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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先看“新书”的，可是只看了一会儿；如果说是“目力”不济的原因，那看《史记》也应该存在同样的问题，或许那个《史记》选本的排印比“新书”节省“目力”？但他能够在油灯下“反复来看”，以至“度过长夜”，看来还主要是“情调”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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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怎么就“情调”不符呢？这里的“新书”具体是哪一本或哪几本，不能确指；但这一时期沈从文书信中多次谈到的“新书”，指的就是与当时形势结合紧密的土改文学，范围再大一点，是指符合新政权意识形态要求的新兴文学。书信中多次提到的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虽然是一九四三年发表和出版的，但直到五十年代初期的土改中，仍然是“新时代”文学的标高之作。就在五天前（一月二十日），他还在看赵树理一九四六年出版的《李家庄的变迁》。早在路上乘船时，沈从文就给两个儿子写信说：“你们都欢喜赵树理，看爸爸为你们写出更多的李有才吧。”[223]“我一定要为你们用四川土改事写些东西，和《李有才板话》一样的来为人民翻身好好服点务！”[224]但跟妻子说起自己打算写的东西，却和跟孩子说的不一致：“这些乡村故事是旧的，也是新的，事情旧，问题却新。比李有才故事可能复杂而深刻。”[225]“重看看《李家庄的变迁》，叙事朴质，写事好，写人也好，惟过程不大透，……背景略于表现，……是美中不足处。”[226]后来，当他实际接触到农村土改中的人事，他对孩子的口气也变了：他说，现实中的人事“比赵树理写到的活泼生动”，[227]“有许多事且比你从《暴风骤雨》一书中所见到的曲折动人”；[228]甚至说，“你看的土改小说，提起的事都未免太简单了，在这里一个小小村子中的事情，就有许许多多李有才故事，和别的更重要故事”。[229]而对置身在土改现实中，却忽略现实而去看土改小说的人，他更是不以为然：“年青人却以为村中无一可看，赶回住处去看土改小说，看他人写的短篇。”[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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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说的“新书”，未必就是指赵树理和周立波的作品；如果是其他的土改作品，他大半就更看不上眼了。那么，这些新兴文学为什么就与他“情调”不济呢？他觉得新兴文学有什么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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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去土改途中，船过巫山时，沈从文对两岸自然景观十分动情，他很想能在沿江的小村镇住一段时间，觉得这对他“能用笔极有用”，“因为背景中的雄秀和人事对照，使人事在这个背景中进行，一定会完全成功的。写土改也得要有一个自然背景！”“不知道一切人事的发展，都得有个自然背景相衬，而自然景物也即是作品一部分！”[231]要把大自然的沉静和历史巨变的人事之动结合起来，而在这一点上，即使是赵树理的作品，也不免“背景略于表现”。表面上这似乎是个写法上的问题，其实却关涉如何认识人事、历史巨变在世界中的位置问题，不可不谓大。而根据沈从文自己的经验，自然背景其实远远大于人事变动，哪怕是剧烈的变动。一九五二年一月四日，他参加一个五千人大会，那个会“解决”了一个“大恶霸”，同时还押来约有四百名地主批斗，场面大而且热闹，“实在是历史奇观。人人都若有一种不可解的力量在支配，进行时代所排定的程序”。但是这样的大场面和时代程序如果和自然背景一对照，就产生出“离奇”的情形：“工作完毕，各自散去时，也大都沉默无声，依然在山道上成一道长长的行列，逐渐消失到丘陵竹树间。情形离奇得很，也庄严得很。任何书中都不曾这么描写过。正因为自然背景太安静，每每听得锣鼓声，大都如被土地的平静所吸收，特别是在山道上敲锣打鼓，奇怪得很，总不会如城市中热闹，反而给人以异常沉静感。”[232]沈从文一谈到文学，一谈到自然，往往就“忘乎所以”，他产生这种感受的当时没想到，这种时代巨变“被土地的平静所吸收”的感受，显然超出了意识形态的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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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沈从文不那么“忘乎所以”的时候，他也清醒地意识到他的想法与新兴文学的抵触：“真正农民文学的兴起，可能和小资产阶级文学有个基本不同，即只有故事，绝无风景背景的动人描写。因为自然景物的爱好，实在不是农民感情。也不是工人感情，只是小资感情。将来的新兴农民小说，可能只写故事，不写背景。”他竟然也可以“理智”到从“阶级”来划分文学的不同；但他显然不服气，所以紧接着就说：“对于背景的好处发生爱好，必从比较上见出不同印象，又从乡土爱中有些回复记忆印象，才会成为作者笔下的东西，写来才会有感情。四川人活在图画里，可是却不知用文字来表现，正如本地画家一样，都不善于从自然学习。学习的心理状态如不改善，地方性的文学，也不会壮大的。”[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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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方面，他不满于新兴文学的，是写社会变化没有和历史结合起来。还是在船过巫山时，他写信说：“川江给人印象极生动处是可以和历史上种种结合起来，这里有杜甫，有屈原，有其他种种。特别使我感动是那些保存太古风的山村，和江面上下的帆船，三三五五纤夫在岩石间的走动，一切都是二千年前或一千年前的形式，生活方式变化之少是可以想象的。但是却存在于这个动的世界中。世界正在有计划的改变，而这一切却和水上鱼鸟山上树木，自然相契合如一个整体，存在于这个动的世界中，十分安静，两相对照，如何不使人感动。”[234]沈从文所要求的，并不是简单的历史感，而是对于“常”与“变”的深刻的感情和长远的关心。他说到同来土改的人，“对于那么好的土地，竟若毫无感觉，不惊讶，特别是土地如此肥沃，人民如此穷困，只知道这是过去封建压迫剥削的结果，看不出更深一层一些问题，看不到在这个对照中的社会人事变迁，和变迁中人事最生动活泼的种种。对于这片土地经过土改后三年或十年，是些什么景象，可能又是些什么景象，都无大兴趣烧着心子。换言之，也即不易产生深刻的爱和长远关心”。[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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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根本上，不能和自然结合，不能和历史结合，是因为缺乏“有情”。什么是“有情”？接下来读《史记》，核心感受就是谈这个问题，也是这封信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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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九讲 四、“有情”与“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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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过了李广、窦婴、卫青、霍去病、司马相如诸传，不知不觉间，竟仿佛如同回到了二千年前社会气氛中，和作者时代生活情况中，以及用笔感情中。[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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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沈从文这次读《史记》列传，不仅为作者所写内容吸引，而且为作者本身所吸引，体会、认同作者竟至于“如同回到了……作者时代生活情况中，以及用笔感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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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说接下来就要讲《史记》和它的作者了，但是并不，沈从文笔一荡，说起旧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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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起三十三四年前，也是年底大雪时，到麻阳一个张姓地主家住时，也有一回相同经验。用桐油灯看《列国志》，那个人家主人早不存在了，房子也烧掉多年了，可是家中种种和那次作客的印象，竟异常清晰明朗的重现到这时记忆中。并鼠啮木器声也如同回复到生命里来。[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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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旧事和当下境况的相同处，就是一个人在孤单寂寞的情形中读一本有久远历史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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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这样的旧事有什么意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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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觉地追忆旧事，其实是有意识地追溯个人生命的踪迹，由这样那样的踪迹而显现个人生命的来路。在一天前，也就是一月二十四日，沈从文集中地做了一次追忆。因为是一个人过年，他首先想起三次一个人在湘西辰州过年的情景。这三次，分别在他人生的三个不同阶段上：第一次是二十岁左右，在船上，身边只剩一个铜子，“生命完全单独，和面前一切如游离却融洽”；第二次是一九三四年，回乡看望母亲后往回返，乘小船下行，“生命虽单独，实不单独”。这时的沈从文已经是有名的作家，《边城》已在写作中，旅途中写给新婚妻子的信不久将改写成《湘行散记》而成为他湘西作品的代表作；第三次是抗战爆发后南迁途中，他在大哥的家里过年，同伴玩牌去了，他一个人烤火，想着两个儿子和正在进行的战争。还有两次过年，他在四川内江“用温习旧年来过旧年”时也想起来了：一次是一九二三年到凤凰高枧乡下作客，二十多年后写小说《雪晴》就是根据这次经历。还在当兵的他“当时什么都还不曾写，生命和这些人事景物结合，却燃起一种渺茫希望和理想。正和歌德年青时一样，‘这个得保留下来！’于是在另外一时，即反映到文字中，工作中，成为生命存在一部分”。还有一次也是当兵期间，在保靖，锣鼓喧闹声中，一个人在美孚灯下读书，“看的书似乎是《汉魏丛书》中谈风俗的”。[238]这些遗忘在时间背后又重现在记忆中的年景，连缀起个人生命的线索，这条线索中所贯穿的，是生命的单独和寂寞，以及在单独和寂寞中生长出来的感情和思想。他的文学的来路，也正在于此，由此而奠基和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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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旧事之后，没有什么过渡，直接就说：“换言之，就是寂寞能生长东西，常常是不可思议的！”这是说自己吗？是；但又不仅仅是说自己，个人的经验一下子又归附到一个长远的历史和传统中去，又是没有什么过渡，直接就说：“中国历史一部分，属于情绪一部分的发展史，如从历史人物作较深入分析，我们会明白，它的成长大多就是和寂寞分不开的。”[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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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寂寞”生长“有情”，下面就谈“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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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思想的唯心倾向和有情也分割不开！这种“有情”和“事功”有时合而为一，居多却相对存在，形成一种矛盾的对峙。对人生“有情”，就常常和在社会中“事功”相背斥，易顾此失彼。管晏为事功，屈贾则为有情。因之有情也常是“无能”。现在说，且不免为“无知”！说来似奇怪，可并不奇怪！忽略了这个历史现实，另有所解释，解释得即圆到周至，依然非本来。必肯定不同，再求所以同，才会有结果！[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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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谈“有情”要在与“事功”的矛盾纠结中谈呢？一月二十九日致张兆和信，说：“管仲、晏婴、张良、萧何、卫青、霍去病对国家当时为有功，屈原、贾谊……等等则为有情。或因接近实际工作而增长能力知识，或因不巧而离异间隔，却培育了情感关注。想想思想史上的事情，也就可以明白把有功和有情结合而为一，不是一种简单事情。因为至少在近代科学中，犹未能具体解决这件事。”为什么要把“有情”和“事功”合而为一呢？“政治要求这种结合，且作种种努力，但方法可能还在摸索实验，因为犹未能深一层理会这种功能和情感的差别性。只强调需要，来综合这种‘有情’于当前‘致用’之中，是难望得到结果的。”[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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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明白了，沈从文要谈的不是一个于自己于当前无关的理论问题，而是他自己正遭遇的思想和文学上的困境。政治要求“事功”，要求“致用”，甚至以“事功”和“致用”为标准和尺度，“有情”如果不能达到这个标准，不符合这个尺度，就可能被判为“无能”和“无知”。沈从文认为应该先“肯定不同，再求所以同”，那是把“有情”和“事功”放在平等的位置上，不以一方来衡量、判断，甚至是裁决另一方；但政治未必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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