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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名］：自古以来，圣贤从来没有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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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圣贤到处跑，又是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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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一方面有红绿灯的限制，一方面自己还想走路。[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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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谈会后不久，他即认识到这是一个不需要、也不可能再讨论的问题，因为新的时代所要求的文学，不是像他习惯的那样从“思”字出发，而是必须用“信”字起步，也就是说，必须把政治和政治的要求作为一个无可怀疑的前提接受下来，再来进行写作。看清楚了这一点，他就想到，不能不搁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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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年四月，沈从文在精神病院，读到新时代的文学。“昨杨刚来带了几份报纸，可稍知国家近一星期以来的种种发展。读四月二日《人民日报》的副刊，写几个女英雄的事迹，使我感动而且惭愧。写钱正英尤动人。李秀真也极可钦佩。这才是新时代的新人，和都市中知识分子比起来，真如毛泽东说的，城里人实在无用！乡下人远比单纯和健康。同时也看出文学必然和宣传而为一，方能具教育多数意义和效果。比起个人自由主义的用笔方式说来，白羽实有贡献。对人民教育意义上，实有贡献。把我过去对于文学观点完全摧毁了。无保留的摧毁了。搁笔是必然的，必须的。”[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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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可以说，在新的时代里，沈从文的身份不再是一个作家了。但是，“跛者不忘履”，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他常常想到创作，甚至很努力地去尝试着写了一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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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堪玩味的是，在他并未有意识地当作文学而写下的大量文字（主要是书信，还有检讨、交代、旧体诗等）里，反倒保留了比同时期公开发表的文学创作更多的文学性。仅以书信而论，按照惯例可以把书信当作广义的散文，当作文学作品看待；其实仅仅如此远远不够。完全可以把书信就当作书信，不必去攀附散文，从而进一步认识书信这种写作形式在当代中国的特殊文学史意义。在特殊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下，文学作品的公开发表机制往往是意识形态审查和控制的方式，对照五十、六十、七十年代公开发表的散文和同一时期的沈从文书信，我们会强烈感受到一种堪称巨大的反差，感受到书信所表露的思想、情感的“私人性”与时代潮流之间的紧张关系。在特别时期，正是在“私人性”的写作空间里，“私人性”的情感和思想才得以以文字的形式表达和存在，才保留了丰富的心灵消息，文学也正是在这种空间里才得到庇护和伸展，能够对时代风尚有所疏离和拒斥。《沈从文全集》的出版，使得他一九四九年起的大量书信这样一种“潜在”的写作文本集中面世，至少使得那一长时期的文学史变得不像原来那样单调乏味，仅就此而言，便不可以说沈从文的作家生涯到一九四九年就已经结束。书信这种典型的“私人性”写作空间，为通常的文学史所忽视，可是对于特殊时期的文学史有特殊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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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连沈从文的“呓语狂言”，也可以看作是特殊的文学文本，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学价值和文学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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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样的文学价值却并非沈从文的本意和追求，当他决定放弃自觉的文学事业时，他心中岂止是不甘——“有的是少壮和文豪，我大可退出，看看他人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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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九讲 七、恢复，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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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最终从“疯狂”中恢复了过来。恢复过来，意味着什么呢？是不是就此加入“群”中，加入时代潮流中，顺势而动，与众浮沉？简单点说，是不是一个具有清醒的自我意识的“狂人”，当他不再“狂”了，就变成了一个泯灭了自我的庸众中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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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狂人”，我们不妨回头看看鲁迅的《狂人日记》，以及对《狂人日记》的解释。小说前面的文言小序，说“狂人”“所患盖‘迫害狂’之类”，“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210]病好以后，就到一个地方去做小官了。对此有一个比较为大家认可的解释，就是狂人的反抗失败后，他又回到了他反抗的社会结构中，为这个社会体制所同化。如果这个解释是正确的，那就意味着，狂人的“疯狂”是毫无意义的，对社会而言，他的反抗没有作用，完全失败了；对于他自己来说，除了生了一场“病”，也是什么也没有改变，又恢复到正常。这样来看，狂人的“疯狂”其实是白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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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人其实是“超人”式的“精神界之战士”，他的觉醒是从身在其中的世界中脱离出来，独自觉醒；然而，这是一种“尚未经过将自身客体化的‘觉醒’”，处于脱离现实世界的状态，因而这个世界上也就没有了自己的位置，也就无从担负起变革现实世界的责任。因此需要获得再一次觉醒，回到社会中来。日本著名的中国现代文学学者伊藤虎丸针对鲁迅的狂人形象论述道：“获得某些思想和精神，从已往自己身在其中不曾疑惑的精神世界中独立出来，可以说是容易的。比较困难的是，从‘独自觉醒’的骄傲、优越感（常常伴随着自卑感）中被拯救出来，回到这个世界的日常生活中（即成为对世界负有真正自由责任的主体），以不倦的继续战斗的‘物力论’精神，坚持下去，直到生命终了之日为止——这是比较困难的。”因此，“以‘觉醒狂人’的眼光彻底暴露黑暗社会的《狂人日记》这一篇小说，如果从反面看的话，那是一个患被迫害狂的男人被治疗痊愈的过程，也必须看作是作者脱离青年时代，并且获得新的自我的记录”。[211]从鲁迅个人的精神发展来说，通过《狂人日记》，鲁迅为早年所形成的类似于安特来夫式的封闭的孤独的内面世界，打开了一扇向现实和环境开放的门，因而从此获得的新的自我，就是与环境共生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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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现代主义持有强烈批评意识同时又表现出非凡洞见的文学理论家卢卡契，在《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中考察到，病态心理的意义是所有现代主义文学的中心问题，重要的现代主义作家穆齐尔关于他的小说《没有个性的人》的主人公说过这样的话：“我们面对一个简单的选择：一个人或是随波逐流（入境随俗），或是变成一个神经病人。”卢卡契指出，取决于社会和历史条件的不同，每个时期都给病态心理加上新的重点、不同的意义和艺术功能，如果说自然主义对病态心理的兴趣来自美学需要，企图以此逃避日常生活的沉闷和枯燥的话，穆齐尔的话则表明，病态或精神失常已经成了反对社会现实的一种道义上的抗议。鲁迅的狂人也正是以他的狂对他所置身的历史和时代宣战的。然而，卢卡契敏锐地发现：“对于穆齐尔和许多其他现代主义作家来说，病态心理成了他们艺术意图的目标及最终目的。但是在他们的意图深处带着一个固有的双重困难，它来自内在的意识形态。首先缺乏明确性。这种由于转入病态心理而表现出来的抗议，只是抽象的姿态；它对现实的否定只是一般的和概括的，没有具体的批判。这一姿态决不会导致任何成效，只是逃遁到空空荡荡的世界里去。”狂人的失败也正可作如是观。卢卡契接着指出：“在穆齐尔的作品中，作为新类型的意识形态基础的东西——遁入神经失常作为对社会罪恶的反抗——在其他现代主义作家作品中，成为不可变更的人类处境。”[212]就是在这里，鲁迅与卢卡契批判地概括的某种现代主义类型分道扬镳了，他没有让他的狂人坚持他的狂并以此作为空泛的批判之所——在另一个意义上也正是逃避现实之所，而是让他清醒地认识到他的失败，并且进一步从狂中走出来，走进复杂的现实中，从而与他置身的环境恢复有机的联系。回到现实中，然后才能展开可能产生成效的现实行为。鲁迅轻描淡写地交代的狂人的痊愈，不可不谓是意义重大的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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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的恢复，也正是意义重大的新生。恢复不仅仅是恢复了现实生活的一般“理性”，变得“正常”；而且更是从毁灭中重新凝聚起一个新的自我，这个新生的自我能够在新的复杂现实中找到自己的独特位置，进而重新确立安身立命的事业。从表面上看，这个新生的自我与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不像“疯狂”时期那么决绝和激烈了，其实却是更深地切入了现实中，不像“疯狂”时期，处在虽然对立然而却是脱离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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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新生的自我是从精神的崩毁中痛苦地诞生的，唯其经历了崩毁，他的诞生才越发痛苦，而一旦诞生和确立起来，就将是难以动摇的。“它分解了我又重铸我，/已得到一个完全新生！”[213]这样的诗句，不是空话。沈从文的后半生，可为新生证实。他在这个后半生，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从事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研究，绝不是明哲保身的庸俗哲学所理解的人生取舍，这种哲学，看不到极端痛苦的精神崩毁，看不到从崩毁中极端艰难的新生，当然更看不到这个新生自我平凡朴素外表下的生命的安定、丰富和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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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九讲 第七讲 土改家书：从个人困境体认历史传统中的“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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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简单的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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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五日，沈从文随同北京的土改团，启程参加四川农村土地改革。这个团大概有六百多人，先乘火车到汉口，然后分坐两只船到重庆，再分散下乡。沈从文十一月四日到重庆，分在第七团四队，十一月十三日到达产糖的内江县第四区烈士乡驻地。一直到次年二月下旬，土改工作才告结束，到重庆开总结会，再乘船到汉口，换火车回北京，到家里已经是三月上旬。前后四个多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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