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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九讲 三、“认识其他生命，实由美术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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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是一九四九年八月由北大国文系转到历史博物馆的。人事关系离开北大后，仍在北大为博物馆专修科兼课，讲授陶瓷史等。一九四八年北大筹备博物馆时，沈从文就全力相助，把个人收藏的许多瓷器、贝叶经等古文物、民间工艺品，以及从云南搜集的全部漆器捐出，并且准备陶瓷史课程，着手编写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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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到历史博物馆，从外在的现实环境考虑，当然是“逼上梁山”；但从他自身来说，也不是没有准备、没有条件的。沈从文三十岁写《从文自传》，那个时候他根本不可能预料自己以后人生命运的转折，但他在那个时候就很自然地写出了自己更年轻的时候（二十一岁以前）对于文物的兴趣，这个兴趣甚至有可能比对文学的兴趣产生得更早。或者更准确地说，沈从文当时并不去区分这种兴趣是对文物的兴趣还是对文学的兴趣，对于他来说，那是无需刻意划分开来的“对于人类智慧光辉的领会”。在“学历史的地方”这一章里，沈从文兴致盎然地回忆起他在统领官身边做小书记的职责：保管整理大量的古书、字画、碑帖、文物，“这份生活实在是我一个转机，使我对于全个历史各时代各方面的光辉，得了一个从容机会去认识，去接近”。[261]讲《从文自传》的时候，我们引过下面这段文字，这里值得再引：“无事可作时，把那些旧画一轴一轴的取出，挂到壁间独自来鉴赏，或翻开《西清古鉴》《薛氏彝器钟鼎款识》这一类书，努力去从文字与形体上认识房中铜器的名称和价值。再去乱翻那些书籍，一部书若不知道作者是什么时代的人时，便去翻《四库提要》。这就是说我从这方面对于这个民族在一段长长的年分中，用一片颜色，一把线，一块青铜或一堆泥土，以及一组文字，加上自己生命作成的种种艺术，皆得了一个初步普遍的认识。由于这点初步知识，使一个以鉴赏人类生活与自然现象为生的乡下人，进而对于人类智慧光辉的领会，发生了极宽泛而深切的兴味。”[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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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年二三月，沈从文在极端的精神痛苦中写了两章自传《一个人的自白》和《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后一篇还特意在标题下加了一行字：“一章自传——一点幻想的发展”，手稿首页旁注：“介于这个与自白中应还有八章。”西南漆器是沈从文在抗战爆发后的昆明时期特别注意和大量搜集的，时间上靠后，他写自传，写了开头的一章，然后跳过中间的八章，径直来写他与西南漆器有关的种种，显见在写作的当时，这部分内容活跃于心，竟至于顾不得顺序而前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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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章自传里，他描述和分析了美术、工艺美术与自己的深切关系。他说，“我有一点习惯，从小时养成，即对于音乐和美术的爱好”，“认识我自己生命，是从音乐而来；认识其他生命，实由美术而起”。“看到小银匠捶制银锁银鱼，一面因事流泪，一面用小钢模敲击花纹。看到小木匠和小媳妇作手艺，我发现了工作成果以外工作者的情绪或紧贴，或游离。并明白一件艺术品的制作，除劳动外还有个更多方面的相互依存关系。而尤其重要的，是这些小市民层生产并供给一个较大市民层的工艺美术，色泽与形体，原料及目的，作用和音乐一样，是一种逐渐浸入寂寞生命中，娱乐我并教育我，和我生命发展严密契合分不开的。”[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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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无从受到严格的美术训练，却发展了爱好和理解，这种爱好和理解“有一点还想特别提出，即爱好的不仅仅是美术，还更爱那个产生动人作品的性格的心，一种真正‘人’的素朴的心”。正因为这种爱好，“到都市上来，工艺美术却扩大了我的眼界，而且爱好与认识，均奠基于综合比较。不仅对制作过程充满兴味，对制作者一颗心，如何融会于作品中，他的勤劳，愿望，热情，以及一点切于实际的打算，全收入我的心胸。一切美术品都包含了那个作者生活挣扎形式，以及心智的尺衡，我理解的也就细而深。为扩大知识范围，到北平来读书用笔，书还不容易断句，笔又呆住于许多不成形观念里无从处分时，北平图书馆（从宣内京师图书馆起始）的美术考古图录，和故宫三殿所有陈列品，于是都成为我真正的教科书。读诵的方法也与人不同，还完全是读那本大书方式，看形态，看发展，并比较看它的常和变，从这三者取得印象，取得知识”。[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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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居云南八年，留心到西南文物中一些为历史和现代学人所忽略的东西，其中主要是漆器，由此“对于西南文化某一面，我却有了些由幻想，到假定，终于得证实的问题”。[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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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回忆：“我在昆明当他的学生的时候，他跟我（以及其他人）谈文学的时候，远不如谈陶瓷，谈漆器，谈刺绣的时候多。他不知从哪里买了那么多少数民族的挑花布。沏了几杯茶，大家就跟着他对着这些挑花图案一起赞叹了一个晚上。有一阵，一上街，就到处搜罗缅漆盒子。……昆明的熟人没有人家里没有沈从文送的这种漆盒。有一次他定睛对一个直径一尺的大漆盒看了很久，抚摸着，说：‘这可以做一个《红黑》杂志的封面！’”汪曾祺甚至由沈从文对文物的感情，转而拟想文物对沈从文的感情：“不管怎么说，在通常意义上，沈先生是改了行了，而且已经是无可挽回了。你希望他‘回来’，他只要动一动步，他的那些丝绸铜铁就会叫起来的：‘沈老，沈老，别走，别走，我们要你！’”[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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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九讲 四、“我为什么始终不离开历史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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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在博物馆的工作和经历，实在说起来——和他自己对文物的热爱分开来说——是非常不“抒情”的。根本上，他是想另创一番事业，而馆中领导甚至更高层的领导，本意却未必是想让他做什么事，所以他受到的是“冷处理”，得不到支持，甚至还要面对打击，也算不上特别出人意料。但他都忍受下来了。直到“文革”结束后，在胡乔木的直接关心下，一九七八年三月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沈从文在历史博物馆待了近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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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始终不离开历史博物馆》里说：“照当时情况说来，工作是比较困难的。首先是我自己史部学底子极差，文物知识也皮毛零碎，图书室又不像样。”沈从文属于研究人员，“研究员主要就是坐办公室看书，或商讨工作计划，谈天，学习文件。没有人考虑到去陈列室，一面学，一面作说明员，从文物与观众两方面研究学习，可望提高认识的”。沈从文与别的研究员不同，“本馆一系列特别展览，我总是主动去作说明员。一面学，一面讲。工作当然比坐办公室谈天、看书为辛苦。可是，知识或基本常识，便越来越落实了。加上入库房工作和图书室整理材料工作，凡派到头上的就干。常识一会通，不多久，情形自然就变化了。有了问题，我起始有了发言权。有些新问题，我慢慢的懂了。再结合文献，对文献中问题，也就懂得深了些，落实了好些，基础踏实些”。“记得当时冬天比较冷，午门楼上穿堂风吹动，经常是在零下十度以下，上面是不许烤火的。”“事实上，我就在午门楼上和两廊转了十年。一切常识就是那么通过实践学来的。有些问题比较专门，而且是国内过去研究中的空白点，也还是从实践学来的。比如说，看了过十万绸缎，又结合文献，我当然懂的就比较落实了。”[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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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库房和陈列室与大量实物进行实际接触，这样一种实践和在实践中的提高，使沈从文得出文物研究必须实物和文献互证，文史研究必须结合文物的见解和主张。虽然早在一九二五年，王国维就在清华研究院的“古史新证”课上，提出了以“地下之新材料”“补正纸上之材料”的“二重证据法”，[268]单纯从理论层面上讲，沈从文的见解和主张并非怎么“新鲜”和“独创”；但是沈从文的见解和主张确是他一己经验的总结，他对理论一向没有多大兴趣，他的结论是从自己的亲身体会中自然得出的。而事实上，他的这种主张和方式也确实和人不同，馆中管业务的领导和一些同事无从理解他整日在库房和陈列室转悠，以至于说他“不安心工作，终日飘飘荡荡”。沈从文对这样的领导很恼火，他在这份申诉材料中质问道：“从一系列特种展和新楼陈列展，他本人对文物学了什么？只有天知道！说我飘飘荡荡不安心工作的也就是他，到我搞出点点成绩，他又有理由说我是‘白专’了。”他相信自己的这种笨方法能够解决很多实际问题，与他的这种方法相比较，博物馆通行的两种研究方式，他以为都不怎么“顶用”：“博物馆还是个新事业，新的研究工作的人实在并不多。老一辈‘玩古董’方式的文物鉴定多不顶用，新一辈从外来洋框框‘考古学’入手的也不顶用，从几年学习工作实践中已看出问题。”[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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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的这种“方法论”上的自信和日常的勤苦工作，促使他对文物研究产生了事业性的抱负：“我同时也抱了一点妄想，即从文物出发，来研究劳动人民成就的‘劳动文化史’、‘物质文化史’，以及劳动人民成就为主的‘新美术史’和‘陶’、‘瓷’、‘丝’、‘漆’，以及金属工艺等等专题发展史。这些工作，在国内，大都可说还是空白点，不易措手。但是从实践出发，条件好，是可望逐一搞清楚的。对此后通史编写，也十分有用。因为若说起‘一切文化成于劳动人民之手’，提法求落实，就得懂史实！”[270]“我为什么始终不离开历史博物馆？”说到底，是因为有这种事业性的抱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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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的工作和抱负所要应对的，却是非常艰苦的条件和干扰不断的环境。五十年代，一次全国博物馆工作会议期间，历史博物馆举行了个“内部浪费展览会”，沈从文陪同外省同行参观，展出的是他买来的“废品”，如花三十元买来的明代白绵纸手抄两大函有关兵事学的著作，花四块钱买来的一整匹暗花绫子，机头上织有“河间府制造”宋体字。意在给他难堪，他却觉得“有趣”。[271]一九五七年，他在给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份材料中说：“其实照目前情况，说‘研究’条件也十分差，那像个研究办法？我在历博办公处连一个固定桌位也没有了，书也没法使用，应当在手边的资料通不能在手边，不让有用生命和重要材料好好结合起来，这方面浪费才真大！却没有一个人明白这是浪费，正如没有人明白这部门工作落后，对于其他部门工作影响一样，好急人！”[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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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在历史博物馆的处境，从这个数字可想而知：到他写《我为什么始终不离开历史博物馆》这份材料的时候，他在这里约十八年，却作过“大小六十多次的检讨”。环境和条件如此不堪，也还是忍受了。倘若当初不选择文物研究而选择一个“作家”的名头，最好也不过如昔日同行；比较起来，沈从文心中自有掂量：“从生活表面看，我可以说‘完全完了，垮了。’什么都说不上了。因为如和一般旧日同行比较，不仅过去老友如丁玲，简直如天上人，即茅盾、郑振铎、巴金、老舍，都正是赫赫烜烜，十分活跃，出国飞来飞去，当成大宾。当时的我呢，天不亮即出门，在北新桥买个烤白薯暖手，坐电车到天安门时，门还不开，即坐下来看天空星月，开了门再进去。晚上回家，有时大雨，即披个破麻袋。我既从来不找他们，即顶头上司郑振铎也没找过，也无羡慕或自觉委屈处。”[273]如果不明白沈从文的事业性抱负和对自己工作意义的坚信，这段话就可能会被当成酸溜溜的牢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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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对文物研究的选择，是在特殊的时代压力下做出的，其中却也包含了他个人孤独的努力和追求。这种孤独的努力和追求之不被理解，更凸现出其坚持的艰难和可贵。在一九五一年九月的一封信里，他写道：“关门时，照例还有些人想多停留停留，到把这些人送走后，独自站在午门城头上，看看暮色四合的北京城风景，百万户人家房屋栉比，房屋下种种存在，种种发展与变化，听到远处无线电播送器的杂乱歌声，和近在眼前太庙松柏林中一声勾里格磔的黄鹂，明白我生命实完全的单独。就此也学习一大课历史，一个平凡的人在不平凡时代中的历史。很有意义。因为明白生命的隔绝，理解之无可望，那么就用这个学习理解‘自己之不可理解’，也正是一种理解。”[274]他的心境，莽莽苍苍中，却特别“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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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九讲 五、一部著作，十七年“离奇”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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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在博物馆三十年，“前十年条件比较便利，文物各部门，大都有机会过手经眼十万八万件”。由于和各类实物的接触，对文物研究中的空白点尤其敏感，“近三十年新出土文物以千万计，且逐日还在不断增加，为中国物质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无比丰富扎实有用资料。一个文物工作者如善于学习，博闻约取，会通运用，显明会把文物研究中的大量空白点，一一加以填补，能取得崭新纪录的”。[275]《曲折十七年》中的这些话，说的其实是他自己的体会，因为心中抱着研究物质文化史的宏愿，所以眼手所及，并不是单独的文物类型，而是文物的“各部门”，而且是“会通运用”。沈从文文物研究的涉猎之广，专题之多，是令人惊讶的。尽管由于环境和条件的极端苛刻的限制，他计划中的很多专题都没有系统地完成，但就是以文字和图像留下来的各类成果，已经相当丰富。从《沈从文全集》的第二十八至三十二卷，可见他在以下这些方面的专门性研究：玉工艺、陶瓷、漆器及螺钿工艺、狮子艺术、唐宋铜镜、扇子应用进展、中国丝绸图案、织绣染缬与服饰、《红楼梦》衣物、龙凤艺术、马的艺术和装备，等等。而他得以系统地完成的，是《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这一巨著，成为中国古代服饰这一专门领域的开创性著作，也是沈从文物质文化史研究的代表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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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四年，周恩来总理提议编一本能够反映民族文化发展和工艺水平的中国古代服装史图书，沈从文承担了这一工作，历史博物馆并调人协助。这种工作虽为“创始开端”，由于沈从文此前的积累，特别是对实物的熟悉，“进展格外迅速，由一九六四年初夏开始，前后不到八个月时间，本书主图二百幅，附图约百种，及说明文字二十余万，样稿就已基本完成”。[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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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重作校核删补，本可望很快出版，却“由于政治大动荡已见出先兆”，拖延下来。“文革”开始后，这份待印图稿就被认为是鼓吹“帝王将相”、提倡“才子佳人”的黑书毒草，沈从文也因此接受审查。“本人虽不久即得到‘解放’，却和全国百十万老年知识分子命运大体相同，接受延长十年的特殊‘教育’，真应了一句老话：‘在劫难逃’。所有个人进行研究工作的图书资料，既在无可奈何情况下，一律当作废纸处理完事，使得我任何工作都无从继续进行。”[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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