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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的“呓语狂言”，事隔多年后读来，很有些惊心动魄的效果，也必须给予认真的对待。当时的见证人之一汪曾祺在一九八八年的文章里就认为：“沈先生在精神濒临崩溃的时候，脑子却又异常清楚，所说的一些话常有很大的预见性。四十年前说的话，今天看起来还很准确。”[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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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九讲 六、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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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九四九年的分水岭上，沈从文得向文学告别了。对沈从文，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是他安身立命的事业，奋斗了近三十年，而且打算终生在这个事业上奋斗下去。只要想想他在“疯狂”时向他小说里的人物翠翠诉说，向翠翠亲人般的诉说，就大致能够体会文学写作对于他至要至亲至密的意义。而且，虽然沈从文早就以独特的风格和非凡的成就确立了文学上的重要地位，但对沈从文自己来说，他的抱负仍然没有完全实现，他仍然怀有文学上的“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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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倒回去一年，一九四八年七月三十日，在颐和园霁清轩消夏的沈从文给妻子张兆和写信，叙述当天晚上他和儿子虎虎讨论《湘行散记》：“我说：‘这书里有些文章很年青，到你成大人时，它还像很年青！’他就说：‘那当然的，当然的。’”[205]其间这么有一段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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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虎虎说：“爸爸，人家说什么你是中国托尔斯太。世界上读书人十个中就有一个知道托尔斯太，你的名字可不知道，我想你不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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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是的。我不如这个人。我因为结了婚，有个好太太，接着你们又来了，接着战争也来了，这十多年我都为生活不曾写什么东西。成绩不大好。比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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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要赶赶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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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一定要努力。我正商量姆妈，要好好的来写些。写个一二十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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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一写就那么多？”（或者是因为礼貌关系，不像在你面前时说我吹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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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写就那么多也不难。不过要写得好，难。像安徒生，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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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他的看了七八遍，人都熟了。还是他好。《爱的教育》也好。”[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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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自己作为一个作家的未来，是充满了相当的自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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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没过多久，他即使在“病”中，也仍然十分清醒地意识到，这个文学的未来一下子破碎了：“我‘意志’是什么？我写的全是要不得的，这是人家说的。我写了些什么我也就不知道。”[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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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就在“生病”之前的两个月，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七日，在北京大学的一次座谈会上，沈从文还在为文学的自主性而与人辩驳。这次座谈会是在时代的转折关口讨论“今日文学的方向”，其中论及文学与政治“红绿灯”的关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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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驾车者须受警察指导，他能不顾红绿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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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至］：红绿灯是好东西，不顾红绿灯是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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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如有人要操纵红绿灯，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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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至］：既然要在路上走，就得看红绿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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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也许有人以为不要红绿灯，走得更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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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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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文学自然受政治的限制，但是否能保留一点批评、修正的权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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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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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我的意思是文学是否在接受政治的影响以外，还可以修正政治，是否只是单方面的守规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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