一九四九年的情况有扼要说明：“一月上旬，北京大学贴出一批声讨他的大标语和壁报，同时用壁报转抄郭沫若《斥反动文艺》全文；时隔不久又收到恐吓信，他预感到即使停笔，也必将受到无法忍受的清算。在强烈刺激下陷入空前的孤立感，一月中旬，发展成精神失常。”“九月中下旬，病情渐趋缓和。作《从悲多汶乐曲所得》、《黄昏和午夜》长诗反映这个过程，以及音乐对于自己的特殊作用。但精神上的康复还待漫长岁月，且时有反复。”[169]《沈从文全集·集外文存》在新编集《一个人的自白》的编者说明中说：“至秋冬，病情渐趋平稳。”[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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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九四九年间，沈从文自己留下了各种文字材料，一九九六年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的《从文家书》曾选编了其中的一部分，题为《呓语狂言》。《沈从文全集》的出版，使我们能够看到的这部分内容大为丰富，主要有：（一）书信和零星日记，编入第19卷；（二）自白性文字《一个人的自白》《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政治无所不在》等，编入第27卷；（三）三首长诗，除上文提到的两首，还有作于五月的《第二乐章——第三乐章》，编入第15卷；（四）写在自己著作上的零星杂感，编入第14卷的《艺文题识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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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沿用《从文家书》的命名，把沈从文生病期间的文字称为“呓语狂言”；我们来分析他的“呓语狂言”，特别要注意其中所包含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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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沈从文的“精神失常”，既是外界强大压力刺激的结果，也是他个人精神发展所致。绝不能轻估外界的压力及其罪责，但也不能因此而忽视沈从文自身精神发展的状况，特别是四十年代以来精神上的求索、迷失和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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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精神失常”的“呓语狂言”，到底能够揭示出什么样的自身状况和时代状况？它有什么特殊的价值？“精神失常”其实是个极其模糊的说法，据此我们难以得到任何实质性的认识。他的“精神”状况到底是怎样的？“失常”的“常”是指什么？从哪一种角度看是“精神失常”？如果换一种角度呢？从“呓语狂言”中，是否能够找到对这些问题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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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们不但要注意沈从文精神崩溃的过程，而且还要注意他从崩溃中“恢复”过来的过程。这个“恢复”意义重大，如果没有这个“恢复”，不但沈从文后半生的事业无从谈起，而且也将使得沈从文的精神痛苦和思想坚持失去可以证实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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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九讲 二、神经已经发展到“最高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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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仔细看看通常所说的沈从文的“疯狂”，究竟是怎样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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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初《题〈绿魇〉文旁》三段文字的最后一段说：“我应当休息了，神经已发展到一个我能适应的最高点上。我不毁也会疯去。”[171]“最高点”，也即是说，再下去，就要出问题，毁或者疯。沈从文清醒如此。“我应当休息了”，“休息”，指的是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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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二十八日，沈从文应朋友的邀请前往清华园休息调养，在那里过了一个多星期。一月二十九日在复张兆和的信中说：“我很累，实在想休息了，只是为了你，在挣扎下去。我能挣扎到多久，自己也难知道！”[172]一月三十日，在张兆和当日致他的信上，沈从文写了许多批语，其中一段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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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不太痛苦的休息，不用醒，就好了，我说的全无人明白。没有一个朋友肯明白敢明白我并不疯。大家都支吾开去，都怕参预。这算什么，人总得休息，自己收拾自己有什么不妥？学哲学的王逊也不理解，才真是把我当了疯子。我看许多人都在参预谋害，有热闹看。[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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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信批语中另有一段相类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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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隄、曾祺、王逊都完全如女性，不能商量大事，要他设法也不肯。一点不明白我是分分明明检讨一切的结论。我没有前提，只是希望有个不太难堪的结尾。没有人肯明白，都支吾过去。完全在孤立中。孤立而绝望，我本不具有生存的幻望。我应当那么休息了！[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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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段文字相当触目，触目的原因还不在于不承认自己的“疯”，而在于尖利地指出周围的人没有一个“肯明白敢明白”，“都支吾开去”。在此，沈从文把自己跟几乎所有的朋友区别、隔绝开来，区别、隔绝的根据，说白了就是：在社会和历史的大变局中，周围的人都能顺时应变，或者得过且过，而他自己却不能如此，不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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