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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是的。我不如这个人。我因为结了婚，有个好太太，接着你们又来了，接着战争也来了，这十多年我都为生活不曾写什么东西。成绩不大好。比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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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要赶赶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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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一定要努力。我正商量姆妈，要好好的来写些。写个一二十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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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一写就那么多？”（或者是因为礼貌关系，不像在你面前时说我吹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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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写就那么多也不难。不过要写得好，难。像安徒生，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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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他的看了七八遍，人都熟了。还是他好。《爱的教育》也好。”[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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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自己作为一个作家的未来，是充满了相当的自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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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没过多久，他即使在“病”中，也仍然十分清醒地意识到，这个文学的未来一下子破碎了：“我‘意志’是什么？我写的全是要不得的，这是人家说的。我写了些什么我也就不知道。”[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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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就在“生病”之前的两个月，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七日，在北京大学的一次座谈会上，沈从文还在为文学的自主性而与人辩驳。这次座谈会是在时代的转折关口讨论“今日文学的方向”，其中论及文学与政治“红绿灯”的关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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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驾车者须受警察指导，他能不顾红绿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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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至］：红绿灯是好东西，不顾红绿灯是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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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如有人要操纵红绿灯，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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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至］：既然要在路上走，就得看红绿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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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也许有人以为不要红绿灯，走得更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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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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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文学自然受政治的限制，但是否能保留一点批评、修正的权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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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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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我的意思是文学是否在接受政治的影响以外，还可以修正政治，是否只是单方面的守规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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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名］：这规矩不是那意思。你把他钉上十字架，他无法反抗，但也无法使他真正服从。文学家只有心里有无光明的问题，别无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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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但如何使光明更光明呢？这即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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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名］：自古以来，圣贤从来没有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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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圣贤到处跑，又是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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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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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一方面有红绿灯的限制，一方面自己还想走路。[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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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谈会后不久，他即认识到这是一个不需要、也不可能再讨论的问题，因为新的时代所要求的文学，不是像他习惯的那样从“思”字出发，而是必须用“信”字起步，也就是说，必须把政治和政治的要求作为一个无可怀疑的前提接受下来，再来进行写作。看清楚了这一点，他就想到，不能不搁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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