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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狂人的“赴某地候补”，确证沈从文恢复所展示的“意义重大的新生”——这并不是说用鲁迅诠释沈从文，根本在于，“这两个人在文学的深处、思想的深处是特别相通的”，所以张新颖在开篇的《导论》里就说：“我讲沈从文，就有意识把他和鲁迅参照着来讲。”（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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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素来反感“文学概论”或“什么大学的讲义”之类俨然、雍容的本质性规定，“比较自爱的人，一听到这些冠冕堂皇的名目就骇怕了，竭力逃避。逃名，其实是爱名的，逃的是这一团糟的名，不愿意酱在那里面”，[316]他正是依借这一思路去捍卫他所实践的杂文创作：“我以为如果艺术之宫里有这么麻烦的禁令，倒不如不进去；还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摩自己的凝血，觉得若有花纹，也未必不及跟着中国的文士们去陪莎士比亚吃黄油面包之有趣。”[317]鲁迅对“文学本位主义”的揭破，正是要警醒世人潜藏在“严肃的工作”“繁重文学制作”之类背后的权力体系，以及在这种纯文学性的“文艺价值”麻痹之下，遗忘了“生存的血路”。鲁迅对文学经典化、体制化的反思，立意在于艺术、文学一旦“被命名”，往往就容易失去其原有的生命与活力，而杂文的价值正在于“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318]其实更加重要的，是鲁迅在对杂文价值的捍卫中所凸显的那种“不愿意酱在那里面”“倒不如不进去”的逃名、破名的思维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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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知识生产的非观念性与沈从文置身生活世界的文学非常一致。沈从文的文学，“有他自己的关于文学本源的意识和坚持，如果文学背离了这个本源，他会非常痛苦，他的反对商业化和政治化，反对现代规划对文学的规训和宰制，出发点就是这个文学的本源。这个连接着生命的文学本源是一个莽莽苍苍、生机活泼的大世界”（19页）。非观念性格力戒观念的实体化和绝对化，或者说，只有与生活建立了互动关系的观念，才具有知识生产的能动性。这和反对现代的规训和宰制，贴近“莽莽苍苍、生机活泼的大世界”正是一个意思。而这两个人思想与文学深处的相通，正好切中五四以来思维方式的痼疾。海德格尔讨论“一个时代只是因为它是‘历史性的’，才可能是无历史学的”，于是有这样一番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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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取得了统治地位的传统首先与通常都使它所“传下”的东西难于接近，竟至于倒把这些东西掩盖起来了。流传下来的不少范畴和概念本来曾以真切的方式从源始的“源头”汲取出来，传统却赋予承传下来的东西以不言而喻的性质，并堵塞了通达“源头”的道路。传统甚至使我们忘掉了这样的渊源。传统甚至使我们不再领会回溯到渊源的必要性。传统把此在的历史性连根拔除……[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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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不幸，五四以来的思维方式恰可作为上面一段论述的注脚，“这种方式：一是把‘制造’出来的东西说成是‘发现’的东西，从而不言自明地获得了合法性；进而，跟这个相辅相成，它把自己暗含的理论模式和由之生发的理论话语，套到自然的东西上面，把一个理论的东西套到现实的、自然的世界上面”（6页）。这种遮蔽、取缔的力量畅通无阻，强大到排斥任何质疑，而再生产的过程从人为的操作变成自然的心理认同，甚至这一过程在惯性中逐渐被人忽视，遗忘。其结果是，不经反省的名词神话、主义崇拜四处泛滥，这恰是中国现代意识的核心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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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说：“有生活阅历的人绝不容许陷于抽象的非此即彼，而保持其自身于具体事物之中。”[320]鲁迅与沈从文都具备“保持其自身于具体事物之中”的禀赋，也正是这一“绝不容许陷于抽象”的禀赋，能够同“制造”当“发现”、“人为”当“自然”而生产出来的名词拜物教形成对抗。再进一步，“实际的耳闻、目睹、身受的‘亲证’，具体的现象和确实的状况，比抽象空洞的理论、理念、观念重要得多，更准确地说，后者必须在与现实具体情境的摩擦中，产生出经得起检验的有效性”，在沈从文看来，高蹈的对于“现代”理论的依附性，世俗的对于“政治”的依附性，只要“无从与现实经验和个人内心发生深切的关系”，统统不可靠。“沈从文与二十世纪中国”的意义，由此可见一斑。张新颖讨论到这里，又联系起了鲁迅，《破恶声论》中的“伪士当去，迷信可存”，“‘伪士’之所以‘伪’，是其所言正确（且新颖），但其正确性其实依据于多数或外来权威而非依据自己或民族的内心”，“用沈从文的话来说，那就是这种正确性和权威是建立在依附性的基础上的”，“如果我们能够重视青年鲁迅提出的‘白心’的概念，那么几乎就可以说，沈从文正是一个保持和维护着‘白心’思想和感受的作家”（122、123页）。用“白心”来抵抗理念的依附性，用“和痛苦忧患相关”的“深入的体会，深至的爱”去换取经验中“生命的份量”，用一己切肤之痛去验证外在经验——我们一般很少会把鲁迅同沈从文放到同一群体中去讨论，但他们展示的上述种种神合，倒正应该是新文学传统中，乃至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最最值得我们宝爱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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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保持其自身于具体事物之中”，“与现实经验和个人内心发生深切的关系”出发，可以理解很多文学现象。比如对个人主义的认识。沈从文在一九四六年说，只有从“轰炸饥饿”中来，才会“感觉个人未来与国家未来，都可一身担当，都得一身担当。明白个人忧乐与国家荣枯分不开，脱不掉”，[321]这里的个人主义、个体意识的觉醒，与五四时期和今天都不一样。在五四时候，个人主义往往来自书本或西方理论，它作为虚幻的符号组织进民族想象中；而今天的“个人”，正极力撇清与“国家荣枯”的干系。之所以不同，原因无它，就是经受了战时的“轰炸饥饿”，就是经历了与社会现实、个人体验的相互砥砺，沈从文笔下的“个人”，才能完全包容、含纳，甚至穿透民族国家建设、复兴这样的大命题，这些东西完全内在于个人的生命，所以“一身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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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反思五四，返观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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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上文从五四和当代这两个向度来考量“一身担当”的意义所在，通过这个人和他的文学，反思五四新文化的气度与容纳力，返观当代文学创作气血衰败的症结，沈从文对于二十世纪中国的意义，正可以由此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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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行书简》里深情的关注在一条河上生活的各色人物。张新颖是在与新文学中“人的文学”的倡导相比照，来见出差异。“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新文学担当了文化启蒙的责任，新文学作家自觉为启蒙的角色，在他们的‘人的文学’中，先觉者、已经完成启蒙或正在接受启蒙过程中的人、蒙昧的人，似乎处在不同的文化等级序列中。”“但沈从文没有跟从这个模式。他似乎颠倒了启蒙和被启蒙的关系，他的作品的叙述者，和作品中的人物比较起来，并没有处在优越的位置上，相反这个叙述者却常常从那些愚夫愚妇身上受到‘感动’和‘教育’。而沈从文作品的叙述者，常常又是与作者统一的，或者就是同一个人。”“更核心的问题，还不在于沈从文写了别人没有写过的这么一些人，而在于，当这些人出现在沈从文笔下的时候，他们不是作为愚昧落后中国的代表和象征而无言地承受着‘现代性’的批判，他们是以未经‘现代’洗礼的面貌，呈现着他们自然自在的生活和人性。”（71页）他就是这样地敏感于“现代”的规训与宰制。“天道，地道，人道，人道仅居其间，我们却只承认人道，只在人道中看问题，只从人道看自然，自然也就被割裂和缩小为人的对象了。但其实，天地运行不息，山河浩浩荡荡，沈从文的作品看起来精致纤巧，却蕴藏着一个大的世界的丰富信息。”我们把天、地、人的呼应流转割裂得太久太深，这还是一个五四思维方式的后果，人为制造的割裂，掩盖了源头上浑然一体的联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沈从文对一个比人大的世界的感受，与五四以来唯人独尊的观念正相对”（74页）；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沈从文的文学世界，胀破了五四新文学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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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新颖讲一九四〇年代沈从文《黑魇》等八篇散文，是对“充分个人化、内心化的精神状态的‘捕捉性’描述”，但是“这里所说的个人化、内心化，绝不是与社会和外界相隔绝的结果和形式，反而是直接置身和体会纷乱芜杂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并且以一己之心，对这个巨大的社会现实进行考量，与它发生剧烈的摩擦；因此而生的切身的精神痛苦，与在对待世界和现实时抽去了个人和内心的方式，当然不可同日而语”（150、151页）。接下去又讲“这是对自己作为一个作家的工作与民族大业息息相通的关系的认同，是对自己的责任和使命的确证。沈从文所理解的文学艺术，绝不是一个狭隘封闭、无所承担的‘纯’的概念”（159页）。“‘纯’的概念”，这又是一个可以延伸到今天来讨论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下，我们经常被“向内转”与外部世界、形式技巧与社会责任等看似对立的概念所纠缠。其实今天我们劈面遇到的问题在六十余年前的沈从文那里根本不是什么问题，今天我们对“纯文学”的前途如此焦虑不安，正是因为在沈从文那里，那种健康的、良好互动的，甚至互动都谈不上，本来就是浑然一体的联系被人为割裂得太深。我们总是在一种潜在的内部/外部、文学/社会的对立框架中理解文学。画地为牢地将二者作为一种本质主义的实体，而拒绝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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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行书简》是沈从文写给夫人的“三三专利读物”，按眼下流行的说法，这应该是个浓情蜜意的私人空间，“就是在这些因爱而产生的信里面，我们常见的那种儿女情长的私话却是很少的，沈从文写了那么多，不计巨细，细微如船舱底下流水的声音，重大如民族、生命、历史，甚至大到一个比人的世界更大的世界，而当这一切出现在书简里，同样也非常自然。现在我们常常谈到私人空间、个人空间的问题，这样特意地提出来强调，其实是把私人空间、个人空间狭窄化了，与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割裂了。私人空间、个人空间可以有多大呢？私人的爱的空间可以有多大呢？私人性质的写作、个人化写作，它的空间有多大呢？《湘行书简》可以做一个讨论的例子”（79、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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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六年十月，在《作家间需要一种新运动》中，沈从文提出近几年来文坛的“一个特别印象”：“大多数青年作家的文章，都‘差不多’。文章内容差不多，所表现的观念也差不多”，“这种非有独创性不能存在的文学作品上，恰恰见出个一元现象，实在不可理解”，而原因在于作家“缺少独立识见，只知追逐时髦”。[322]在随后的《一封信》中，批评的意图就更加明确了，“我认为一个政治组织固不妨利用文学作它争夺‘政权’的工具，但是一个作家却不必需跟着一个政治家似的奔跑”，而制约文学发展的阻力，具体说来是“政府的裁判”和“另一种‘一尊独占’的趋势”，[323]后者暗指左翼文坛。沈从文的批评被相当一部分左翼作家理解为对革命文学别有用心的攻击，他们告诫沈从文尽管存在着概念化、公式化的作品，但是文学紧跟时代的创作方向是正确而不能改变的，文学必须“走向时代”，“走向生活”。当沈从文面对这样的训斥时，我想他肯定很寂寞。从三十年代被左翼作家围攻，到现在仍然经常有人在强调与政治、现实脱钩的所谓“独立的文学传统”时，把沈从文搬出来，把他的作品描绘成“唯美”、静止、固守一方天地的田园牧歌，有时我们真的没有读懂沈从文。在沈从文那里，在他的“一身担当”和“息息相通”里面，早已建立起一种与社会生活的独特的联结方式，因为有了属于这个人的这种方式，有了这种“文学”的方式，他根本不会在那些缠夹不清的对立中陷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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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这条长流不尽的河，漫溢过文字、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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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这本书的时候，有些个讲不清的感受。比如，开头就说，《精读》是“从沈从文来理解沈从文”，这个评述对象确实对张新颖有巨大的影响；但是也可以从相反的方面考虑，即张新颖理解的沈从文及其文学，与他自己的内心世界有紧密关联，甚至可以说，这里的沈从文有强烈的张新颖的色彩，这就不仅仅是单纯的“影响”了。或者说，解读沈从文给了张新颖正面表述他内心复杂思考与情感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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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些复杂思考与情感。不仅仅关乎文学。当然这是一本从细读出发的文学导读、赏鉴类的书，但里面有更大、更丰富、更沉郁的东西。套用沈从文喜欢的说法，这条长流不尽的河，漫溢过文字、文学……比如生命本源、生活遭际、个人事业，它们以何种方式发生关联，彼此渗透，包融。又如，人在自然、社会现实与历史中的位置及处身方式……这些问题看似虚阔无边，其实对每一个人都有迫切的意义。这些问题我讲不清楚，末了还是抄几段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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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城》这样的作品蕴藏了作者以往的生命经验，是包裹了伤痕的文学，是在困难中的微笑。……“微笑”背后不仅有一个人连续性的生活史，而且有一个人借助自然和人性、人情的力量来救助自己、纠正自己、发展自己的顽强的生命意志，靠了这样的力量和生命意志，他没有让因屈辱而生的狭隘的自私、仇恨和报复心生长，也是靠了这样的力量和生命意志，他支撑自己应对现实和绝望，同时也靠这样的力量和生命意志，来成就自己“微笑”的文学。（1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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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流转如水，逝者如斯；过往的岁月里，人类的劳动、创造和智慧，历经冲刷淘洗之后，仍然得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存留。沈从文的物质文化史研究，是用自己的生命和情感来“还原”各种存留形式的生命和情感，“恢复”它们生动活泼的气息和承启流转的性质，汇入历史文化的长河。“一个人不知疲倦地写着一条河的故事，原因只有一个：他爱家乡。”如斯言，一个人甘受屈辱和艰难，不知疲倦地写着历史文化长河的故事，原因只有一个：他爱这条长河，爱得深沉。（2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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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九讲 在空间和时间中检验理解——评《沈从文九讲》[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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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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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不能把《沈从文九讲》（以下简称《九讲》）归入当今标准的专业化的学术著作。毋宁说，有别于一般的学术专著，《九讲》自始至终有着明确的阅读策略：从沈从文自身来理解沈从文，避免已成定论的种种条款、习语和名词。大概仅这一条就无法合乎强调系统化理论概念及背景勾连的严格西式学术规范。《九讲》对沈从文的理解和接近，的确是相当个人化，甚至可称之为“具体”的：《九讲》的前身是脱胎于课堂讲稿的《沈从文精读》（以下简称《精读》），此课堂也非专门的研究生专题讨论小课，而是为本科生开的原典精读大课，由此决定了这些关于沈从文的阅读和理解，从根本上不属于封闭的研究书斋内封闭的学术生产。人称代词“我们”和“你”等频频出现，潜在地预设了交流和沟通对象的存在，且这些交流和沟通并不限于研究者之间（尽管《九讲》开篇是两个研究者之间的对话，这之间的对话确实富于启示）。《九讲》虽名为“讲”，其本质并非灌输说教性的单人独白（monologue）式的“讲话”。它预设了对话的对象，且这一对话对象，正如沈从文本人一直期许的那样，是普通的年轻读者。而课堂授课这一形式，即是本书所具之体。这是一个在当今学术研究职业化专门化的年代，似易实难、不低的一个态度。其下有着作者隐隐的抱负，或者说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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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说“态度”，是因为作者并非没有专业研究的深厚资质和能力：相反，不仅其之前纯粹意义上的学术著作立论鲜明，细读扎实，见解精谨，极具启发力；而且《精读》——《九讲》中多处开创性的解读视角，也已渐渐为学术共同体所承认并发扬。颇有意味的是，尽管《精读》——《九讲》就严格意义上的舶来学术规范而言是比较“非典型”的作品，在海外汉学界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从知名学术带头人到新晋年轻研究者，无论是部分范围的佐证例证还是整体性的思路框架，论及沈从文时借鉴《精读》种种视角的，不在少数。从这一点上看，可以确证《精读》的学术辐射发散力。然而，这些“成荫之柳”大概从一开始就既未为作者所及，亦不是其抱负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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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在文学研究领域，又尤其是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这一天然极易被种种带意识形态的研究话语所挟持所绑定的场域，对时髦新进的理论名词拜物式应用研究已被奉为主流，或曰西学支流。抛开大多数人云亦云或杵格不合的泛泛之作不论，即使是将当下理论话语与具体历史文本应用结合得较好的研究专著，放到空间里和时间里去看也多少面临着这样一种尴尬和压力：过度依赖各种名词名教，空间上看，有着象牙塔内外的隔绝对立——研究专著的阅读者只可能是由极少数专业研究者组成的学术共同体小圈子，不免隔绝于大众；时间上看，理论话语如同通货，上手可以很快，流通可以很快，但与之相应的，膨胀贬值过时也可以很快。是在这些方面，《精读》——《九讲》的作者有着超出一般研究者的野心、信念和目标：好的阅读研究书写，要能经得起空间和时间的双重检验。《精读》——《九讲》不仅产生并一定程度地服务于必须具有感受共同通约性的对话——课堂交流形式，或许更重要的是，它具有准备接受时间“壁立千仞的冷峻”检验的信念和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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