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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晚翠文谈新编》，汪曾祺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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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午城门下的沈从文》，陈徒手著，《人有病 天知否：一九四九年后中国文坛纪实》，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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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沈从文年表简编》，沈虎雏编，《沈从文全集》附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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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沈从文传》，凌宇著，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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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凤凰之子·沈从文传》，［美］金介甫著，符家钦译，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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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人性的治疗者”：沈从文传》，吴立昌著，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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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沈从文与丁玲》，李辉著，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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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从边城走向世界》，凌宇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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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沈从文笔下的中国社会与文化》，［美］金介甫著，虞建华、邵华强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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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沈从文小说新论》，刘洪涛著，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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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批判的抒情——沈从文的现实主义》，王德威著，《现代中国小说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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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由启蒙向民间的转向：〈边城〉》，陈思和著，《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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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长河〉中的传媒符码——沈从文的国家想像和现代想像》，吴晓东著，《视界》第12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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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狂人康复的精神历程——1949年后沈从文的心灵线索》，刘志荣著，《潜在写作：1949—1976》，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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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九讲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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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传奇”与“诠释”反面：关于张新颖《沈从文精读》[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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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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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站在“传奇”与“诠释”的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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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昆德拉从朴素的阅读感受出发，抨击泛滥成灾的卡夫卡研究，他用同语反复给这一研究命名：“卡夫卡学是为了把卡夫卡加以卡夫卡学化的论说。用卡夫卡学化的卡夫卡代替卡夫卡。”“卡夫卡学的文章数量上了天文数字，卡夫卡学以无数的变调发展着始终相同的报告，相同的思辨，这种思辨日益独立于作品本身，但是它只靠自己来滋养自己。通过无数的序，跋，笔记，传记和专题论文，学院报告和论文，卡夫卡学生产和维持着它的卡夫卡形象，以至于公众在卡夫卡名下所认识的那个作家不再是卡夫卡而是卡夫卡学化的卡夫卡。”昆德拉一针见血地戳穿了卡夫卡学的本质，这“不是一种文学批评；卡夫卡学是一种诠释。这样一种学问，它只会在卡夫卡的小说中看到隐喻，而无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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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还没有“沈从文学”的说法，但是隐然可见“被阉割的阴影隐去了所有时代中一位最伟大的小说诗人”，[313]情形庶几仿佛：沈从文学的“文章数量上了天文数字”，“以无数的变调发展着始终相同的报告，相同的思辨，这种思辨日益独立于作品本身”，在流行阅读制造的“传奇”和学院论文堆砌的“诠释”中，那个作家不再是沈从文而是“沈从文学化的沈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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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再饶舌了，说清楚一种研究的误区与困境，也就说清楚了这本书诞生的意义。张新颖先生的《沈从文精读》（以下简称《精读》）站在传奇化与诠释性的沈从文研究的反面，不再去比附庞然大物般的种种“隐喻”，不再放任“思辨日益独立于作品本身”，而是“从沈从文来理解沈从文”，用个时髦的说法，如果问这本《精读》提供了什么方法论，那么就在这里。好比沈从文用千千万万坛坛罐罐过眼经手的“常识”来研究文物一般，这不是新鲜的、了不起的“专家知识”，只是最基础、最老老实实的工作，可惜“就目前而言，这个基础工作仍然没有做得很好”。[314]其实最基础、老实的方法往往是最根本、有效的方法，“从沈从文来理解沈从文”得出的作家形象，和传奇化、诠释过的沈从文并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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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沈从文后半生的“转型”，一个老题目，众说纷纭。“反面”理解是，著作等身的文学家被赶到博物馆里作普通讲解员，“总不免有些凄然”。“正面”理解的，以为选择正确，“得其所哉”。两种说法都有道理，但都含着危险：替沈从文的“转型”而感到委屈，可能忘了这个人沉潜于素所爱恋的文物天地中的自得其乐；完全把沈从文的“弃文”作一番充满“浪漫主义”的解说，“理解一偏，恐怕致使对沈从文后半生命运的艰难困苦，对沈从文物质文化史研究的学术严谨性及其价值，估计不足”（234页）。更加重要的问题是，沈从文放弃了一直钟情的文学创作不假，但是对这个人不能做“截断式”的理解，截断的后果，比如感慨时代的风云遽变和压力吞噬了才华横溢的作家，比如在研究作为文学家的沈从文时把他一九四九年以后的经历一笔带过甚或忽略不计，都会造成认识上的偏差。《精读》第八讲《文物研究：后半生与历史文化的长河》就是“回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去，去看他的经历，他的思想，和他的工作”：“每一件文物，都保存着丰富的信息，打开这些信息，就有可能会看到生动活泼之态；而文物和文物，也都不是一个个孤立的东西，它们各自保存的信息打开之后，能够连接、交流、沟通、融会，最终汇合成历史文化的长河，显现人类、劳动和创造能量的生生不息。”（234页）如果我们把文学看作生命流通灌注的体现，那么沈从文“文物研究的着眼点，其实也是他的文学的着眼点”（26页），这个“水边的抒情的诗人”，确然没有离开他所钟爱的历史文化长河。再说那些表露出“思想、情感的‘私人性’与时代潮流之间的紧张关系”的“呓语狂言”，“保留了丰富的心灵信息”，“文学也正是在这种空间里才得到庇护和伸展，能够对时代风尚有所疏离和拒斥”，沈从文一九四九年起的大量书信以“潜在写作”的风貌面世，“至少使得那一长时期的文学史变得不像原来那样单调乏味”，仅此而言，这批书信就不应该被文学史所忽视，“仅此而言，便不可以说沈从文的作家生涯到一九四九年就已经结束”（1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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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关于沈从文的传奇是：这个文学天才连标点符号也不会用而开始写作，以小学文化而成为大家。张新颖通过对《从文自传》的解读而得出“沈从文在离开湘西时已经初步形成的知识文化结构”，这其中已然含蕴、沉潜了自然的千光百汇和生活的日常人事，这无疑是一个人生命经验中丰富而独特的底色；即便用小了一圈的知识概念来衡量，“那也可以说，沈从文领受的人类智慧的光辉是非凡的，这其中，有中国古代的历史和艺术，他把在陈渠珍身边作书记的军部称为‘学历史的地方’；当然有中国古代文学，也有意外碰到的西洋‘说部’；还有刚刚开始接触便产生实际影响的‘新文化’”，《从文自传》早就交代了“一个小兵对人类历史文化知识的孜孜以求和悉心领会”，这些因子奇妙地为未来的历史埋下伏笔。理解了《从文自传》如何“通过对纷繁经验的重新组织和叙述”（45、46页），确立一个区别于他人的自我，如何“得其‘自’而为将来准备好一个自我”，也就领悟了这个人生命的延续性，也就不会再惊诧于他日后的转行或者“截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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